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终于申遗成功，不容易，真的太不容易了。
申遗这条路有多难？泉州花了整整20年，良渚花了25年，丝绸之路花了26年，西安城墙1987年至今三次申遗尚未成功，圆明园连世遗的边都没摸到，一代人的青春就这么老去，申遗之路仍然举步维艰，并且越发困难。
为了保证质量，维持世遗名单的权威性，2018年开始，每个主权国家每年只能申报一个项目，我国地大物博，按照这个速度，预备名单里的备选项目，到22世纪也不一定能排上。
申遗这份工作，让多少人望眼欲穿，埋头痛哭。
泉州无疑是令人羡慕的，这座东南沿海的小城，在一众炒得火热的网红城市里，显得低调又务实，也让人惊讶，她到底是凭着什么本事，才能从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申遗成功？在层层叠叠的历史长河中，泉州以何种身份与世界对话，又是如何对世界产生影响的呢？
下笔的时候，一直希望找个独特的角度，直到看到作家蔡崇达对家乡泉州的描述：“在我生活的这个小镇，所有人都笃信举头三尺有神明，也相信有魂灵，人与鬼神亲近地生活着。”
这座小城，地图上看起来很小，神明却相当的多，漫长的历史沉积与对外开放，让东西方神灵在这里交汇，浮现在满大街形态各异的神像里，融入进家族和庙宇的祭祀活动中，也印刻到泉州人的血肉中。
神明是一座城市文化的体现，就让我们以神的视角，来探寻泉州历史上的高光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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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街是圣人？满街是神明！
泉州人崇拜的神明非常多，猴、狗、飞蛾、玉兰花、鸡、羊、孩儿神、树神都是他们祭拜的对象。
这并没有什么特别，上古时代人类仰赖自然的力量，天、地、日、月、花、草、动物、生殖是人类普遍的信仰，泉州不过是随了大流。
那么她特别的地方在哪里？泉州城北有一座白耇（gǒu）庙，庙不大，供奉一只白狗塑像。本以为只是一座稀松平常的小庙，直到两块石刻的出现，让其平静的命运有了一些波澜。
1925年，白耇庙焚纸炉上的两块印度教石刻被发现，经考证石刻内容是古代锡兰流行的印度教神话故事，引来国际学者到泉州考古。经考证，部分学者认为白耇庙是锡兰人兴建的印度教寺庙，虽然至今尚无定论，但这座小庙，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斯里兰卡的纽带之一。
无独有偶，泉州南校场一带，立有一块“番佛寺遗址”的石碑，虽无肉眼可见的遗迹，但在宋元年间，这里曾有一座供奉印度教湿婆神的寺庙。
而在临漳门外，有一根俗称“石笋”的奇特古迹，与开元寺“湿婆图腾”浮雕的生殖器图案属同一源流，极有可能是印度教的“林伽”崇拜。据记载，“石笋”在11世纪初便已存在，如果“林伽”崇拜一说成立，那么在11世纪初，也就是北宋，泉州就已经有印度教的存在。
同样在11世纪初，一位来自设拉子的波斯商人出手阔绰，捐资修建了一座名为“艾苏哈卜”的清真寺。宋元时期，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虔诚的伊斯兰教徒曾修建多座清真寺，后来由于战乱等原因，只有“艾苏哈卜”幸存了下来，并继承其中一座大寺的名称，名为清净寺。
泉州清净寺，源自新浪微博@Lu瘦瘦
如今的清净寺仍然保留着壮观的圆形穹顶拱门，奉天坛内做礼拜的石柱高大而静穆，可见当年的盛况。
时间再往前追溯400年，两位伊斯兰教圣徒来到泉州传教，死后葬在清幽雅静的灵山，是为圣墓。圣墓的规模并不大，但它提示了一个重要信息：两位圣徒在“法厄福尔时代”便已来华传教。
“法厄福尔”是波斯语“天子”的意思，古波斯人用它来称呼唐朝皇帝。唐朝的泉州不如宋元繁荣和富庶，但这不妨碍宋元时代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寻找乡愁。可以想见，在当时，圣墓让这些离乡的商人在异乡找到信仰，在当时最世界最繁忙的港口找到精神的锚点。
金庸小说书中的明教，也在唐代来到泉州，传入时正值“会昌法难”，远离政治中心的泉州成为很好的庇护所。明教又称摩尼教，由于教义和基层结构特别适合组织起义，历朝历代都对它严防死守，到清代，摩尼教基本消失了。
草庵寺成为唯一的见证留存至今，是我国，也是世界现存唯一的摩尼教寺庙遗址。
经由海陆和陆路而来的文明在泉州相遇，除印度教、伊斯兰教、摩尼教外，基督教、祆教、景教、犹太教、日本教、拜物教等也在这里留下各自的足迹，在这座开满刺桐的小城交织相遇。
据《闽南与台湾神明庙宇源流》一书记述，在泉州1.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不少于6000座宫庙，不少于500种神灵，无论你来自哪里，都能在这里找到精神的皈依。
