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观新创徽剧《包公出山》有感
翁 飞
包拯为北宋一代名臣，千百年来，一直以廉洁奉公、刚正不阿的清官形象载于史册。他立朝刚毅，不附权贵，铁面无私，英明决断，敢于替百姓申不平，敢于冒犯权臣执法如山。当时京师汴梁流传着“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的民谣。“龙图包公，生平若何；肺肝冰雪，胸次山河；报国尽忠，临政无阿；杲杲清名，万古不磨。”这世代传诵的诗句，更表达了人民对包拯的崇高赞誉。民间将他奉为神明崇拜，认为他是文曲星转世，且断案如神，故有“包青天”美名。
历史上真实的包拯作为法官判案，只有在天长县知县任上的“牛舌案”，还有任开封府尹时不畏权贵整治河道等少数案例。他的仕途履历，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财政税收的经济领域，曾历任三司户部判官、京东转运使、陕西转运使、河北转运使、三司户部副使、权三司使、三司使等国家财政部门的官员，据宋史研究权威、安徽师大杨国宜教授在《包拯集校注》（黄山书社1999年6月版）的初略统计，包拯在经济方面的奏疏文字占了全部奏疏的40%左右。由于北宋政府已经出现了“三冗”,即冗兵、冗官、冗费的财政困难，包拯关心国计民生，提出很多兴利除弊的财税改革主张，并且为此多次上疏，甚至不惜犯言直谏，弹劾贪官污吏。关心国计民生、与反贪倡廉，是包拯民本思想中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正因此，包拯才能作为一个爱民护国的千古清官，活在人民心中。
至于家喻户晓的“陈州放粮”，则是根据古典名著《三侠五义》里的故事演化而来，并被改编成京剧折子戏《打銮驾》、《铡庞昱》（又名《铡国舅》）、川剧《打銮清官》、汉剧《打金銮》、以及滇剧、湘剧、秦腔、同州梆子、河北梆、豫剧等多种剧目，脍炙人口。这也说明了，艺术的塑造性和历史的真实性，是可以互相关联沟通的，就像史学名著《三国志》和文学名著《三国演义》，同样具有不朽的生命力。当然，一部优秀的历史剧作，一定要深深植根于历史的真实性之中。
安徽省徽京剧院的新创徽剧《包公出山》就是这样一部佳作。故事主要取材于关汉卿的元杂剧《包待制三勘蝴蝶梦》，这也是一出家喻户晓的重头包公戏。元剧的剧情是：“皇亲葛彪横行霸道。一天，他在街上无端撞死王老汉，竟扬长而去。王老汉三个儿子激怒之下，围住葛彪痛殴，失手把他打死，被抓入官府，按律须偿命。包拯在审问时，查明是葛彪行凶在前，王家三兄弟痛殴于后，又看到三兄弟争相自认杀手，而王母更请求包公宽恕王老汉前妻两个儿子，由她亲生儿子抵罪。包公十分感动，想起他在梦境里曾经救活了一支落入蛛网的小蝴蝶，动了恻隐之心，于是杀了偷马贼赵顽驴代王三儿偿命，又嘉奖了王母，令全家团圆。”
而徽京剧院的新创徽剧《包公出山》则做了独具匠心的改编创作。首先，编剧把故事发生的历史场景定格在包拯中进士后辞官不就、归乡事亲直至父母双亡、守孝十余年、终于39岁离开故乡、重新踏上仕途这段时期。正是在这十余年中，包公明确了一生仕官之准则、方向。所以剧中不但要表现包公之“孝”，更要突出他的“道”——为官处事之道。在广泛阅读、深入思考后，编剧特别注意到：包拯自述情怀的《明志诗》，这是包公踏上仕途后存世的唯一一首诗作：“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他认为：其中“直道”二字，便是诗眼，是包公存身、立足、仕官、事君之本。也是本剧的主题、主旨所在。
其次，为了衬托历史场景的真实性，编剧又请来两位历史人物登上舞台，包拯的恩师刘筠和同学好友文彦博。
刘筠（971～1031），字子仪，河北大名府人。二十七岁时考中进士，走上仕途。同时，他也是一位诗人、学者，刚刚出道，就被著名诗人杨亿欣赏举拔，以一后学，很快就与杨亿齐名，世称“杨刘”。后来又被选为翰林学士，参与皇家最重要的文化工程：编修《图经》、《册府元龟》等。宋史上对于刘筠的记载：“凡三入禁林，又三典贡部，以策论升降天下士，自筠始。性不苟合，遇事明达，而其治尚简严。”禁院即翰林院，贡部是主管科举的部门，刘筠三次主掌贡部，对科举制度做出一个空前而重大的改革。他认为科举目的是选拔治理国家的人才，不能只关注文墨。必须打破唐代以来进士考试侧重诗赋的传统，改为以考策论为主。这个改革，给宋代社会政治带来很大进步，为国家选拨了许多优秀人才，比如后来的包拯、三苏父子、王安石等宋代的良臣，都得益于此。刘筠曾两度外放地方官，到任地方都是庐州，正是在风景秀丽的香花墩，他慧眼识才，发现了埋头苦读的青年包拯。宋仁宗天圣五年，包拯参加进士考试，恰巧遇上刘筠第三次担任主考官，包拯一举上榜。刘筠喜爱庐州，终老后在庐江建造墓室归葬于此。因此，编剧把包拯接手恩师刘筠交付的一桩公案，作为“包公出山”的背景，于情于理都能说得通。
然而，长期的乡野生活使包拯不能马上适应波谲云诡的官场，原以为一腔热血就能换来卓越功绩，“直道而行”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这从剧中众人口中“包犟子”的戏称就能看出。于是他的另一位同学、至交好友文彦博（1006～1097）就出场了。
