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七子中的阮瑀,年轻时曾拜蔡邕为师,在名师指点下,文章写的极其精彩。曹操知阮瑀盛名,想邀阮瑀出山,阮瑀避而不见隐入深山,曹操一气之下纵火焚山,阮瑀无奈出山,投入曹操麾下。他曾经马上替曹操写书信,行文一气呵成,曹操竟不能改动一字,可见其才华横溢。

阮瑀是陈留尉氏人,在汉末魏晋时期,阮氏家族发展达到鼎盛,成为名震天下的名门世家。因为陈留距离洛阳只有五百里,而洛阳在汉末到魏晋三百年间都是国都所在地,因此陈留阮氏有了更多展现自己能力的机会。作为名门望族之后的阮瑀,因为有名门世家这块金字招牌,因此社会地位很高。人都说学习需要有环境,而陈留之地就有个好的文化氛围,魏晋时期的很多书香门第、名门望族都聚集于此,在如此文化氛围的熏陶下,阮瑀有了一个好的条件和基础。

建安七子阮瑀(焚山求才真君子)(1)

好的家庭环境和文化氛围并不足以让阮瑀脱颖而出,这个时候他还需要一位名师的指点,这样可以避免走弯路。

我想到了一本畅销书《刻意练习》里就提到了正确的指引问题,不正确的方式不仅浪费时间,而且不会收到好的效果,会走很多弯路。上天是眷顾这个身负才华的孩子的,不久他遇到了自己的名师蔡邕。阮瑀和蔡邕能够相遇,得益于蔡邕本身也是陈留人,两个人是老乡,蔡邕仕途不顺,因而回到家乡治学,由于阮瑀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因此蔡邕和阮氏自然少不了交往。阮瑀的父亲阮敦是汉邑巴吾令,他非常欣赏蔡邕的才华,因而经常邀请蔡邕到家里做客切磋音律。

建安七子阮瑀(焚山求才真君子)(2)

一次偶然的机会,蔡邕到阮瑀家拜访他的父亲阮敦,恰好阮瑀在院子里玩耍,不小心撞到了蔡邕。阮瑀恭恭敬敬的对蔡邕说:“小侄无礼,冲撞了伯伯,请伯伯念在我年幼无知,谅解我的过错,也不要告诉我的父亲。”蔡邕被眼前这个知书达理的小孩所感动,加上阮瑀长相非常讨人喜欢,便和阮敦说自己要收个徒弟传授自己生平所学,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今天看到贵公子相貌不凡,我想收他为徒,不知阮大人意下如何?阮敦仰慕蔡邕的才学,知道蔡邕愿意收自己的儿子阮瑀为徒,自然是求之不得,当即答应下来。从此,阮瑀跟随蔡邕十几年,期间涉猎广泛,自己的学业大进。

蔡邕被害,隐居不出。

阮瑀多么希望可以和师傅一直学习下去,可在那个乱世之中,又有几人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呢?由于曾经迫于董卓的威胁而做官,蔡邕遭到了诛杀董卓的王允的猜忌,尽管蔡邕谨慎小心,还是难逃厄运,王允用董卓余党的借口将蔡邕杀害。阮瑀最敬爱的师傅,就这样永远的离开了他,从此,他再也听不到师傅的抚琴之音了。

建安七子阮瑀(焚山求才真君子)(3)

阮瑀想亲手杀死那个夺走师傅性命的王允,但他没有那个机会,因为王允在李傕郭汜反攻长安前就死了。阮瑀看透了尔虞我诈的世界,不想为任何人卖命,也不想受任何人摆布,因此他选择了和商山四皓一样的隐居方式来避世,阮瑀的家人也没有为难阮瑀,因为阮氏也为蔡邕的无辜被害而感到惋惜和愤怒。

但在乱世之中,要真隐又谈何容易!