北大人类学系教授王铭铭在《刺桐城》中提到：宋元泉州给我们的挑战在于，在传统国家的边陲，文化多元曾达到的程度大大出乎习惯于将传统国家与封闭社会对等看待的学者的意料之外。
就拿泉州的脸面开元寺来说，这座福建省内规模最大的佛教寺院，曾在明朝洪武年间重建，一批残存的印度教寺院石构件被用于开元寺中，使其成为有印度教元素的佛教寺庙。不止如此，寺内还能见到来自埃及的狮身人面像。而在清净寺的大门上，一块横匾写着“万殊一本”，这是融汇儒家学说的标志。
泉州随处可见各国文化交流的痕迹，僧人、信徒们也不排斥，几百年来就这样交融共存，吸纳着各自的，或者说共同的信众。
与其说泉州满街是圣人，不如说满街都是神明。老百姓大概也很难分辨，只与神在一起，亲近地生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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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崛起，那个意气风发的时代
说到泉州的神明，怎能不提及中国本土信仰。
1867年，南印度港口城市纳格伯蒂纳姆拆毁了一座砖结构宝塔，与人们所认识的印度风格建筑不同，这种类型的塔，正是来自宋元时期的中国佛教建筑。在当地人们还发现一块中国文字的石刻，上面记载：此塔于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八月完工。
12-13世纪，纳格伯蒂纳姆与泉州一样，是印度国际贸易的纽带。当时，中国和印度的直接贸易非常频繁，不断有中国商人来到这里，同是异乡游子的他们建立起寺庙，将由印度传入并本土化了的佛教，又带回到印度。
海洋贸易是一个高风险行为，对海上航行的人来说，最大的危险除了海盗，就是恶劣的天气和感染疾病。起初，泉州人祭拜风神通远王和道教真武大帝，祈求航行顺风顺水。位于石头街的真武庙成为祭拜海神的场所，香火旺盛，从侧面反映出中国商人出海贸易的频繁。
宗教信仰历来是权利的争斗场，自蒙古政权入主以来，来自民间的林默娘逐渐取代通远王和真武大帝，成为泉州主要祭拜的海神，这背后是元朝政府刻意抬高林默娘的地位，抑制通远王和真武大帝，以防汉人和南人产生故国之思。
持续几百年的海神之争被林默娘终结，由此而兴起的妈祖信仰随着泉州开出的一艘艘海船向外传播，就像从欧洲前来的基督徒、印度教徒、摩尼教徒和穆斯林，华人在世界各地建起妈祖庙，将中国文化带到远方。
鉴于泉州在宋元时期的重要性，研究中国海洋史的台湾学者李东华提出“泉州时代”，来指代中国宋元时期的海外交通史，以及对世界的影响力。
15 世纪欧洲插画家想象的刺桐，出自《马可波罗游记》，源自wikipedia
马可·波罗来到泉州的时候，正是这座港口城市的鼎盛时代，他看到来往如织的船舶，形态各异的商品，不同面孔的人种，说着五花八门的语言，比手画脚讨价还价。他写到：“这里的胡椒出口量非常大，而运往亚历山大港的货物就没有这么多，恐怕还不到泉州百分之一。刺桐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于此，货物堆积如山，买卖的盛况令人难以想象。”
泉州在800年前曾迈入过“全球化”时代，城内各色人种说着超过100种语言，细分程度令人惊叹，外来的香料药材、本地的瓷器茶叶都有专属市场，甚至还有药剂师一条街、占卜一条街这样的神奇街道。
马可·波罗将这些神奇见闻带回欧洲，吸引着一代又一代欧洲人前往中国寻宝。哥伦布是其中之一，他受《马可·波罗游记》影响，致力于寻找东方新航路，在意外发现美洲后，他以为终于找到了泉州，并兴奋地在日历里记录下来。
泉州对世界的影响显而易见，鼎盛时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商贸易，德化白瓷、安溪铁观音、中国香都永春达埔是当时泉州的招牌，在海外成为炙手可热的中国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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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泉州
自秦汉起，广州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到唐代，广州已成为世界著名港口，重要的海外航线多是从广州出发，而泉州只是一个不怎么显眼的小港口。什么时候开始，泉州超过广州，成为中国第一大港呢？
通常来说，港口的崛起必须有一定面积的腹地，借以集中所需的物资。福建三面环山，一面向海，这样的地理特征，与广州相比有着天然的弱势，但唐末至五代，由于北方战乱，福建相对安定的环境，反而迎来大批移民，这一地区开始后来居上。
