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有国
我家世代务农，靠着几亩薄地和跟别人打工为生，父亲只读过几天小学，斗大的字识不下几麻袋，所以对有文化的人十分羡慕。
一、要我好好学习
我出生于1953年，那时家乡已解放6年，算是生在红旗下，沐浴着社会主义的春风。爸爸妈妈在村里的速成班学到一些文化知识，体会到文化在生产生活中的重要性，就把学习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
在我的记忆中，我们村小学在西巷口，学校门前就是南北大巷。学校当时叫太方完小，周围好多村孩子都在这里念书。我如果能在这里上学会离家很近，十分方便。
没想到在我将要上学时，1958年，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水把我们村冲毁了。
洪水过后，政府重建家园，我们搬到了乔家圪垯建筑群居住。学校搬到了村里的大庙，名字叫大庙，其实已没庙。这里原来有一座娘娘庙，住着送子观音，谁家媳妇没孩子，烧香磕头祷告，就会如愿以偿得到孩子。每年正月二十是我村古会——娘娘上庙日，人们敲锣打鼓放鞭炮，抬着娘娘神像上庙，十分热闹。庙里有戏台，带看庭，刮风下雨不误看戏，戏台对面是献殿。抗日战争时期大庙成了二战区的边村办公场所，成了阎锡山的地方势力镇压我党的场所，住有阎匪武装。有一次游击队成功攻下大庙，为防止阎匪再次盘踞，就一把火烧了戏台、献殿等建筑，这里成了一片瓦砾。学校是在原址上盖了东西两排房屋，用做教室。
我们没地方上幼儿园，村里人就找了乔山虎家牛院，孩子们在那里学习，和现在的幼儿园大不相同，那时主要是为了解决大人上地干活，孩子没人看的问题。后来又转到黑娃家，他母亲是劳模，待孩子很热情。老师有明月婶和国珍婶，教我们唱歌：《东方红》《社会主义好》，说快板：火车头冒黑烟，路边有个电话杆，电话杆上有个瓷壶芦，瓷壶芦面下，北京南京打电话，北京打，南京听，听见毛主席要应征。当兵好，当兵好，当兵能穿军衣袄。坐火车，捏手电，北京天津都跑遍。到台湾不吃饭，先和美国打一战，你调盐，他调醋，大家都吃美国肉。
就是这个快板，我们九个小孩还代表村里在上郭公社成立大会上进行了表演，演到最后我们八个握着木头手枪的小兵齐声喊：“把老蒋押上来，由乔山虎装扮的老蒋带着礼帽，穿着白衫被押上来，我们一齐举起手枪，嘴里喊着“叭叭叭”，逗得台下人哈哈大笑，热烈鼓掌。这是我第一次登台表演，至今记忆犹新。
我上一年级时，我们搬到了大庙，那时写字本和铅笔都很少，大多用的是石板和石笔。一天妈妈从外面回来，手中拿着一块掉了四分之一角的青石板说，你大爹（方言指自家屋的，也就是本家）说他家孩子都长大了，不用石板了，这个石板送给你们用。当时姐姐正上三年级，就让她用了。过了一年姐姐小学毕业，可能是爸妈重男轻女，就让姐姐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不再上学，石板转给了我用。这可是一块青石板，经多年使用被磨擦得油光亮，正反两面都可用。这块石板一直陪我上完了小学，又传给妹妹使用。妹妹上完小学也停学，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为养活这个家，供我和两个弟弟上学，姐妹俩都在该上学的时候参加了繁重的体力劳动，这成了我一生中抹不去的愧疚。
在我上二年级的时候，学校又被大队部、保健站和代销店占了，我们又搬到村下边，和原来学校相邻的卫家祠堂。那里有两座祠堂老房，离家有一里多远，中间还要经过一片野地，一个烧瓦窑。
那时早上上学早，不等天亮我们就站在老师窗下大声念起书来。晚上还上自习，每个学生端一盏煤油灯，一间教室三十多盏油灯，下了自习，个个鼻孔被熏得黑黑的，像从烧瓦窑出来一样。
到了冬天，教室不生炉子，每个学生带一个火盆，有的在家生好火拿到学校，有的把柴拿到学校再生火。下课后大家冷得不行就玩“挤油”游戏，大家靠墙站成一排，互相拥挤，看能把谁挤出队伍。被挤出的人站到队伍尾巴上，继续挤，挤得满头大汗，上课铃一响大家拥进教室接着上课。一到冬天多数同学的手、耳朵都被冻得发紫。
上到三年级，老师说要用字典，让每人买一本，价格是6毛钱。我回到家一说，爸爸说到哪里去找6毛钱！（那时人们都没钱，一个强壮男劳力干一天活，挣的工分到年底才能分到7分钱。）我哭着说字典对学习很重要，不买我就不去上学了。最后还是妈妈想了个办法。她心灵手巧，经常给别人做纸花，捏花馍，画老虎褂，虎头鞋（当时小孩到端午节都兴穿这些），她去找比较富裕的家户借了6毛钱，说好以后用工钱抵还。这样我就买下了一本《学生字典》，这本字典一直伴我上完了高中，至今还压在我的箱底。尽管后来我当了教师，有了《新华字典》《辞海》，但这本《学生字典》一直舍不得丢掉。
