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教授马丁雅克2009年出版了著作《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一书，在该书中，马丁雅克认为中国不会成为一个西方模式的国家，因为中国的历史文化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性。这个观点的提出再次聚焦了世界对于中国文明的关注。
四大文明古国分别是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国。在这四个名称中，只有中国没有冠以“古”字的前缀，因为中国是唯一现存的文明古国。四大文明古国中，印度和埃及还在，为何只承认中国？作为延续了五千年的国家，它旺盛的生命力引得无数人折腰。它既古老又年轻，像是四季，周而复始，又日新月异。
四大古国中第一个消失的是古巴比伦王国，存在时间大概是公元前1894年—公元前1595年，约300年时间，仅仅和四百年的汉朝相比，都显得有些年轻。
文明的建立者是阿摩利人，他们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建立并发展了城市，而伴随着城市的兴起，经济、文学和艺术也逐渐丰富，但古巴比伦文明的巅峰期是在汉谟拉比的统治下达到的。
汉谟拉比自称是“月神的后裔”，这和古巴比伦的神话系统有关，月神代表着至高无上。同所有统治者一样，汉谟拉比需要向世人宣告自己拥有合法的权利，而他则利用神话为自己掩饰。
神话带来的权力毕竟是空中楼阁，真正需要的仍旧是制度与武器，《汉谟拉比法典》应运而生。这部法典由楔形文字所写就，刻在了黑色玄武岩石柱上。经历千年风霜的它如今被妥善收藏在卢浮宫中。
汉谟拉比的军队和野心早已湮没于历史之中，但是他命人创立的法典却依靠着文字流传了下来。希特勒说过：“要消灭一个国家，首先瓦解它的文化；要瓦解它的文化，首先消灭承载它的语言。”因此，纳粹一旦占领一座城市，就会立刻要求当地学校停止教授本国语言，改上德语课——正是都德《最后一课》的背景。
可惜尽管流传下来，楔形文字以及该文字所承载的文化内涵都已成为了古董，他们不再对现实生活产生意义，自然只能黯然退出舞台，到光阴之外的人迹罕至处静坐。
作为同样古老的语言，希伯来语其实也曾遇见这样的困境。但与之不同的是，重建家园后的犹太人选择重新学习自己民族的语言，于是，在2021年的今天，如果你去以色列，你会听见街道上到处都是希伯来语。
相对而言，中国的语言文字传承则顺畅许多。目前已知最原始的文字是甲骨文，随着书写载体的发展，春秋各国出现了不同的篆体，而这些千差万别的字体在秦朝建立时被统一，变为了小篆。
唐朝时，受到盛唐气象的影响，字体更加简朴大方，于是有了隶书，再后来则是行书和草书。尽管变化多次，但每次都基本保留了原来文字的意义，且这四种字体并非替代关系，而是并列关系。它们各自代表着中国文字的某种特点与美妙，以不可思议地融洽并存于世。甚至直到今天，它们的魅力依旧没有消散。
近代最重要的一次字体变化，是在1956年，中国开始推行简体字。这是一次创时代之举，因为简体字的发布，中国的文盲率大幅度下降。知识不再是贵族产品，它属于每一个中国人。
当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识文断字，阅读经典，就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感知自己民族或者国家的文化，于是文化的基石会越发稳固，文明的传承会更加畅通无阻。语言方面，虽然上古音与当代发音已有天壤之别，但是在没有录音机的年代，文明的传递一直是以文献为主，这并不影响我们了解自己的过去。更何况，通过历代音韵学家的研究，我们依然能够窥得古音之奥。
文明需要载体，这是必需的客观条件，无法根据人的意志进行转化。《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立德和立功就会被载入史册，比如大禹治水、比如武王伐纣。立言，则是希望自己的著述能够流传后世，比如《太史公书》，比如《杜工部集》。
这一切都需要依靠文字，而中国幸运地拥有了方块字，所以那些在历史中闪闪发光的智慧不会轻易丢失。
文明的衰落：皇权与官僚权力的对抗四大文明古国之中，在时间上勉强能够与中国匹敌的是古埃及，存在时间大概是公元前3100年—公元前30年，经历了约11个王朝的统治。
古埃及有着完整的政治体系、文字系统和宗教系统。其文明对后来的古希腊、古罗马等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古埃及起初是小部落聚居的“城邦制”，后来逐渐演变为君主专政制，这两种制度分别被古希腊和古罗马继承。
不仅如此，在艺术、医学、科技、天文学等方面，古埃及都有着杰出的成果。比如金字塔的建立就充分体现了古埃及人精博的数学能力和高妙的建筑技术。至今仍有许多科学家在研究金字塔的搭建问题，他们着迷于这一技术与艺术完美融合后所造就的奇迹。
再比如：木乃伊。在公元前的时代，古埃及人就对人类的身体构造了如指掌，这种独特的尸体处理技术能让尸体保存数千年，是近代解剖学的先河。古埃及留下的遗产实在太多，无数现代电影制片人都愿意把这个神秘的国度作为拍摄对象。但遗憾的是，拥有如此璀璨文明的古埃及，最终却被自然和制度所打败。