宋代国家重新统一后，福建地区普遍得到开垦，手工制造业如陶瓷、造船、纺织、冶铸等有较快进步。瓷器与丝绸是当时出口海外的大宗商品，在泉州及腹地各县都比较发达。比如泉州是闻名遐迩的“泉缎”之乡，所属的德化县则以烧白瓷闻名。
善于制造海船，也是泉州港崛起的重要推动力。南宋初年，宰相吕颐浩在《论舟楫之利》的奏疏中提到：“海舟以福建船为上，广东西船次之，温明州又次之。”说明福建的造船工艺已得到朝廷赏识。
但仅仅是泉州及腹地环境的变化，尚不足以支撑中国第一大港，毕竟，广州也同样处于发展中。
真正的推手仍然是朝廷意志。靖康之难后，宋室失去了大片疆土，也失去了大量税收，朝廷急需征收海税来弥补亏空，如宋高宗所言：“市舶之利，颇助国用。”
泉州被选中的原因在于，恰好处于南宋海岸线的中间位置，距离都城临安（今杭州）比广州近，对前来贸易的各国商人来说更为方便。泉州也不负南宋朝廷的期望，在宋高宗绍兴年间，市舶司的税收增加了5倍，占到了南宋朝廷年财政收入的五十分之一。
元代，蒙古人对宗教采取宽松政策，对海外贸易实行鼓励政策，泉州愈发繁荣和耀眼，当然，元政府也没少从中捞好处，不乏一些政治地位优越的狠人迅速发迹。
眼见她大风起，眼见她变拥挤，眼见她凄凉了，胳膊拗不过大腿，明代朱元璋实行海禁，海路就此凉凉，泉州港的船一天比一天少，逐渐淹没在历史长河中。
恋上刺桐，活色生香；源自新浪微博@6yurrr
泉州退场了，昔日的辉煌在欧洲成为传说，那个马可·波罗笔下的东方第一大港，比亚历山大港更富庶的“刺桐港”究竟是哪里？有人认为是泉州、有人认为是杭州、漳州，或者扬州。
一百年前，一生研究东洋史的日本学者通过注释考证法，抛出惊人观点，认为宋末及元代，沿海商港无一能及泉州。紧接着，厦门大学学者前往泉州考察，表示认可这一观点。有的汉学家还专门考察研究泉州开元寺，出版专著，以印证泉州的重要历史地位。
学界吵吵嚷嚷，议论纷纷，无奈谁都拿不出更多证据。
直到1956年，一块墓碑终结了争论。墓碑上用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写：人人都要尝死的滋味。艾哈玛德·本·和加·哈吉姆·艾勒德死于艾哈玛德家族母亲的城市——刺桐城。证明泉州即是“刺桐港”。
泉州政府也比较有觉悟，众所周知我们经历了一个大拆大建的时代，在经济利益面前，泉州稳住了没胡乱拆，也真的是不容易。
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泉州走在了前列，1983年就提出古城结构特色的保护，划定核心保护区域。2015年获得地方立法权后，泉州又将历史文化的保护立法放在重要位置，成为申遗路上的坚强后盾。
然而申遗成功不代表可以放松。谁都知道“世界遗产”这块金字招牌可以招揽生意，有时候不是小心翼翼的保护，而是热火朝天的旅游开发。
本末倒置的案例在中国实在太多。武陵源只重视迎客，疯狂修宾馆、电梯、索道，被联合国建科文组织亮出黄牌，光是拆掉这些就花了十几亿；泰山为修索道，炸掉月观峰1/3的峰面，严重破坏了泰山的原始地貌和生态；北京故宫、颐和园、敦煌莫高窟、西藏布达拉宫等，也都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警告，差点被取消“世遗”称号。
对泉州的考验才刚刚开始，一系列遗址展示了宋元时期泉州作为海上商业中心的活力，这是一座能让历史“活”起来的城市，置身其中，能感受到宋元时期中华农业文明与世界海洋商业文明的互动。但愿她能一直活着，如宋元时期的“刺桐港”一样，以“世界遗产”的方式，继续影响全世界的旅人。
2021年7月25日，在中国福建福州举办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被批准作为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遗产由22处代表性古迹遗址及其关联环境和空间构成，包括：九日山祈风石刻、市舶司遗址、德济门遗址、天后宫、真武庙、南外宗正司遗址、泉州府文庙、开元寺、老君岩造像、清净寺、伊斯兰教圣墓、草庵摩尼光佛造像、磁灶窑址、德化窑址、安溪青阳下草埔冶铁遗址、洛阳桥、安平桥、顺济桥遗址、江口码头、石湖码头、六胜塔、万寿塔。
世遗委员会对遗产做出了如下评价：
泉州的一系列遗址展示了宋元时期(公元10 - 14世纪)泉州作为海上商业中心的活力，以及它与中国内地的联系。泉州的繁荣是在亚洲海上贸易的一个重要时期。该遗址包括宗教建筑，包括公元11世纪的清真寺，中国最早的伊斯兰建筑之一，伊斯兰坟墓，以及一系列的考古遗迹：行政建筑、对商业和国防很重要的石码头、陶瓷和铁的生产遗址、城市交通网络的组成部分、古代桥梁、宝塔和碑文。公元10世纪到14世纪，泉州在阿拉伯语和西方文献中被称为塞顿 （Zay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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