7月6日，一段直播视频流出。
视频里，余秀华和丈夫杨槠策发生了激烈争吵，争吵过程中，男方把镜头对准了余秀华，故意让观众看到她的丑态。
不久后，余秀华在微博发文，控诉被家暴的经历。
此时距离余秀华晒出甜蜜婚纱照，仅仅过去了两个月。
这场短暂的欢愉，还是以残暴作为终结。
对于个人而言，无论是情感破裂还是遭遇家暴，绝对都是种不幸。
对于大众而言，这起事件和过去几年内发生的诸多被赋予公共价值的娱乐圈事件（比如郑爽代孕事件、吴亦凡事件、王力宏离婚事件）一样，它不仅自带话题性，也为社会议题提供了探讨与反思的空间：
关于家暴，关于恋爱脑，也关于“疯女人”叙事。
或许，它将成为一个契机，有助于大众看清亲密关系与社会舆论中潜在的“陷阱”。
01.
事发后，杨槠策接受了媒体采访，关于“家暴”的问题，他是这么解释的：
“她骂了我家所有人，不止是我女儿。”
“扇巴掌十几下，有轻有重，但还算有分寸。”
“把一个爱她的人逼着动手打人，真的是我一个人的错吗？”
要我说，这番话简直语出惊人，逻辑感人，值得列入“家暴男十大经典语录”。
但不用想也知道，这时候铁定会有人顺着男方的思路，最后得出结论：虽然打人不对，但毕竟余秀华有错在先。
总之，一个巴掌拍不响。
在我看来，除了彰显发言者是个理中客之外，这种“受害者有罪论”根本毫无意义。
是谁规定，受害者必须全然无辜？
又是谁规定，只有道德上毫无瑕疵的圣人才配得到正义？
如果非要无限延伸，对受害者道德审判，不但模糊了问题的焦点，也是在为受害者的“痛苦”添砖加瓦。
更何况，“维护家人的尊严”，真的足以成为暴力的挡箭牌吗？
咱就拿威尔·史密斯掌掴事件来说吧。
奥斯卡颁奖直播现场，威尔·史密斯因不满嘉宾克里斯·洛克对妻子贾达·史密斯的调侃，上台掌掴克里斯，舆论一片哗然。
当时，这一举动引来很多网友真情实感地为他鼓掌，赞美史皇不愧是真男人、护妻狂魔，表示这一下打得好，谁让对方嘴贱。
先不提被冒犯的当事人是贾达·史密斯，理应由她本人做出回应，捍卫自身的尊严。
身为公众人物，他有很多更文明、更有风度的应对手段，包括以调侃作为回击，面对镜头，哪怕爆粗也比动手打人来得得体。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暴力理应受到应有的惩罚——根据美国法律，威尔·史密斯需要承担的后果不仅仅是公开道歉和未来十年内禁止参加学院理事会的活动这么简单。
若非克里斯选择谅解，他大概率将面临被指控的风险。
不得不说，国内的舆论环境对于男性的暴力行为总是略显宽容。
哪怕在唐山打人事件的舆论发酵初期，都有人主动替施暴者开脱：谁让那个女的不识相，人家想加个微信而已，给他不就完事儿了。
也有人很顺滑地代入了男性视角，表示被异性拒绝搭讪是很丢脸的事，所以要找回面子（至于“找回面子＝动手打人”是个什么逻辑，咱也没整明白）。
说来说去，意思是只要受害者乖乖听话，不要拒绝搭讪，那就不会挨打。
但，这无疑是在将暴力合理化，再把责任推给受害者。
既然因为拒绝搭讪或骂人挨打都可以被谅解，那么暴力的触发门槛只会越来越低。
试想，如果你生活在一言不合就可以动手打人而不受外部制约与惩罚的社会，真的会有安全感吗？
