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给黄炎培等人敬酒
前言毛主席和黄炎培都是爱书之人，两人相交甚深。毛主席总是称黄炎培为“黄任老”，以示对他的尊重之意。
听说黄炎培有《王羲之真迹》，毛主席一直有借来一阅的想法，怎奈国事繁忙，一直没有机会……
尹荆山：他也太小家子气了1959年，毛主席辞去了国家主席的职务，虽然还是非常繁忙，但是负担比以前要少一些，时间也就宽裕了一些。利用这些时间，毛主席看看书、学习学习，作两首诗，练练字……
毛主席的书法
说到练字，毛主席想起了黄炎培珍藏的《王羲之真迹》，便特意向黄炎培借来观摩，两个人讲好，这本真迹借一个月，到时奉还。
在借到书的那一个月里，只要工作稍有间隙，毛主席便拿出《王羲之真迹》，翻开来，对照练习。
与一般人的对照练习不同，毛主席并不是照着模仿，而是取其所长，摹其神韵，将其转化成自己的风格。每当练习到高兴的时候，饭都不吃。卫士一遍一遍地热饭，却又一遍一遍地放凉。
也许是感觉到这本真迹太过珍贵，黄炎培担心有失，刚刚出借一个星期，便给毛主席打来电话，询问真迹的情况。
在黄炎培拨通电话的时候，毛主席伏在书桌上研究真迹，突然听到电话响起，毛主席拿起话筒，在话筒那边传来了黄炎培询问真迹的情况。毛主席语气平和地说：“不是讲好借一个月的吗？我正在看呢。”
毛主席和黄炎培在一起
听到毛主席语气和善，黄炎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对对对，对对对。”
黄炎培还想说些什么，却在话筒里传来了毛主席卫士的声音：“主席，该吃饭了。”想到毛主席吃饭没有规律，黄炎培也没有多说什么，嘱咐毛主席要好好吃饭后，便挂断了电话。
卫士尹荆山一边说着，一边把饭菜给毛主席摆好。并给毛主席沏了一杯茶。毛主席头也没抬，只是“嗯”了一声，便继续全神贯注地研究起《王羲之真迹》来了。
看到毛主席拿着吃饭用的筷子，在字帖上划来划去，饭菜却一口没吃，尹荆山提示道：“主席，快吃吧，再不吃，饭菜就凉了。”
听到尹荆山催促，毛主席嘴里答应着“就吃，就吃”，口里却是没有要放下字帖的意思，还在用筷子划着。好不容易放下字帖，动筷子了，眼睛却依旧舍不得离开字帖，一直盯着看。
这段时间，尹荆山看得出来，毛主席是真的喜欢这本《王羲之真迹》，只要他有时间，必定要翻开来，看一看，研究研究，划一划，感受感受。
王羲之字帖
又过了两个星期，在毛主席正在研究字帖的时候，尹荆山想起了黄炎培打电话来询问字帖的事情，便轻轻地走到毛主席面前，说：“主席，黄炎培那边又来了两次电话，问主席还看字帖不了？”
听了尹荆山的话，毛主席停下了思绪，把正在晃动的头转向尹荆山，说：“怎么又来催呢？讲好的一个月，我数着呢，还有7天呀。”
听到毛主席这样说，尹荆山有些不悦地说：“他也真是的，也太小家子气了吧，跟主席讨债似的，没深没浅！”
毛主席摇了摇头，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点上，抽了两口，说：“不能这样说哦，任之先生不够朋友够英雄。一个月到了，我不还，那是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就催讨，他失信，谁失信都不好。”
很快，一个星期便过去了，到了还字帖的最后一天。毛主席小心翼翼地把《王羲之真迹》擦了一遍，轻轻地合上，交给尹荆山，说：“送去吧，今天必须要送还给黄任老！”
黄炎培的手迹
尹荆山没有着急去接毛主席递过来的《王羲之真迹》，而是说：“主席，我已经打电话给黄老了。他说主席如果还在看，就尽管看，不用着急还，没关系的。”毛主席摆了摆手，说：“讲好的借一个月，就是一个月。有借有还，再借不难。零点前必须要给黄任老送到！”
按照毛主席的嘱托，工作人员将《王羲之真迹》如期送到黄炎培的手上。收到真迹后，黄炎培因催讨感到不好意思，便说:“主席爱看，那就让他多看几天嘛。”工作人员说:“黄老，主席说了，好借好还，再借不难。”
听了工作人员的话，黄炎培笑了起来，工作人员也笑了起来。想到和毛主席的认识，黄炎培十分感慨，仿佛就在昨日。
黄炎培：我有一个疑问那是1945年的夏天，为了恢复陷于停顿中的国共和谈，黄炎培与五名参政员，一起飞到延安。
