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客”战略，纵横捭阖■
1971年4月7日，毛泽东决定邀请在日本名古屋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队赛后访华。 在毛泽东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后，中方随即发给几名西方记者签证以便采访球队。中方的这一突然举动出乎美方的意料。美国副国务卿理查德森在给基辛格的一份分析报告中指出：这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首次向美国运动队发出热诚的邀请。发出邀请的时间恰好是北京开始允许越来越多的外国访问者进入中国，且美国在1971年3月15日宣布进一步取消旅华限制之后，“代表着中国对美国主动缓和姿态的反应”。“最重要的是，它展示了北京在处理外交关系上的开放和自信。”
1971年7月15日，基辛格陪同尼克松前往新闻发布会现场宣布中国邀请尼克松总统访问的消息
1971年4月13日，尼克松下令采取一系列新的步骤，放宽对中国的货币、航运和贸易管制。同一天，在首都体育馆，中美两国运动员举行了友谊赛，并在赛后合影留念。4月14日，周恩来会见了应邀访华的美国、加拿大、哥伦比亚、英国和尼日利亚乒乓球代表团。周恩来设计了一个新颖独特的安排：一、五个团座次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即加拿大、哥伦比亚、英国、尼日利亚、美国，每团一组沙发，各团呈椭圆形相围而坐，以体现各国平等思想和运动员之间无拘无束的友好关系，也便于谈话时各团都能听到。二、每团第一座为中方陪同座，周恩来步入会见厅后，首先坐中方陪同座（陪同者起立让出）与加拿大团谈话，然后他依次移动位置同每团谈话10多分钟，现场同声传译，最后同美国代表团的谈话，作为这次会见的最高潮。这是礼宾安排上一个深思熟虑的完美之作，取得了异乎寻常的效果。 在同以美国乒乓球协会主席斯廷霍文为团长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成员谈话时，周恩来引用“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古话，对他们表示欢迎。他说：“中美两国人民过去往来是很频繁的，以后中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后来，周恩来对外交官们谈起此事时说：“有时候一件简单的事情可以起战略变化，这就必须掌握时机、掌握形势，事物的必然性往往在偶然性中出现，战略的变化常常从细小的事情中体现出来。” “小球转动大球”正是毛泽东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以偶然事件实现了中国外交的战略性转折。1971年4月的“乒乓外交”在国际社会和美国国内掀起了一股强大的中国旋风，为基辛格秘密来华后宣布尼克松访华营造了积极的氛围，为未来中美民间外交的开展打下了基础。一位普通的美国公民在给他的选区的众议员写信时表示：“没有公众、立法机构或者任何官员站出来指责、质疑政府对‘红色中国’的重要的政策改变。”美国国务院涌来“如洪水般的信件。……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搭乘下一班飞往北京的飞机。……成千上万个电话和无数的请求都是关于与中国的贸易”，这让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们应接不暇。商人们纷纷要求到广州参加广交会，并且得到了不少参议员的支持。由民主、共和两党年轻的众议员组成的美国年轻政治领袖委员会申请访华，科学家们要求与中国进行学术交流。 美国民众的积极反应大大出乎美国外交官员的意料。美国国务院官员们向白宫建议，强调美国应当推进发展美中两国政府间关系，以减轻中国的“人民外交”给美国政府带来的压力。因此，美国作出调和性的姿态，即便不被北京接受，也可以减缓“人民外交”带来的压力。推进发展美中政府间关系，在台湾问题上作出必要的符合北京预期的政策姿态，成为“乒乓外交”之后美国国务院内对华政策的主张。■
周恩来、叶剑英到机场迎接访华的美国总统尼克松.jpg
■天下大乱，形势大好■
■台湾问题始终是中国领导人首要关心的议题 为了应对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1971年7月的访华，早在1971年5月26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讨对美关系问题。会后，他起草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报告》回顾了自二战以来中美关系演变的过程，估计了同基辛格的预备会谈和尼克松的访问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并拟出相应的对策，提出中美会谈的八点原则。这些原则主要是： 美国一切武装力量和专用军事设施，应规定限期从中国台湾省和台湾海峡撤走。这是恢复中美两国关系的关键问题。这一条如不能事先有原则商定，尼克松的访问就有可能推迟。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外人不容干预。要严防日本军国主义在台湾的活动。中方力争和平解放台湾，对台工作要认真进行。坚决反对进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活动。如美利坚合众国欲与中国建交，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如因前三条尚未完全实现，中美不建交，可在双方首都建立联络机构。