为了解决上学用钱问题，我和伙伴们星期天、假期都上鸣条岗上挖药材卖钱。枸杞根、枸杞果实、米米枣根、肿手花根、远志根等都是我们挖过的药材，最值钱的当数远志根。当地有一个传说，鸣条岗上盛产远志，长在悬崖上，挖的人不小心，一失足就会掉到涑水河里，意寓危险，价格就贵。其实涑水河距鸣条岗远着呢！
药材挖回家后有的还要剥成皮，晒干。再拿到冯村供销社采购站出卖。采购站的张明山师傅对待顾客很热情，我们都爱和他玩。后来他又跟我们说养兔子也可以卖钱，我们又养了兔子，三、四个月后就能长到二、三斤，卖几块钱。一年的学费、书钱、纸、墨、笔、砚差不多就够了。
为督促我学习，爸爸让我把“少年读书不用心，不知书里有黄金。早知书里黄金贵，夜点明灯下苦心”抄在用牛皮纸（硝酸铵化肥袋）包的书皮上，作为座右铭。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到了四年级，周密老师教我们，他十分严厉，但又很亲切。他让我们每人买了一本少儿作家刘厚明编著的《少年作文知识讲话》，全书共八章，每章又有不同小节。周老师每周讲一个内容：作文三种常用的开头方法，三种不好的开头方法，常用的三种结尾方法，两种不好的结尾方法。正确使用标点符号，空洞的话没力量。用心体会老师的批改，人物怎么描写，记叙文描写包含几个环节等等。特别是文中的多多观察人和事，从中吸取新知识，作文材料常积累，文章内容需充实……我至今记忆犹新。我们写的作文周老师都细心批改，最后总要写上鼓励性的语言，我们都养成了一种习惯，每次作文本一发，先看老师是怎么评论的。每次他都要挑出一两篇好的范文给大家分享，对我们写作促进很大。
那个年代，没有计算机，人们算账都用的是算盘（现在的算盘是上档一珠，过去是上档两个珠子）人们对会打算盘的人很敬仰，爸爸说冯村粮站的杨会计，会双手打算盘，同时听两人报数，结果毫无差错，听后我十分羡慕。当时四年级也开设珠算课，从加、减法开始，爸爸就教我学除法了。每天晚上学大约一小时，除法在算盘上叫归，我就从2归开始，即除数为2。口诀简单，好学好记。二一填作五是主句，爸爸说两个人分十个钱每人分五个。可能是那时爸爸经常卖东西，总是拿分钱来举例。次句还有逢二进一，逢四进二，逢六进三，逢八进四。这二归我一晚上就学会了。爸爸还教我把从1——9除完后再乘以2，看最后是否又变成1——9，以验证我算的对不对。
三归就比较难了，经常出现除不尽有余数的情况，如三一三剩一，三二六剩二，遇到这些问题，爸爸还是用分钱来教，三个人分二十个钱，每人分6个，余2个。另外逢三进一，逢六进二，逢九进三，好理解，三归一晚上差不多也就学会了。
最难的数四归和七归，往往两天也学不会，爸爸就釆取循环复习的方法，每天学新的之前把学过的再打一遍。大约一个月我的九归除法就很熟练了，全家人都很高兴。后来我才知道，妈妈请算命先生给我算过一卦，说我是细水长流的命，长大后不是保管就是会计，所以他们对我学算盘十分在意。真让算命先生说准了，长大后，在生产队我当会计，进入太方学校后，校长又让我当会计，后来到冯村初中后又让我当粮库保管和灶房学生上灶会计，不过这都是兼职。
1964年，我小学毕业，要到冯村上完小，离家八里远。当时条件差，学生从家里背上馍，拿上一瓶菜，大多是咸菜加入较多辣椒，这样才能吃三天，到星期三再回家取一次馍，吃到星期六。学校是开水灶，上课前把馍装入网袋中，（上面有记号不会拿错）放到笼上，吃饭时自己拿自已的，端一缸开水，就着咸菜，就算吃完了一顿饭。一月灶费6毛钱。我们都盼望着星期三，因为这天中午上完课，放学我们可以跑回家，玩一路，吃上一顿香香的面条，再背着馍和菜返回学校。
冯村完小也是58年发水后新建的，我们入学时只有三个教室，而我们入学后共有四个班。这样一来，我们班，也就是16班，被安排到学校右边的四中上课，吃饭和睡觉仍然在这边。同时学校要新建一排教室，我们利用下午活动时间到远离学校二里外的杜村搬砖瓦、土坯。还到三十里外的三路里山上拉过一次石灰，当时我们才11岁，四个人一辆小平车，装200斤。去时空车，一路上坡。回来时是实车，却是一路下坡。去时出远门，很兴奋，回到学校，个个累得筋疲力尽。