毛主席与黄炎培在交谈
7月1日，毛主席亲自率领着在延安的朱德、周恩来等几乎所有的中共高层领导，在延安机场迎接黄炎培一行，对他们的到来，表示了最热烈的欢迎。
在延安的日子里，黄炎培等人和毛主席等人进行了三次会谈，共计十多个小时。在会谈过程中，双方形成了《延安会谈记录》，包括了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从速召开政治会议”等重大内容。
7月4日下午，毛主席和黄炎培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会谈，两人谈古论今，畅所欲言。
熟谙历史，又有丰富阅历的黄炎培，在亲身感受了延安的清新气象时，心中非常兴奋。兴奋之余，黄炎培又产生了一个疑虑，那就是中国的历史有一种可怕的周期率，一种使人堕落、使物变质、使时间逆转的无形的支配力。
想到在《西行漫记》《毛泽东自传》看到的毛主席，与现实中的毛主席对比，黄炎培感觉到一见如故，毛主席也是这种感觉。
毛主席
见到黄炎培后，毛主席说：“任之先生，这几天通过你的所见所闻，感觉如何？”黄炎培望着眼前的毛主席，肝胆相照地说：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政党、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都没有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起之时，都是艰难困苦，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力求从万死中求得一生，因而无不显得生气勃勃、气象一新。及至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变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也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或政怠宦成，或人亡政息，或求荣取辱，总之没有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国民党初起时，不也是一个万众瞩目的革命政党嘛！共产党会不会重蹈前人的覆辙？希望贵党能够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的支配。”
听完黄炎培的话后，毛主席略加思考，坦然地说：
“正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富贵不佐三代’，也包含了先生你讲的这些道理。我们共产党，已经找到了新路，能够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听了毛主席的话，黄炎培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不断地点着头，表示赞同毛主席的话。
毛主席在延安邀请黄炎培（右一）等人便餐交谈
在延安，让黄炎培感动的是，这里“只见公仆不见官”：“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叫花子，六没有小老婆，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在重庆也有一个“十”，那便是：“一句真话不讲，两面做人不羞，三民主义不顾，四处开会不绝，五院兼职不少，六法全书不问，七情感应不灵，八圈麻将不够，九流三教不拒，十目所视不怕。”
黄炎培曾说过，延安的风气与重庆截然不同，说起来，延安和重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巨大的反差。
回到重庆后，黄炎培的脑海里一直出现着在延安的那五天。在那五天里，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让黄炎培激动、感动。
