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孙中山与蒋介石（ 后中）、何应钦（ 后左）、王柏龄（后右）在黄埔军校的留影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迅速沦陷。1932年初，上海又爆发一·二八事变，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炮制伪满政权，华北战云密布。1933年1月，日军对山海关发起进攻，东北军一触即溃，丧城失地，热河失守后，全国舆论大哗，纷纷将矛头指向统帅张学良与汤玉麟，扛不住舆论压力的少帅只好于3月11日通电下野，随后出洋考察。长城抗战爆发后，华北成为国民政府最棘手的问题，当张学良受到全国责难时，蒋介石想到的第一个接替张学良的人，就是何应钦。3月12日，即张学良下野的第二天，国民政府令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兼代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之职。北平这段岁月却成了何应钦人生中最难熬的黑暗时期。
何应钦刚到华北就迅速组建了自己的参谋辅助班会，为了巩固中央政府对华北地区的控制，他加强了北平的特务力量，前来协助他的是力行社的骨干，同是贵州人的刘健群。刘初到北平就成立了“华北抗日宣任总队”（后改为政训处），任总队长，主要执行宣传、情报、破坏等行动，刘建群还令成员身着蓝衣行动，一时间外界皆称为“蓝衣社”，日军对这个组织十分忌惮，一再要求取缔。此外，与何应钦同时抵达北平的还有蒋孝先的宪兵第三团。
酒井隆
给何应钦自尊造成最大伤害的，是他的“老同学”酒井隆。随着日军步步紧逼，北平城内加强警戒。一日，日本驻北平武官酒井隆夜晚在胡同闲逛，被哨兵盘问，这一问就捅了马蜂窝。次日，酒井隆带着两名武装日本兵强闯新华门，要面见何应钦。谨慎小心的何应钦自然不敢怠慢日方人员，但没想到的是，他的宽容换来的是酒井隆更粗野无礼的大闹居仁堂，态度蛮横至极。何应钦感到身受欺辱，终于一改此前的温和宽厚，严肃地对酒井隆的无礼行为进行斥责，这才震住对方。不过当酒井隆有所收敛后，何应钦亦不愿将关系闹僵，又缓和口气向其解释道歉，随后下令驻城部队对外国人都要客气。
不久后，前线作战失利，5月初，日军参谋本部提出《华北方面紧急处理方案》，想利用军事上的胜利胁迫中国接受苛刻的停战条件。仗打败了，身在北平的何应钦只得密电汪精卫，要求黄郛与日方谈判，“寻求和平途径”。从5月23日到5月31日，北平、南京两地频电交驰，讨论内容皆为日方停战条件，以何种形式签字以及如何力保平津等内容。那段日子，身在华北的何应钦与黄郛皆有身心备受煎熬之感，一方是强势的日军咄咄逼人，何应钦与黄郛手中没有多少能讨价还价的筹码。另一方是被屈辱协定刺激的国内各界人士，国人皆指责何应钦是“亲日派”，黄郛丧权辱国，唾骂其为卖国贼。同时，他们还要顾及南京政府，不能让谈判破裂，也不可做出原则性让步（例如承认伪满政权）。几经波折，屈辱的《塘沽停战协定》于5月31日正式签订，之后黄郛又作为代表，与日方进行了关于接收战区以及与之相关的关内外通车、通邮等谈判，史称“塘沽协定善后谈判”。
从协定签订到善后谈判，整个谈判过程中，黄郛痛感“环境之艰，横逆之来，固已夙料，亦所不避也”，遂申请辞职，但汪精卫让他坚持到底。其实在善后谈判结束后，已成众矢之的的黄郛也唯有引咎辞职一途。1935年，万念俱灰的他托病避入莫干山隐居，第二年即含恨病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