有个人找到了阮瑀,希望他出山辅佐曹操成就大事,这个人就是曹操的族弟曹洪。在曹洪看来,当今天下大乱,正是有能力的人建功立业的好机会,但是阮瑀却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他宁可一辈子与书琴为伴,也不想看到残垣断壁的城郭和生无可望的绝望百姓。阮瑀过期了清苦的隐居生活,但是多少年后阮瑀才意识到隐居的生活才是他人生最惬意的时刻。

建安七子阮瑀(焚山求才真君子)(4)

曹洪几次三番都不能说动阮瑀,这让他十分恼火,于是整天闷闷不乐。曹操看到一向乐观豁达的曹洪居然沉默不言了,感到很奇怪,便问是怎么回事。曹洪说:“丞相,我为国举贤,但贤才避世隐居不为我们所用,因此苦闷。”曹操早就听说过蔡邕有一位高徒阮瑀,听曹洪一说,不禁被阮瑀的不为权势所动的高风亮节所打动。他安慰曹洪说:“不言心急,这样的大才迟早会为我所用的,现在只不过是时机未到罢了。”

曹孟德放火烧山,逼出来文坛翘楚。

曹操安排手下找到了阮瑀,并带来了曹操为阮瑀准备的礼遇,阮瑀对使者带来的金银珠宝不屑一顾,但对使者带来的古籍典藏表示出了兴趣,这一细节被曹操的使者敏锐的发现了。使者回复曹操说:“阮瑀对于财物确实不屑一顾,但对于书籍却十分偏爱。”曹操笑了笑,心里说道:“看来还不是个无欲之人,这就好办了!”曹操命人搜集天下的古籍,然后都让人送给阮瑀,阮瑀来者不拒,但是想让我出山,免谈!

建安七子阮瑀(焚山求才真君子)(5)

有志向的人心总是躁动的。阮瑀已经四十三岁了,比他小的南阳诸葛孔明出山辅佐刘备,天下谱写的代表荀彧也出山辅佐曹操,同时还和曹洪结成了儿女庆家。面对这一切,阮瑀的心也不在宁静了。恰在这个时候,曹操也有些急了,他心想:“如果阮瑀不能为我所用,我就放火烧山,如果他真想做个全隐,我就成全他,让他做介子推!”介子推就是为了躲避晋文公重耳进入了深山,晋文公用烧山的方式打算逼迫介子推出来,结果介子推宁可烧死也不出山,最后和老母亲一起被烧死在山中。阮瑀还不想做介子推,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于是他选择了骑驴出山,当然还要驮上他的书。

建安七子阮瑀(焚山求才真君子)(6)

出了山口不远,阮瑀就看见曹操率领手下众人在山外等候,曹操看到阮瑀出来,便大步走上前去拉着他的手说:“阮先生不肯出山,曹某本不该强人所难,但现在天下大乱,曹某急需阮先生这样的人才,因此迫于无奈才出此下策,希望先生不要介意。”阮瑀并不是不识时务之人,他对曹操说道:“我本一介草民,劳烦丞相费心,今日之事并非丞相之过,我怎会介意呢,阮瑀既然出山,必定辅佐丞相左右,孝犬马之劳!”

闲云野鹤也得为俗事所累,配备辅导员,曹丞相煞费苦心。

阮瑀过惯了闲云野鹤的日子,对曹府规矩都不习惯,因此做起工作来懈怠缓慢,这让曾经对他寄予厚望的曹洪大失所望。曹操也不想让阮瑀这样消沉下去,于是他想了一个主意,通过一次酒宴的机会给阮瑀一次机会,也给自己一个留下他的理由。酒宴上,阮瑀一个人坐在角落里,面上带着一份愁苦之情,并不与人交流。曹操突然指着他说:“阮瑀,听说你师从蔡邕,精通琴艺,今天为大家演奏一曲,如果大家不满意,你就去拜乐工为师吧!”在坐的众人都有些吃惊,难道曹丞相费了很大力气请出来的人,就是个乐工的水平吗?阮瑀当然知道曹操的用意,他既不能辱没了师傅蔡邕的威名,也不想就此沉沦下去,因此抚琴而歌将曹操大大的赞美了一番。

建安七子阮瑀(焚山求才真君子)(7)

曹操很高兴,一是阮瑀的才学果然不凡,二是通过阮瑀对自己的赞美,曹操认为阮瑀不是又臭又硬的石头,而是可以为我所用的人。为了帮助阮瑀尽快适应新环境,曹操还为他安排了一个辅导员陈琳,陈琳多年在宦海沉浮经验丰富,和阮瑀工作一样且同为建安七子之一,沟通交流起来更为方便。