恰恰相反，这种充满不确定性的威胁，注定会使女性以及弱势群体的生存空间越来越逼仄。
除了“受害者有罪论”，还有一种说法是余秀华明知对方目的不纯还心甘情愿地上钩，如今被渣男伤害，终究是咎由自取。
按照外界的想象，余秀华和杨槠策是各有所需，谈不上真爱。
二人官宣，连余秀华本人都说，“我和杨槠策谈恋爱，他感觉自己被嫖了”。
行吧，那咱就当两人之间真的存在某种“爱情契约”——男方付出肉体，收获名利，女方付出金钱，收获爱情。
那问题来了，余秀华和杨在一起，难道是图他拳头大，打人狠？
哪怕是逢场作戏，是不是也得有点职业道德，把戏演好呢？
（PS:咱就是说，真心盼望立志于吃软饭的男性朋友都能向《祝你好运，里奥·格兰德》的男主看齐，守住男德底线。）
而且无论余秀华当初是抱着何种目的（事实上，她不抗拒对方蹭热度，甚至希望杨能多搞点钱），至少在感情层面上，余姐可谓问心无愧。
反观杨槠策，在520这天收了别人“520”“1314”的红包，偷偷搞暧昧不说，等到两人起了争执，他二话不说就掐人脖子，差点把对方掐死。
他距离成为“法制咖”，怕不是也就一步之遥。
在男强女弱的传统两性模式中，很少有人会替犯错的女性辩护，说她只是犯了男人都会犯的错。
相反，道德的大棒总是不偏不倚地砸中女性的头顶。
《黄阿丽：风流女子》
更悲哀的是，很多人与其说是怀着同情心，倒不如说是在幸灾乐祸。
先是大胆追爱，被伤害之后又替男方辩护，“他对我很好，只是脾气暴躁”。
按照互联网的舆论风向，余秀华的种种恋爱脑行为已然涉嫌政治不正确。
不知从何时起，“恋爱脑”俨然成了批判女性的利器，亦或是某种原罪。
仿佛只要女性愿意相信男人，主动追逐爱情，那么无论后果如何，都是罪有应得。
正确的路，基本就剩两条：
要么“智者不坠爱河”，要么成为赵盼儿那样时刻保持人间清醒、完美贴合时下女性期许的“独立女性”，否则就不配迎来好的归宿。
至于恋爱脑如宋引章，惨遭周舍虐待、被沈如啄哄骗和玩弄，那妥妥的就是活该。
在一众指责声中，真正的始作俑者则再次获得了隐身的特权。
本来吧，话说到这里，也是时候进入下一个话题了。
万万没想到，杨槠策连夜加戏，放出了一封手写“道谦信”。
信里大致是在说你有文化，你了不起，我配不上你，但咱不能忘本，平时还要多看国学书籍，少看外国文学，还有做人要光明一点，别动不动就抱怨社会。
然后，象征性地道了个歉，“对你说一深（声）对不起”，表示以后还是朋友。
看到这，我莫名有点感动——他明明可以装死，却非要主动向网友展示什么叫“普通却自信”。
他真的，我哭死。
就像每次杨笠说完段子，总会有男的跳出来对号入座，节目效果直接拉满。
拜他所赐，这起家暴事件再次升华，让很多人看清了一点：
即便女性获得了与男性同等的社会地位/名利/物质条件，这些外在条件的赋权能力也相当有限。
她们依然难以在亲密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更不可能像成功男士那样自由地享受爱情的快乐，拥有安全感。
即使才华横溢如余秀华，即使成为“中国的艾米莉·狄金森”，依然配不上一个学识、眼界、名气样样不如她的年轻小伙。
甚至，当二人分手以后，对方还不忘送上最后的礼物：一次免费的爹味说教。
这，大概才是整场风波里最荒诞的部分。
02.