中方不主动提联合国问题，如美方提到联合国问题，我可明确告以我绝不能接受“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安排。中方不主动提中美贸易问题，如美方提及此事，在美军从台湾撤走的原则确定后，可进行商谈。中国政府主张美国武装力量应从印度支那三国、朝鲜半岛、日本和东南亚各国撤走，以保证远东和平。 5月29日，毛泽东批示同意《报告》。由此可见，台湾问题始终是中国领导人关心的首要议题。 根据八点原则，周恩来在1971年7月9日下午与基辛格的第一次会谈中，就提出双方首先要讨论台湾问题，中国政府对美方的要求是：无条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已经归还中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必须在一个有限的时间内，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全部的军事力量，拆除所有军事设施。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是非法的，中国不承认，应当废除。 需要指出的是，时至今日，基辛格不仅在他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回忆录《白宫岁月》中，更在他2011年出版的《论中国》一书中，仍然强调周恩来并没有把解决台湾问题作为谈判的条件和重点。作为自毛泽东以来历届中国领导人的座上宾和在中国及全世界拥有广泛影响的学者和政治家，这种隐瞒背后的动机令人警惕和深思。 在基辛格来华之前，尼克松和基辛格制定了一整套谈判策略。他们认为，中国改善对美关系是出于维护国家安全、抗衡苏联威胁的迫切需要，因此中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将呈现灵活姿态。那么，华盛顿就可以通过增加北京对于苏联威胁和日本在东亚发展趋势及“军国主义复兴”的担忧，以实现三方面的目的：其一，利用北京对苏联威胁的担忧，促使北京同意暂时搁置台湾问题或作出妥协。其二，将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分为从台湾撤军和从政治上承认“一个中国”的两步：在军事方面，将美国从台撤军同结束越战相“挂钩”，迫使中国为缓和中美关系并解决美军驻台问题，向北越领导人施加与美停战和谈的压力；在政治方面，将“一个中国”的政治表态推延至讨论中美建交时再解决，迫使中方进一步主动缓和中美政治关系。其三，利用中国领导人对日本“军国主义复兴”的担忧，强调美军驻台的必要性，延迟从台湾撤军。 然而，中国领导人在谈判桌上打乱了美方的谈判策略。在7月9日下午第一次会谈中，周恩来先发制人地提出“互惠”的谈判原则，这就戳破了基辛格以“和平”“平等”等措词伪饰其现实主义外交原则的“道德”外衣，为解决中美关系发展中的障碍，也为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订立了基本的原则。按照“互惠”的原则，周恩来巧妙地利用尼克松访华的希望，提出尼克松访华的成果之一应当是中美双方就解决台湾问题达成一致方案。这就使美方设计的分军事和政治两步走解决台湾问题的策略破产，并将缓和双边关系的责任分担给美方。 紧接着，周恩来在发言中针对中国“北边”的那个超级大国说：“我们不认为超级大国能够控制世界。它把手伸这么远，迟早也要被打败。现在你们感到困难，他们也将会感到困难。他们就是在步你们的后尘。”与基辛格的料想完全不同，中国领导人对来自苏联的威胁不但没有表示出担忧，而且更没有乞求美国援助之意。然而，与对苏联话题的态度不同，周恩来更为关心的是日本未来的发展趋向和对台湾的意图。 7月9日晚，在周恩来连夜向毛泽东汇报当天会谈情况并听取指示时，毛泽东对一些重大问题当即表明了态度，并作了重要指示。关于台湾问题，当周恩来讲到美国还想在台湾保留点军队时，毛泽东表示：“猴子变人还没变过来，还留着尾巴。台湾问题也留着尾巴。它已不是猴子，是猿，尾巴不长。”关于印度支那问题，当听说美国将从印度支那撤军的表示时，毛泽东认为：“美国应当重新做人。多米诺骨牌是什么意思？基辛格英文比我们好。让那些骨牌倒了算了。这是进化嘛！当然打它也不倒，不是我们打，是他们打。美国要从越南撤军，台湾不慌，台湾没打仗，越南在打，在死人呀！我们让尼克松来，就不能为自己。”当汇报到日本问题时，毛泽东指示：“要给基辛格吹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不要老谈具体问题。我们准备美国、苏联、日本一起来瓜分中国。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邀请他来的。”总之，毛泽东所关心的是大的战略问题，尤其是世界格局和中国的国家安全问题，他要通过这次中美难得的高层接触，来摸美国人的底，以便最后确定中国的战略取舍。 按照毛泽东对会谈策略的指示，在7月10日至11日，周恩来和基辛格在人民大会堂和钓鱼台国宾馆又进行了三次会谈。在7月10日下午的会谈中，针对美方把台湾问题分军事和政治“两步走”解决，并且把中美建交的责任推给中方的策略，周恩来首先指出：台湾问题的解决，不能将军事方面的撤军同台湾的政治地位及归属问题分开，军事与政治两方面应同时、同步。若要实现中美关系的改善，美国政府需要在台湾问题上作出以下五点表态：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认台湾属于中国。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不再提台湾地位未定。 周恩来的这一表态，是对美方试图以美中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来诱使中国在台湾问题上作出让步的反击，表明中方不害怕中美关系再次陷入紧张僵化的状态。