有研究表明，古埃及的衰落可能是因为气候的快速变化，尼罗河两岸泛滥成灾所造成的食物匮乏、人口下降等等。
如果完全是因为天灾，那么就如同恐龙纪元的消失，无法受人控制。就像中国的黄河长江，沿岸居民长久生活在洪水的阴影之下，直到当代三峡大坝的建立，才彻底将局面改变，但除了自然原因，古埃及的统治制度也为这个辉煌文明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古埃及的统治者是法老，法老具有掌控自然资源分配的权力，为了保证自己的统治，法老必须培养一批文吏以执行他的各种命令，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不成熟的官僚制度。
从中国的历史中不难看出，官僚制度与皇权制度的斗争贯穿于所有的朝代。比如汉武帝时期丞相几乎两年一换，唐朝建立了三省六部制，宋代出现了“冗官”现象，到了明朝，朱元璋甚至直接废除了丞相之职，而且这种制度构造也被后来的清朝所继承。
以上这些行为，其实都是皇权集中的表现，是皇权对官僚权力的压制。当然，官僚制度不可能轻易被皇权打压，于是两种权力在斗争之中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尽管暗波涌动，但至少从外表上来看，政治体制是趋于稳定的。
相比而言，古埃及的政治智慧明显棋差一着。法老将自然资源分配给官吏后，并没有建立相关制度来维护自己的后续权力，所以随着时间的流逝，法老能够支配的资源越来越少，那些曾经受他恩惠的地方官吏慢慢形成了地方势力。
这种变化缓慢又深刻，最重要的是，它具有不可逆性，因为权力的下放和回收绝不是朝夕就能完成的事情。在这种情形之下，古埃及的政治制度变得脆弱，无法承受外部势力的进攻。
于是罗马大军压境，托勒密十五世时，法老王朝的统治宣布结束，罗马将埃及设立为行省。法老不仅是世俗意义的王权掌握者，更是古埃及宗教的象征，法老的倒台某种意义上也带走了古埃及的文明支撑之一。
身为多神信仰的古埃及自此坠入了信仰的谜团，古埃及人逐渐丢失了他们的语言、习俗和信仰。最终在公元639年，阿拉伯帝国彻底将埃及伊斯兰化，古埃及文明就此灭亡。是以今日的埃及虽在，却只不过是一座座单薄的城市，曾经的文明不会再来了。
古印度在中国的典籍中常被称为“身毒”和“天竺”，是古代佛教的起源地，拥有丰富的佛教经典。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小说《西游记》就是描绘大唐高僧玄奘前往天竺取经的故事。
在当时，恒河流域意味着文明和宽博，无数古印度人接受着恒河的滋养，从嗷嗷待哺的婴儿变成健康良善的男女。在这里生长的人们创造了十个阿拉伯数字、建造了阿旃陀石窟和阿育王石柱、留下了《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两部史诗。
但是现在的恒河，却被认为是肮脏、落后和愚昧。印度人用这里的水洗澡、煮饭、上厕所……水的用处五花八门，政府却不愿意治理它，于是澄澈的河水渐渐变得污浊，细菌滋生，病毒繁殖。
历史传统不一定都是先进与优秀的，中国古人常讲“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中国文化能够延绵至今的原因之一，正是在于一代代人对于文化的筛选，我们会主动选取更加积极的文化进行发展。
在封建时代中，每当王权压迫百姓时，最终都会以推翻作为结束，这其实已经表现了中国人性格中桀骜的一面。到晚清民国之时，中国人看到了更大的世界，甚至决定要直接摧毁整个封建系统。
文明是需要发展的，如果一味原地踏步，那么终究会变成一滩死水。中国文明就有敢于革命的勇气，俗话说：“不破不立”，耽于过去的辉煌只能让人溺毙于历史的浩瀚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终结，相反，它为优秀的传统文化提供了一块新鲜的土壤，中国文明由此再次散发生机。
印度则不同。现代印度并未继承古印度的佛学智慧，而是选择延续种姓制度。在种姓制度中，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四个阶层泾渭分明。高种姓生来就拥有各种特权，而低种姓则注定是劳苦一生的命运。
尽管印度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来降低种姓制度的影响，但收效甚微，因为政府的形成本身就建立于集权之上，不关注民主民生的政府，不关心“人”之本身的政府，如何能给印度带来现代的光明？又如何让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有机结合？
文明的延续，最终还是需要人。中国文明养育了一批善于思考、甘于奉献，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人，他们追求真理，追求自由，追求善良，在他们的带领和推动下，中国文明有惊无险地度过了每一次生死转折。
他们未必都在历史中留下了文字，但他们的精神将永远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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