抛开以上争论，我们仍然需要谨慎地看待这起家暴事件。
从旁观者的视角来看，杨槠策有意要把余秀华塑造成一个精神失常、无法自控的“疯女人”，包括在直播中突然把镜头对准蓬头垢面的余秀华，故意说对方尿裤子，是个醉酒的疯子等等。
仔细想想，这套操作是不是多少有点眼熟？
回顾下王力宏离婚事件，李靓蕾曾指出在二人关系存续期间，王力宏对李靓蕾进行了长期的精神虐待和羞辱，对其进行情感操控（gaslight），并向周遭亲友造谣她有精神疾病，意图诋毁其人格。
此外，他还多次更换心理医生，希望找人证明李靓蕾是个“疯子”。
类似的，还有汪小菲发文爆料大S长期服用违禁药，暗示对方精神异常。
最终，大S的妈妈出面澄清了女儿服用的是治疗癫痫和抗压的松弛剂。
诚然，名人的私生活一旦被放置到公共场域中进行讨论，势必有所失真。
针对某些关键细节，双方经常各执一词，互相矛盾。
作为局外人，我们有时难以分辨，更难以保持绝对客观。
保不齐还会碰上反转，最后惨遭打脸。
不过，相比起站队，重点是我们应当意识到以上事件最终都指向“疯女人陷阱”。
汪小菲、王力宏、杨槠策，尽管三人的文化水平、成长背景、阶层各异，但他们拥有相似的特质：冷酷、精明且相当高明，深谙如何才能快速、高效地毁掉女性的公众形象，属实是把互联网给玩明白了。
面对潜在的负面舆论，他们的应对策略是把妻子塑造成“疯女人”，再向公众展示妻子的“疯癫”，贬低其人格，由此，便顺理成章地消解了对方话语的可信度，掌握了话语权。
不得不感叹，在这方面，男性简直是无师自通。
吊诡的是，尽管这种关于“疯女人”的指控看似简单粗暴，却行之有效。
为什么？
一方面，我们的社会中存在根深蒂固的性别刻板印象——男性是理性、有逻辑、讲道理的，女性则偏向感性、情绪化，乃至不可理喻。
“我女朋友又跟我吵架了，每次和她说道理都说不通，咋办？”、“真是受不了我老婆了，老是神经兮兮的，不管我说什么她都不信。”
像这样的抱怨，生活中比比皆是。
大家的第一反应往往不是去怀疑对方话语的真实性，而是劝朋友别和对象较真，能忍则忍，或者干脆跟风吐槽。
另一方面，“疯女人”这一意象宛如盘旋于历史长河中的幽灵，由来已久。
最遥远的，甚至要追溯到希腊神话中的美狄亚——因被丈夫抛弃，陷入癫狂的美狄亚选择杀子复仇。
中世纪时，任何行为出格乃至于稍有异常的女性都可能被教会打成“女巫”，成为猎巫的对象。
整个19世纪，西方医学界发明了“歇斯底里”这个专有名词，用来形容情绪失控的女性，子宫则被认为是这种精神紊乱症状的罪魁祸首。
在叙事者（通常是男性）的口中，“疯女人”以各种各样的面目出现：女巫、怪物、恶魔、淫妇。
直到百年以后，《阁楼上的疯女人》的作者桑德拉·吉尔伯特与苏珊·古芭绕开了父权中心意识，才终于将“疯女人”这一形象从文本中挖掘出来。
书中提到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简·爱》中男主罗切斯特的前妻伯莎。
自从嫁给罗切斯特，伯莎就备受冷落，独自过着寂寞的生活，直至变得疯狂，被丈夫常年关在阁楼里。
罗切斯特毁了伯莎，最后伯莎也点燃了一场大火，毁灭了整个庄园。
《简·爱》中的伯莎
当指针拨至现代，香港娱乐圈里广为流传着各路疯女人的传说。
蓝洁瑛、关淑怡、吴绮莉，这些“疯女人”充当着香港这座空中阁楼内的景观，满足着四方看客们的猎奇心理。
尤其是蓝洁瑛，其苦难与风光，之于向来嗜血的港媒，无疑甜过蜜糖。
再说个让我印象深刻的“疯女人”，《我的天才女友》里的梅丽娜。
剧里，梅丽娜是个年轻寡妇，在丈夫死后，有妇之夫多纳托对她处处多加照拂，毫不避讳他人的眼光。
二人之间的过分亲密，招致了多纳托妻子的愤恨与嫉妒。
两人把对方视作情敌，从语言上的谩骂与侮辱，渐渐升级到肢体冲突，梅丽娜差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幕布之外，街坊们看不到多纳托是如何撒下以爱为名的诱饵，他们只看到一个泼妇和另一个妒妇在互相缠斗、撕扯、咒骂，上演一出出狗血闹剧。
后来，为了避开梅丽娜，多纳托决定举家搬走。
直到此刻，这个全程隐形的男人才终于现身，带着一脸事不关己的漠然，仿佛对妻子不忠、四处留情的人不是他。
此时的背景音，是梅丽娜凄厉、尖锐、悲恸的哀嚎和锅碗瓢盆的碎裂声。
而旁观者的窃窃私语，则为这一幕标上了最好的注脚：
“她完全丧失理智了，可怜的女人。”
于是，一个完美符合世俗意义的“疯女人”就此诞生。
在我看来，这个故事有着超越社会寓言的冷峻，它如此精准地揭露了父权社会的残酷底色。
梅丽娜的哭喊犹如历史的回音，提醒着观众：
“疯女人叙事”的真相从来不是女人的疯狂、失智、不可理喻，而是男人的无情、冷漠、自私。
无论是影视文学，亦或现实，“疯女人”从来都是人为塑造的意象和形象。
“疯女人”的背后是性别暴力，是结构性的不公，是父权社会与大众舆论的共谋。
因此，退一万步说，就算她真的疯了，也是被逼疯的。
03.