1973年2月，毛泽东、周恩来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
■基辛格向中方重申不以任何形式支持“一中一台”和“台湾独立运动”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还着重向基辛格谈了中国关于世界大乱的看法，又击中了美方以“苏联威胁”对中国领导人相要挟策略的要害： 过去25年的历史中，火药桶到处爆炸。按照我们的哲学，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昨天的会谈，大多是外交辞令。今天，我想以更加直接的方式告诉你……中国最差的打算，就是再次被瓜分。你们可能会合起伙来，苏联占领整个黄河以北，你们占领整个长江以南，两河之间的东部留给日本。 如果发生这样的天下大乱，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准备怎么办呢？周恩来自问自答： 我们将会准备打一场持久的人民战争，通过长期的战斗，夺取最终的胜利。……我们将以此来教育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下一代，并且确保胜利之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在没有外援的条件下，真正发展起来。 接着，针对美方将从台湾撤军同越战进展相“挂钩”的策略，周恩来尖锐地指出：这是美国的“拖延”战略，想“走一步看一步”。而这么做的结果，“就是在你解决问题之前，把它搞得如此复杂，以至于无力阻止事情的发生”。他更加具体地说：如果美国还没有决定采取哪些政策，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计划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而是走一步看一步，那么结果很可能是日本势力插手台湾。“这是因为，一旦美国先从台湾撤出部分军队，再观望下一步将会发生什么，那么蒋介石就会明白你们在做什么，就要另寻他途了。……如果他觉得美国靠不住，他就会找日本，而日本自己也想卷进台湾，并且已经认为台湾在它的安全范围之内。”周恩来坚定地指出：“台湾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相联系，还同其他所有国家与中国的关系相联系。如果你们的总统要来中国却对这个问题不表明一个清楚的态度，那么这会给世界造成一种什么样的印象呢？在我看来，这是难以想象的。” 在周恩来的施压下，基辛格不得不对中方在台湾问题上所提的五点要求表明态度。基辛格表示，“其中四点可以在不远的将来实现”，并且保证尼克松在访华时会向毛泽东重申“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不支持‘一个中国一个台湾’，不支持‘两个中国’的解决方案”。而“台湾属于中国”一条，基辛格认为其他三点满足之后，这一点自然就实现了。“因此，只有一点，我们要等到大选之后，这就是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随后，在周恩来的要求下，基辛格再次重申美国政府对于“台湾独立运动”的态度：“我们不会给予任何支持，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我们不能为没有美国参与、没有美国支持的事情负责，但是，我们不会以任何形式支持它。我重申，如果你有任何关于美国支持它的情报，请告诉我，我会立即制止。”不仅如此，基辛格还表示，尼克松政府不仅不会支持“台湾独立运动”，而且决不会支持国民党政府对中国大陆的进攻。 在7月11日基辛格临行前的会谈中，周恩来再次提到了台湾问题。在前两天中方提出的五点要求之外，又提出两点：第一，中美建交时，美国和蒋介石“政府”之间签订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必须废除。第二，针对日本，美国需承诺，美军撤离台湾之前，不让日本军队进驻台湾；控制日本不参与“台湾独立运动”。对于第一点，基辛格表示，美国政府非常希望台湾问题能够得到和平解决。对于美台“废约”的要求，在日后中美关系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是中国政府坚持的中美建交的必要前提。而对于日本，基辛格承诺：“只要在我们能够控制日本的程度之内，我们将反对它这么做。” 按照毛泽东有关“天下大乱，形势大好”的指示，中国领导人向基辛格展现了中国人民不怕牺牲、不怕恫吓、不怕侵略的勇气和立场，反倒迫使美方承诺将压制日本觊觎台湾的野心。 总之，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毛泽东作出解冻中美关系的战略决策，对于中国国家自身而言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抗衡了苏联霸权，维护了中国国家安全，打开了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开展经济、技术、文化交往的大门，为中国改革开放、走向世界舞台、同世界各国建立广泛而密切的联系铺平了道路，并使中国跻身世界主要政治、经济大国行列。在解冻中美关系的进程中，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以高超的战略智慧和谈判策略，在谈判桌上折冲樽俎，坚持原则，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对今人仍有启迪和借鉴。■
文／张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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