刚入学时刘少芳老师教语文，后又换成马广运老师，要交学费时，马老师说谁家庭困难可以在村里开证明，免学费。我家有兄弟姐妹5人，父亲就到村秘书卫福喜家开了证明，我拿到学校，免交了三元的学费。一年后又换成了吴天禄老师。吴老师写有一手好字，粉笔字、毛笔字都是一绝，学校写标语都是他的。语文课也讲得好，大家都喜欢他。
那时图书很少，有些家庭条件好的同学拿来一本连环画书，就会有好多人围成一圈挤着看。有时为看别人一本书，得给人家说好话，才可让你拿回家看一个星期天，第二天归还给他，下次才好再借给你。
完小的课程除了语文、算术之外新加了历史、地理、自然。历史课里我知道了人是猿变来的，人类社会发展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要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知道了中国第一次农民起义是秦末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最大的农民起义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我对学习历史有浓厚的兴趣。
地理课也很有趣，我知道了地球是圆的，地球上有七大洲，四大洋。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
自然课里学到了许多以前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小学六年中我扎实系统地学习了各门功课，由一个小顽童成长为一个半肚子文化的小学生。
完小学制二年，当六年级快上满，临近毕业时，“文革”爆发。记得开始时是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四家店"和《海瑞罢官》，当时年龄小，并不知道真实含义。不久我们就毕业回家了。
二、我好想学习
尝到了学习的甜头，我更加想上学，但学校停止招生了，初中在什么地方上呢？我们都很着急。一天，妈妈从外面回来，说长喜叔从陶上村回来，路过北相万头猪厂（58年大跃进时那里办过大型养猪场，号称万头猪厂，后改为农校）时得知那里招生，让我叫上本村同学去那里报考。我们去那里交了小学毕业证，进行考试。考完后学校通知我和卫培文、乔运兰被录取了，让回家等待入学。过了几天不见通知，我们三人去看情况，只见校园里贴满了大字报，廉安邦校长不知去向，学校停学了，我的毕业证也找不见了。上学又没了着落。
我在村里参加生产劳动，一年半后，遵循毛主席“五七指示”精神，冯村完小变成了七年制初中。我们成了首届学生，按军队编制称为一连，下设一、二、三排三个班级。我在三排，班主任是解跟广老师。
解老师见我家庭困难，就给学校领导说让我打铃（当时没电铃，上下课靠打铃指挥）免除我每月灶费6毛钱。比上完小时好一点的是学生虽然仍是从家里背馍、拿菜，但每顿饭可以领一碗玉米糊喝。
教育革命后教材大减，把代数、几何，合并为数学，内容少了很多。语文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杂志，两报一刊上文章为主，油印成课本。毛选、毛主席诗词也是主要教材。历史、地理课没有了，物理、化学变成了工业常识和农业常识，工业常识主要讲电动机、发电机、柴油机和水泵，称为三机一泵。农业常识讲农药、化肥、动植物生长常识。化学元素符号都不学。经常叫一些老贫农来学校忆苦思甜，叫退伍军人来学校开展军事训练。
1969年3月2日，苏联入侵我国珍宝岛，我边防军猛烈回击。苏联在我国边境陈兵百万，扬言300颗核弹对准我国，毛主席发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全国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我们学校也开始挖地下掩体，我们三排在教室门前高崖下先挖一条宽1米深2米的壕沟，再靠崖挖了两个窑洞，每个洞能能容纳近30人，防御原子弹。
很快两年学满，没学到多少文化知识我们就毕业了，同学们深感所学知识太少，老师也怕我们到社会不能适应，语文吴老师就把农村生活、农业生产、社会交往中的常用字、生辟字整理出来，教给我们，以应付急用。
接下来高中又不招生了，我们在毛主席有关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下，在农村广阔天地炼一颗红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在农村劳动一年后，1971年中央要求复课闹革命，原来的冯村四中变成冯村高中，开始招生，我就又有了学习机会。