在文彦博著的《潞公集》里，有《寄友人包兼济拯》律诗一首：
缔交何止号如龙，发箧畴年绛帐同，
方领聚游多雅致，幅巾佳论有清风。
名高阙里二三子，学继台城百六公，
别后愈知昆气大，可能持久在江东。
诗的字里行间，充分描述了二人之间的深厚情谊和文采风流。两人同学伴游，谈古论今，包拯字希仁，传记中说他字“希文”，世人一般不知他还有“兼济”之名，文彦博诗题用“兼济”二字，足见相知之深。交情的延伸，就是文、包两家结为儿女亲家。在1973年出土的包氏家族墓园墓志铭中， 包拯次子包绶墓志铭里有“再娶故相太师潞国公之女文氏”字样，这位“故相太师潞国公”正是文彦博的最高官衔，指明了包绶是文彦博的东床佳婿。
刘筠和文彦博，是两位北宋大名臣，他们的登台，对于剧情的起落波折、和包拯的“直道”为官断案，起到了极好的烘托作用。
在审案过程中，当包拯听到王婆极力为大儿子、二儿子脱罪，宁愿让小儿子为权贵以死抵命时，便呵斥王婆存心偏袒亲儿，狠心让“螟蛉之子”代为偿命。待得知真相后，才感叹“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检讨自身之余，决定帮他们脱罪，让其一家团聚。为帮助王氏一家，包拯找到文彦博以寻对策。他认为把整件事情直书皇上，是权贵葛彪打死人在先，就能替王氏三兄弟求情，赦免他们的死罪。而深谙官场“潜规则的”文彦博，却主张采取“迂回战术” ，找出葛家以往的罪行作为筹码，让他们不敢追究此事，最终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初出茅庐的包拯面对处之若泰的昔日同窗、今日同僚，他思忖着、疑惑着，不断在取“曲”还是取“直” 、 “坚持自我”还是“否定自我”的焦灼感中摇摆彷徨，就在准备放弃“坚守”时，文彦博“献锦”一事如当头棒喝唤醒了包拯，这个“直道天下一根筋”犟到底的“包犟子”，在实践中重新“肯定自我”之后，又一次得到了成长的“勋章”。
如果说这件案子的复杂棘手和文彦博道出的官场“潜规则”，对包拯是一个不小的冲击；那么恩师刘筠用实际行动对他的苦心劝诫无疑是一股巨流，把他推向了自我抉择、审定的顶峰。公案自然还没有解决，但文彦博却因“献锦”一事牵连被贬。刘筠已生退隐之心，在离开之前，用偷马贼的尸体换得王三兄弟无恙，并安排王氏一家离开这个是非之地。面对恩师的所作所为，包拯震惊、不解，开始觉得心中的信仰似乎是那么遥不可及，开始怀疑自己的“人生准则” ，试图调整自己的思维导向……但是，怎样才能做到“不负朝廷”、“致君泽民”而无愧于心？“直道多不容，枉道夫岂可” ，包拯最终攻破了心中郁结的块垒，以“不敢不守天下之直”的决心，说服了恩师刘筠，感化了王氏母子，奏上他复出审案的第一本奏疏，表彰王氏母子的大孝大爱。坚定地开启了自己的人生之路。
“清官戏”所以千百年来一直成为中国老百姓爱看爱唱的传统剧目，包拯作为清官的典型，他所奉行的“直道”就是符合民心的为官之道，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法治之道。徽剧号称“京剧之母”，音乐唱腔优美，表演艺术丰富多彩，技艺精湛。文戏具有载歌载舞、委婉细腻其特点；武戏则粗犷、炽热、功夫精深、善于高台跌扑而震惊观众；同时以浓郁的乡土气息和风趣、诙谐和语言吸引着观众。这在《包公出山》剧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
《包公出山》整体上看属于文戏，舞台画面凝重而不失多采多姿，具有雕塑造型的美感。饰演包公的国家一级演员董成，早在1997年担纲新创徽剧《刘铭传》时（我是该剧历史顾问），就亲眼见过他对艺术精益求精，每一段唱腔、每一个舞台身段，都反复打磨几十上百编，功夫不负有心人，该剧当年囊括国家五个一奖、曹禺戏剧奖、文化奖等一系列国家大奖，董成也一剧成名。这次他在舞台上是徽剧的正生，从唱腔、举止，到深度的心理道白，堪称是炉火纯青了。饰演文彦博的青年演员张凯，是剧中的小生，作为徽剧的后起之秀，他的言谈举止，在剧中也有不俗的表演，塑造出文彦博这样一个集智慧灵巧于一身的精英官僚形象；另一位专攻老生的青年演员刘旻、饰演包拯恩师刘筠，以及专攻老旦的王喆、在剧中饰演王婆，花旦演员罗丽萍、饰演包公夫人董氏，都体显现出深厚的功底，这也说明安徽徽京剧院在新时代顺应改革大潮，着力培养戏剧新人，传承创新，后浪推前浪，潜力无限。
安徽省徽京剧院排演出《包公出山》，契合了当下弘扬良好家风家训、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的时代主题，有利于为我国依法治国、加强法治建设提供借鉴，有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希望有更多的观众观赏它、喜爱它。
2021年8月5日
作者系安徽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安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博士、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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