让我们再度回归问题的原点——
从古至今，人类社会为何致力于制造“疯女人”？
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因为“疯女人”的存在本身即是父权社会的不可控因素，好比程序运行过程中出现的“bug”，权力上位者自然对此感到恐惧和不安。
为此，他们不遗余力地污名化“疯女人”，遏制女性的发声，打压女性的权利，试图将其推入“正常人”与“疯子”之间的那条暗河里。
所以，反过来说，社会不断制造疯女人的行为本身即构成了惩罚，以及警告——如果你不想社死，那么最好乖乖听话。
最好的例子，就是一夜之间从“美国甜心”、“流行天后”堕落成“疯婆子”、“疯女人”的布兰妮。
2007年，布兰妮经历了离婚、产后忧郁症、被法院剥夺抚养权等一系列打击，处境相当艰难。
但就因为偶然的情绪失控，悲剧演变成了舆论的狂欢。
而这些永无止境的负面舆论，正是社会施予的惩罚。
对于反复上演的“疯女人”悲剧，我们并未无可作为。
一方面，我们需要多加留心，识别出叙事者精心布下的陷阱。
每当类似的事件发生，别急着吃瓜，而是更多地倾听女性的声音。
另一方面，我们应该争取破除父权社会对于“疯女人”定义的垄断，从而摆脱对于女性的污名化。
对此，我想说，“疯女人”本就不该被视作全然负面的存在。
某种程度上，“疯女人”是隐忍、温顺、温柔的传统女性形象的反面，也是被压抑、不被允许存在的自我，“在每个温顺善良的女性背后，都或多或少拖着一个癫狂的影子。”（《阁楼上的疯女人》）
“疯”的背后是愤怒，是打破禁忌，是超出男性掌控之外的力量，更是一种夺回话语权的尝试。
说到这，我想到了一篇有关杨笠的文章——
“如果说脱口秀中仍体现着酒神精神：一种打破日常的禁忌和规范，释放本我回归自然的狂欢。那么我认为，我们喜剧的世界终于迎来了「女酒神」。她挥动的就是「冒犯」的魔法棒，有一些人接受快乐的恩赐，另一些人当然要接受羞辱的惩罚。”
为何杨笠会招致如此多的争议，尤其深受诸多直男排斥？
原因在于，她不是男性的评判体系中的“好女人”，因为她敢于冒犯，敢于替其他女同胞说出压抑已久的心声。
而在家暴案发生之前，很多人一直看余秀华不爽——一个女人，怎么能公开表达对于性的渴望呢？羞不羞耻？要不要脸？
类似的话，杨槠策在直播时同样说过：
“你这个嘴太贱了，难怪别人骂你是女流氓呢。”
不应该爆粗口，不应该贪图男色，更不应该坦诚地表露欲望。
最关键的是，绝不允许冒犯主流社会的意志与男性的尊严。
这些条条框框，构成了施加于女性的隐性“暴力”。
幸好，余秀华从未放弃与主流意志相背离的一面。
她在成名作《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中展现了无比热烈的情欲与生命力，同时彰显了自我的主体性：
“其实，睡你和被你睡是差不多的，无非是两具肉体碰撞的力，无非是这力催开的花朵，让我们误以为春天被重新打开。”
余秀华诗歌研讨会上，别的男作家忙着侃侃而谈，再看看她，正一门心思地撩旁边的男作家，笑得满面春风。
轮到她发言，她不光直言说研讨会没必要开，就连“中国的艾米莉·狄金森”的光环，她也无意接受，“我余秀华是独一无二的”；
成名以后，她做了许多农村妇女一辈子都不敢想的事——不顾父母的反对，她执意和丈夫离婚。
最后，她成功摆脱无爱的婚姻，用版税赎回了自由之身；
除了在诗歌的世界里尽情地追逐着“性”与“爱”，她还公开向李健表白，大放豪言说自己是“这个世界的情妇”；
被人批判她写的诗是荡妇体，她照样无所畏惧：“管他呢，我就是荡妇，你怎么着吧。”
如果说疯，意味着违背主流，意味着对于欲望的坦诚，意味着叛逆与拒绝臣服，意味着成为像杨笠、黄阿丽、余秀华这样真实、大胆、自由的女人。
那么疯一点，真的没什么不好的。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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