学校老师原来留下的只有四五个，新增补的老师大多是从运城中学、康杰中学和稷山师范学校调过来的。
我的班主任张爱群老师，北师大毕业，曾在运中任教多年，张老师工作特别热情。张老师对函数、对数讲得很细，还专门制做了一个很大的对数计算尺让我们实际操作。一个用笔算很复杂的计算题用手轻轻一拉得数就出来了。在当时没有计算机的年代张老师做的对数计算尺很吸引我们。讲小平板仪测量时也让我们实际操作，绘制出了学校的平面图。不论地势高低远近，只要往水准仪前一站，立马搞定。大家学习兴趣高涨。
语文老师赵启同也是从运中调过来的，他是我见过的最好的语文老师。特别爱讲古文，曹刿论战，淝水之战……听的我们都忘记下课了。我们学习古文翻译白话文进步很快。在作文课上，不论记叙文，还是议论文，赵老师都让我们有章法可依，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写作水平。
英语杨方岗老师，山西大学毕业，教学严谨认真，每堂课开始都要提问，所以上英语课前大家都积极背记上节课所学内容。正如他的名字一样，杨老师血气方刚，对教育事业充满热情。为使我们熟练掌握英语发音，他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首歌用英文来歌唱，大家热情极高，人人都学会了。他还把《英文周刊》上的《龙江颂》油印出来给我们讲。我们冯村高中第一届和第二届四个班级英语成绩在全县首屈一指。
理化老师郭志宽也是北师大毕业，他教学看重实践，成立了一个课外活动小组，我和乔正吉、车天忍、张惠玲是第一期学员，当我们组装的矿石收音机耳机里传出电台播音时我们高兴的拍手欢呼，成功了。
因为我们是文革中复课后的首届学生，同学们对学习如饥似渴，老师也愿展示他们的才华，总体学习氛围浓厚。学校管理也严格，我们学到了不少知识。最重要的是我们明白了知识是改变人生命运的阶梯，是我们今后工作的基础。
三、追寻大学梦
1973年1月，我高中毕业后，大学又不招生，但上大学的梦时时萦绕在我的心头。
在生产队参加劳动，我不忘学习功课。由于初中阶段没学下东西，我就决定从初中补起。我找来文革前的初中代数、几何、物理、化学课本，每天晚上或下雨天休息时都认真学习。先看例题讲解，再一道题一道题往下做。
北相姨姐见我热心学习便将她家的一本《毛主席诗词解释》（北师大版）送给我看。我从头看到尾，看了无数次。毛主席坚定、豪迈、博大的精神，鼓舞着我勤奋学习，刻苦攻读。
我又从亲朋好友处找来《我的大学》《鲁迅杂文选》《把一切献给党》以及中国四大名著等，通过阅读提高自己的文学素养。
1976年7月，机会终于来了。公社给我们大队分配了两个招生预选名额，一个大学，一个中专。大队推选我为大学预选名额，几天后通知我到冯村初中接受县招生办评审组面试，每名面试者讲一下自己在农村参加生产活动的情况。我有备而来，进行了一次精彩演讲。讲完后我看见领导们面带笑容朝我点头，就朝他们鞠躬，然后高兴地离开了。第二天各大队主管教育的主任到公社开会，研究最后留下的名单。我度日如年，好容易盼到天黑，我急匆匆去找村主任了解情况。见到村主任，他不言语，我想情况不妙，果不其然，主任对我说：孩子别灰心，下次再来。我头脑一蒙，完了！村主任说，你面试表现很好，但有一位北京知青也不错，对比之后公社最后还是决定让他去了。
没有下次了！因为我已经23岁了，和我同岁的伙伴们都结婚了，我后面还有两个弟弟要上学，父母不会让我再等了。无可奈何，我只能忍痛放弃了上大学的愿望，结婚成家过日子。
后记
有人说过：上帝关上你的一扇门的时侯，同时会给你打开另一扇窗户。正当我山穷水尽疑无路时，我又见到了一处柳暗花明的好去处。就在我结婚后不到10天时，我的好友乔正吉找到我说：“咱村学校缺少民办教师，我向校长推荐了你，校长很满意，你愿意去吗？”我想当教师也不错，就高兴地答应了。
1977年1月5日，我正式去太方七年制学校报到，我的人生开始了新的转折。又过了18年我参加山西省教育学院培训，终于拿到了大专毕业证书，这年我已42岁。我的读书经历崎岖坎坷，但庆幸一直有书可读！
（原标题《读书难》图源网络 谨致谢忱）
作者：乔有国
责编：张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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