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亡惨重的汉军
汉武帝在晚年所下的《罪己诏》，真正名字为《轮台诏》，于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所下，汉武帝在两年后去世。很多人都对这个罪己诏津津乐道，认为是汉武帝对自己一生穷兵黩武的反思，后世不少皇帝都喜欢效仿这个形式也发一个罪己诏。
然而，《轮台诏》的真正目的，历史学者众说纷纭。传统观点认为，“轮台罪己诏”意味着刘彻对自己的扩张政策感到悔恨，标志着西汉治国路线由“尚功”调整为“守文”，古代史学家班固、司马光都是这个观点的代表。但是当代的某些观点指出，《轮台诏》实际上只是针对匈奴和西域的具体政策的反思，将其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是一种夸大。
伤亡惨重的汉军
罪己诏的起因：李广利伤亡重大的两次用兵
汉武帝一生英名神武，北逐匈奴，南收闽越，极大扩展了汉朝的版图。然而汉武帝的晚年却是昏招不断，尤其是征和二年（前91年）闹出的“巫蛊之祸”，导致长安城陷入混战，死者数万，并且逼死了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
与此同时，汉朝征发匈奴和西域的重任，交给了外戚李广利，连续几次战争都损失惨重。在《轮台诏》中，汉武帝就指出了李广利两次伤亡巨大的出兵：
公元前104-101年，李广利两度出征大宛，汉军因长途补给困难，一度遭到严重挫折。虽然汉朝最终征服了大宛国，获取了汗血宝马，但十几万汉军因饥渴死亡过半。
公元前90年，李广利率七万汉军远征匈奴。战争期间，丞相刘屈氂因巫蛊事件被杀，株连到了李广利的家眷。李广利希望立功赎罪，冒险深入匈奴腹地，导致军心不稳。结果，李广利的昏庸指挥下令七万汉军被匈奴全歼，造成汉武帝时期最大的一次惨败。
《轮台诏》中，处处体现了汉武帝对这两次惨重损失的悔恨，“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因此，汉武帝下诏罢停对轮台的屯田：“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忧民也，今朕不忍闻。”
戍守边塞的汉军
汉武帝后悔对匈奴的用兵了吗？
如果说，汉武帝因为区区一个无能李广利，就要彻底反思自己一生的政策，那就把事情想得太肤浅了。
即使是《轮台诏》，汉武帝也只是要求“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随后就指出“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继续要求各地积极加强武备，勤修马政，根本没有让汉朝军事力量松懈下来的意思。
从历史角度看，汉武帝晚年确实暂停了匈奴的征讨，但这只能说是受到严重损失后的恢复期。汉武帝后期的频繁战争，不光是人力损失，战马的消耗格外严重，数十万战马的损失令汉朝可用战马几乎一空。在这种情况下，也根本谈不上继续对匈奴的用兵，只能通过驯养逐步增加战马数量。
事实上，十七年后的公元前72年，汉宣帝再次发起对匈奴的大规模攻势，一次就出动骑兵二十万。这个巨大动员能力，正是汉武帝后期整顿军备，恢复战马数量的积极后果。
可见，汉武帝晚年重新“休生养息”，目的不是为了停止战争，而是为了下一次战争做准备。作为冤死的戾太子刘据之孙，汉宣帝刘病已最终收获了这段修养期的积蓄成果。
汉朝骑兵
汉武帝悔恨的，并非穷兵黩武，而是军事战略低能
汉武帝的罪己诏，到底因为什么而后悔呢？是自己的穷兵黩武吗？事实并非如此。
在《轮台诏》中，汉武帝列举多个事例，显示自己的失策和用人不当。我们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些事例充分反映出西汉朝廷和官员一些非常荒谬的军政战略，以及非常低能的应对手法。
第一，完全没有对劳师远征的后勤补给思路
李广利远征大宛，可以说是两千多年来一直被中国古人不断诟病的战例。但是很多古人，只是将这次战争定性为“穷兵黩武”、“劳师袭远”，从而令中原人对军事远征产生了畏惧感。
事实上，李广利仅仅是军事后勤上的反面典型。远征大宛，是一次正确的决策，而且是必须的，唯独在后勤补给上近乎于无能。
汉武帝首先动员了三万人，第二次又动员了十几万人，这对沿途的补给压力是非常大的。要知道，汉朝打通河西走廊仅仅20多年，当地的汉族移民最多不过十几万，西域各国人口也不高，沿途承担十几万人吃喝很难的。所以，汉朝对大宛远征军的补给，很大程度依赖后方调运。“朕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吏卒起张掖，不甚远，然尚厮留其众。”这种不考虑路途距离的补给，多数粮草都只能耗费在半路上。最后，远征军还是依靠掠夺沿途城邦，才勉强完整了进军。
所以说，李广利的远征从基本战略上就有严重错误。这种远距离的军事行动，不应过分从中原调集部队，而是更多征调当地军力，以避免无谓的补给消耗。
甘延寿、陈汤指挥的郅支战役，则是典型的正面榜样。甘延寿、陈汤仅有一千多屯田汉军，却征调了西域各国四万多兵马，形成了对匈奴郅支单于和康居人的军力优势。此战，汉军干净利落地消灭了郅支单于，取得了汉武帝时代都没有的对匈奴最大战果。
匈奴骑兵
第二，对一些迷信行为特别看重
此外，《轮台诏》还体现了西汉朝廷和官员，对巫蛊、诅咒、占卜等迷信活动的过分看重，甚至直接干扰到了决策指挥。
这篇所谓的汉武帝罪己诏，几乎有一半篇幅在论述匈奴人对汉朝玩弄的“诅咒”，以及汉朝用算命方式决定出兵——“虏自缚其马，不祥甚哉”，“公军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
从这些事例来看，汉朝对真正的军事战略知识仍处于混沌状态，把一些迷信内容看得比战术指挥、后勤补给、军队士气还要重要。这也是汉武帝酿成“巫蛊之祸”的根本原因。
汉军军阵
第三，沉迷于小伎俩，从不制定大战略
汉武帝以及一些汉朝官员，不仅沉迷于迷信内容，同样也喜爱搞一些小伎俩。居然有大鸿胪这种高级官员提议，任命一些罪犯作为出使匈奴的人员，甚至给他们封侯，用这种方式作为对匈奴的“报复”。这种无能的小诡计，令人啼笑皆非，却真的被汉武帝实施了。
从罪己诏表现出来的悔恨态度，可以看出汉武帝对这些用人不察、举措失当的问题都是有一定认识的。但只能说，汉武帝只是感性认识到了种种不妥，并没有理性分析出真正的问题所在。
在汉武帝后期，军事战略策划明显退步，充满了随意性。像卫青收复河南地、张骞出使西域、霍去病打通河西走廊等战略性的成就，几乎再也没有重现。反而，为了几匹汗血宝马出兵十几万，不做情报调查就盲目出征匈奴，听了谣言杀了李陵全家，大将领兵在外却抓了人家家眷，短视和荒唐的昏招层出不穷。
卫青和霍去病这些天才的一些宝贵战略思想，汉武帝等人并没有认真总结。汉朝皇帝对卫、霍两位英雄的最大结论，可能就是“打仗应该用外戚”。于是，李广利、何进等人就成了汉朝最大的报应。（作者：陶慕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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