黄炎培
8月10日，黄炎培在重庆出版了自己著述的《延安归来》。在这本书中，详细记述了被称作“黄氏周期率”的黄、毛对话。黄炎培写到：
“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贵的精神，倒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追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
有朋友看到黄炎培后，劝阻他不要著书立说为共产党宣传，以免遭受到国民党政府加给他的人身危险。对此，黄炎培说：“我只是用朴素的写真笔法写出所见所闻所谈，决不加以渲染。共产党确实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事实胜于雄辩，我黄炎培不作违心之论。”
这一年，黄炎培67岁。
延安之行，对黄炎培的精神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给他带来了一生的转折。然而这种转折，也是有巨大代价的。
黄竞武
1946年1月26日，就在黄炎培在政协开会的时候，国民党特务闯入黄炎培在重庆张家花园的家中，此时的黄炎培夫人姚维钧正怀着八个月的孩子，受到了惊吓，给她带了不小的痛苦。
这种厄运，只是开始。1949年初，黄炎培的二儿子黄竞武被特务抓走，投进了监狱当中。
毛主席得知黄竞武被抓后，非常震惊，立即指示周恩来和李克农，不惜一切代价对黄竞武进行营救。然而特务在将黄竞武的腿打断后，也没有得到黄竞武口中的机密，只好下令将他活埋。听到消息的毛主席，当即指示周恩来，到黄炎培家中慰问。
2月，黄炎培从上海逃到香港，又辗转来到北平。
周恩来：我们邀请您出来，是做事的1949年3月25日，黄炎培在北京的西苑机场，站在人群当中，欢迎毛主席等中共中央领导。
毛主席与黄炎培（右四）等人在西苑机场的合影
当天晚上，毛主席等中共的领导同志们和社会各界人士共同赴宴。在宴席上，毛主席和社会各界人士相谈甚欢，黄炎培也在受邀之列。说起来，这也是分别四年后，黄炎培和毛主席的再次重逢。
宴会结束后，毛主席乘车前往香山，住进香山的双清别墅。3月26日，毛主席决定，第一个邀请黄炎培来双清别墅聊天。
当天，毛主席和黄炎培聊了很多，内容上涉及了重大的建国方略。同时，毛主席也坦诚了许多重要的建国方针，以及对黄炎培将来的角色设想等等方面。
考虑到黄炎培在上海的关系，和在实业家中的影响，毛主席对黄炎培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希望他能出来为国家工作。
说到黄炎培在实业家中的影响，就不能不提到黄炎培的出身。
青年时期的黄炎培
1878年10月1日，黄炎培出生在今上海市川沙镇的内史第。这座宅院的原主人是清朝内阁中书沈树镛。因此，内史第也叫作沈家大院。在这个大院里，前后有三个名人家户居住，分别是出生在这里的黄炎培，出生在这里的宋氏三姐妹，以及居住在这里的胡适。
黄炎培的父亲黄叔才，便是清朝内阁中书沈树镛的外甥。黄炎培是和母亲一起居住在沈家大院的。沈树镛，不仅是高官，还是一位饱学之士和书画鉴赏与收藏名家。而沈树镛收藏的许多孤本藏书，对黄炎培的影响非常大。
黄炎培钟情兴办学校，桃李满天下。张闻天、徐特立、钱昌照、华罗庚等许多社会知名人士，都是他的门生，就连蒋介石的两个儿子蒋经国、蒋纬国，也曾在黄炎培的学校受教。他创建的浦东中学，是与南开中学齐名的一所学校。
在办学过程中，黄炎培非常善于筹款，得到了许多人的捐助。但是，黄炎培从来也不会把这些捐助据为己有，也不挪用乱用，他甚至都不领工资，只拿一些生活费。
在社会交往中，黄炎培和孙中山、宋庆龄、廖仲恺、冯玉祥是朋友，又同张謇、康有为等人私交良好，还与无锡荣家兄弟、胡厥文为首的上海迁川实业家、浦东穆偶初、上海刘靖基、南京刘国钧、天津李烛尘以及四川民生轮船的卢作浮等人，都有着多年的交情。他还靠发行股票和社会集资等方式，主持修建了上海浦东的第一条铁路。
黄炎培和周恩来在一起