冷眼旁观不入党争的阮瑀,入仕扬威建功立业的仲达,文武兼备志向高远的曹丕,三人互为知己。

为曹操效力并不是不智之举,因为曹操当时不仅统一了北方,并且文学界具有领袖地位。但是在曹操身边就要收起自己的棱角和锋芒,不然随时有可能召开杀身之祸,对于这一点阮瑀是十分清楚的。他敏锐的看到曹操集团内部派系林立,有忠于汉献帝的大汉之臣,有地方豪强的违心依附,还有曹操几个儿子之间也明争暗斗。阮瑀并没有加入任何派系,他自己一直保持着冷眼旁观,清者自清自保求安就是阮瑀的追求。但是他还是和两个人的关系比较近,一个是世子曹丕,另外一个就是以名士身份入曹营司马懿。

建安七子阮瑀(焚山求才真君子)(8)

阮瑀看到了杨修之死,因此对于曹操立储之事从来不发表意见,尽管他和曹丕交好。一天司马懿兴冲冲的去找曹丕,当时阮瑀也在,司马懿一进门就说:“大喜事,大喜事!”曹丕问是什么喜事,司马懿说:“主公问我对您和其他公子的看法,我说主公诸子中只有子恒能堪大任,于是主公决定立您为世子了。”听到这个消息,一向冷静沉稳的曹丕也不禁喜上眉梢,但一旁的阮瑀却异常冷静,在他看来,这件曹丕的喜事,可能是司马懿的忧事。

建安七子阮瑀(焚山求才真君子)(9)

等到他和司马懿离开曹丕府邸的时候,见四下无人,阮瑀拉住司马懿的手说:“很多事情何必名言呢?”司马懿大惑不解的说:“怎么这么说呢?”阮瑀说道:“子恒和子健都是明公的儿子,立谁为世子对于明公来江山很难抉择,他今天说要立子恒,可能明天就会立子健为世子,而你如此大张旗鼓的和子恒说他已经为世子的事,万一最后便发生了变故,你如何面对明公,如何面对子恒,又如何面对子健,这不是将自己置于危险之地吗?”司马懿知道阮瑀是为自己的未来担忧,但此时的司马懿正志高意满,说道:“论做文章,可能一辈子我都赶不上你,但是论在马上平天下,却是你不如我。如今能辅助明主,有望最后夺得天下,这正是我建立功业最好的机会,怎么不能让人欣喜若狂呢!”曹丕听了司马懿的话之后十分高兴,对司马懿说道:“仲达说的对,大丈夫岂能在乱世中只求安身立命,碌碌无为,而不想去建立一番大的事业呢?”后来曹丕果然继承了曹操的魏王之位并代汉自立,而司马懿也成为曹丕的器重之人和身边重要的谋臣。

悲天悯人的救世之心,洞悉人心的千古文章,独树一帜的悼念之文。

阮瑀的文风在归顺曹操前后有很大变化,在没有投奔曹操前,诗歌多以描绘战乱场景,表现百姓疾苦,体现的是慷慨悲壮的气氛,阮瑀的《驾出北郭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诗中描述了一个受到继母虐待的孩子,在已经去世的亲生母亲的坟冢旁边哭泣的故事,表现了阮瑀对于社会底层百姓的同情。

如刘勰所论:“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在投奔曹操之后,建安诸子们的文风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产生了建功立业、为民谋福的想法,因此诗词创作中,以歌颂曹氏父子和表现自己强烈的功名意识为主题。期间阮瑀还奉曹操之命写信给孙权,其行文弱中带刚,和陈琳的慷慨激昂不同,阮瑀的文章初次读并不感觉有什么锋芒,但是其文说理逻辑缜密,逐层推进,不知不觉中就指向了要害之处。如果说陈琳的文章可比刀枪,那么阮瑀的文章就是温水煮青蛙,相比较下阮瑀更胜一筹。

建安十七年深秋,阮瑀因为染病不治而亡,他的死让建安诸子十分悲痛,尤其是他的挚友曹丕对于阮瑀的死十分感伤,不仅自己作诗悼念阮瑀,还令其他人也一起作诗悼念。曹丕在他做的《寡妇赋》序中曾说:

“陈留阮元瑜,与余有旧,薄命早亡,每感存其遗孤,未尝不怆然伤心,故作此赋,以叙其妻子悲苦之情,命王粲等并作之。”

阮瑀的死刺激了建安文人的心,使得他们的心态发生了转变,为他发起的悼念之作又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建安文学的题材,使建安文学呈现出多元化的风格。

一个人的历史,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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