辛亥革命之后，声望颇高的黄炎培，也成为了各派争相拉拢的对象。为此，两次拒绝出任政府的教育总长。让袁世凯非常不悦，说他“与官不做，遇事生风”。不愿做官这件事，也成了黄炎培心里的一堵墙，没有人可以说服。
本着为国选才的原则，毛主席非常希望黄炎培能够出来，做新中国民营经济的牵头人，利用黄炎培的在实业家中的影响力，向民营实业家传递共产党的声音，为新中国的建设服务。
后来，周恩来又两次邀请黄炎培出来做事。在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真诚邀请下，黄炎培以72岁的高龄，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对此，黄炎培解释说：“我现在是做事，是为人民做事，不是为个人做官。”
此后，毛主席经常向黄炎培咨询有关政策。由于毛主席是在夜里工作的，所以有时候为了向黄炎培咨询，毛主席不得已把黄炎培从睡梦中唤醒。
黄炎培也从不生气，只要是毛主席叫，他便前往中南海，和毛主席交谈。对此，黄炎培特意向夫人姚维钧交代，任何时候毛主席或其他中央领导来请，都不得延误。
毛主席与黄炎培等人的合影
有时候，从毛主席那里回来，已经是深夜了，但是黄炎培由于谈得高兴，兴奋得睡不着，便伏案疾书。
当然，也不是每件事情都会面谈，许多事情也是通过电话和书信交流的。据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黄炎培每个月都会给毛主席写两三封信，有的信有几千字，有的信却是简单的问候，一共有一百多封。
毛主席写给黄炎培的信也有60多封，有的几百字，也有的百十来字；有的是关于国家的重要决策，有的是嘘寒问暖的关怀。
在这些信件里，流露出的，皆是两人的真情，有的意见相同，有的意见不一致，但都是相互商量的语气，决不强加于人。
在抗美援朝的决策定下来后，对于部队以什么样的名义参战，大家的意见不一致。如果部队的名称定不好，就容易造成名不正，言不顺的结果，言不顺，则事不成。因此，大家十分犯愁。
黄炎培的旧照
对此，黄炎培提出以“志愿军”命名，毛主席认为这个名字非常好，在讨论的时候，大家也都赞成。于是，就以“中国人民志愿军”作为了抗美朝鲜参战部队的名字。
1952年，黄炎培到南方视察。
在经过南京的时候，陈毅邀请赴宴。宴会上，陈毅特地以茅台酒招待黄炎培。陈毅给黄炎培满了一杯茅台酒，又给自己斟满，感慨地说：“当年在延安，读任之先生《茅台》一诗时，十分感动。在那个艰难的年代，能为共产党说话的，空谷足音，能有几人！”
1963年，黄炎培到上海视察了川沙的毛巾纺织工业。随后，他给纺织部副部长荣毅仁写了一封信。在信中，黄炎培写道：
“上海川沙是我国毛巾生产的发源地，但到目前还是原始的手工生产方式，要改变这一落后面貌。”
黄炎培在杭州的留影
不久后，纺织部便拨出了一批自动织机，装备到川沙的各纺织厂，使川沙的毛巾工业设备从木机、铁机时代，一步跨越到自动织机时代。此后，这里的毛巾，在品种、质量和产量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和发展。
晚年，黄炎培曾申请加入共产党，中央收到黄炎培的入党申请材料后，认为他在党外比在党内作用更大，在和黄炎培解释后，没有批准他的入党申请。
1964年2月13日，这一天是春节，毛主席召集了党内和民主党派部分领导人，到人民大会党北京厅举行新春座谈并共进晚餐。年已86岁高龄的黄炎培，受邀参加了这次座谈会。
在座谈会上，黄炎培因耳障，毛主席说的有些话，没能听清楚。几天后，黄炎培特意拜访了章士钊，把没听清的部分进行了核对，直到记录无误后，才回到家里。
黄炎培与家人合影
1965年12月21日，黄炎培在北京病逝，享年87岁。黄炎培去世后，他的骨灰和夫人姚维钧的骨灰，一起安放在北京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中。
这是党和国家，对黄炎培为新中国付出毕生精力做事的高度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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