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2月1日，我的丈夫奉命率部前往水门桥，阻击从长津湖撤离的美军陆战1师。
丈夫时任20军60师参谋长，他们是桥边拦截美军撤退的最后一道力量。
与此同时，作为60师卫生队指导员的我也接到紧急命令，带队赶赴水门桥前线支援救护。
我刚生完孩子才一个月，就千里迢迢追到朝鲜战场，怎么也得和丈夫见上一面。
孩子还等着他起名字，婆母还等着我们回去尽孝。
三个月前，在嘉定留守处，我即将分娩，丈夫的警卫员突然回来，告诉我丈夫已经离开山东北上，派他回来照顾我。
我作为20军党委的秘书，比他们还更早知道部队将出国作战的消息，心里有了底倒也不慌。
再者，我16岁就参加新四军，早已见惯了战场上的生死。当国家需要的时候，战士哪有不上战场的，何况那些十八九岁的女兵也都去了。
只是，我们是夫妻，更是战友，不能让他一个人去打这场仗。孩子刚满月，我就从吉林辑安跨过了鸭绿江。
此时，美陆战1师已经从长津湖开始突围，我所在的20军也南下到黄草岭的水门桥一带，层层阻击逃往兴南港的敌人。
到达辑安时，恰好遇见十几名刚出国就冻伤的连排干部病愈归队，我们一行人以每晚急行军80里的速度跨过了鸭绿江。
途经朝鲜后浦时，突然遭遇美军夜航机轰炸，隐蔽过后刚刚出发，街道旁就传来了一阵婴儿的哭声。
我本能地走过去一看，发现几具躺着的尸体，一个婴儿还在死去母亲的怀里啼哭。刚做母亲的我受不了，说什么也要带上这个孩子。
一边的警卫员急了，说如果带上的话不光会影响急行军，婴儿也会死在我们手里。
我知道他说的对，这里是大后方，天明后一定有人会来救，跟着我们进前线反倒危险。我只能狠下心将婴儿移到了离火堆近的地方，一步三回头追赶起了队伍。
为了减少目标，我们分散成十几人单独行动，不分昼夜行军，累了就找地方隐蔽休息，没过两天我的手脚就都冻伤了。
一位朝鲜阿妈妮得知我刚当了母亲，一边给我轻轻搓擦，一边说：“志愿军同目，朝思密达（志愿军同志，真好）！”
年轻时身穿军装的我
这样急行军了五天，我们终于赶到了位于乾慈介的20军军部，警卫员连夜去了黄草岭找丈夫，其他人也各自回到了自己的部队。
我本来已经调往了师里的组织科，可到前线一看，部队伤员太多了，军卫生部已经频频告急，军组织部长就让我去军治疗队任临时指导员。
部长问我有什么困难，我张口就要枪，说万一遇见敌人，没有枪不行。
他当即解下了自己的手枪，又多给了我一个弹夹，说枪给我，但派不出人送我了。
听完这句话，我已经对这场仗有了心理准备，等我到了位于山沟里的治疗队，才真正感受到了它的残酷。
所谓的20军治疗队，不过几栋破茅草屋，里面足足挤了200多名伤员。
队长黄坤负责一个室，女军医车淑琴负责一个室，除几名医务骨干之外，护理员都是上海解放后参军的江南姑娘，以及一个班的十六七岁的小青年。
医疗队最大的问题是断粮缺药，尤其是因为断粮没有吃的，又因担心轰炸不准生火取暖，伤员的抵抗力急剧下降，有的轻伤员成了重伤员，有的重伤员则因此而牺牲了。
我与队长当即决定，将治疗队所有人一分为二，男队员由事务长带领去附近山村，寻找老百姓逃走时遗落的土豆和黄豆，女队员劈柴隐蔽生火，给伤员烧炕取暖，烧水洗敷料布。
可找粮的苦苦找了一天，只找来了几十颗冻地蛋和一小包不到一斤的黄豆，女队员好不容易烧起火溶了雪水洗出了敷料布，但一凉开又会立马冻成厚厚的冰条。
几名年轻的女战士，手也洗肿了，耳朵也冻肿了，还有的冻得哭出了声来。
她们都还是孩子啊，又都在江南长大，从来没有遇见这么寒冷的天气。所以我和队长没有半句批评，因为她们能来朝鲜战场，已经很不简单了。
而伤员们忍着饥饿和伤痛，一整天就吃这点东西不说，不但没有药，连一块干净的敷料布也换不上。
揭开伤员的包扎敷料布一看，一个个黑乎乎的手指头和脚指头都掉了下来，我和队长却束手无策，我急得直想大哭。
突然，有位伤员指着我们发泄道：“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都快要饿死，成叫花子兵了！”
“什么叫化子兵！我们把美军王牌陆战1师打成了那个熊样，困难是一时的，只要坚持下去，我们一定能胜利回国。”
伤员们争论着，同时也在提醒我们，现在最最重要的同题是要千方百计找到吃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坚持下去。
我和队长决定组织全体医护人员，径直翻过广城岭，去军里的转运站背粮拿药。
伤员们听说后着急了，硬硬省下了小半斤黄豆给我们，说你们要不吃几粒黄豆的话，恐怕连广城岭都爬不上去，命就没了。
广城岭海拔1700多米，往返得20多公里。
我接过黄豆，一一给分给大家，我先是按每人10粒分，到了最后我和队长分到了7粒。
这时，队长又下命令说，黄豆晚上不准吃，要等出发之前才能吃。所以当天夜里，大家只能喝白开水充饥。
第二天拂晓，大家吃下了黄豆，又喝了一肚子水，便朝离军转运站最近的广城岭爬去。
当天下午三点多，我们赶到了军转运站，吃了几块压缩饼干稍事休息。男的一律背30斤以上，女的至少背20斤，又紧接着开始往回返。
拿到了粮食和药品后，我突然又紧张起来。
因为治疗队只剩下伤员了，如果敌人绕过警戒部队偷袭，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可我和队长没办法，只有赌一把了，否则伤员也将活活饿死和冻死，到那时我和队长依然是大错。
虽然有压缩饼干垫底，但再次爬上广城岭时，女兵全都走不动了，这20斤的负重可比平时背100斤还难。
我也走不动了，可我是指导员啊，这个时候我必须拿出个主意来，否则到了夜里，冻也把我们冻死在广城岭了。
想到势单力薄的伤员，我让队长和事务长带领男战士先走，然后扎紧粮食和药品，带头朝着雪深的地方往下滚。
这一招果然灵，原本十分艰难的下山，成了一场滑雪比赛。
我和女兵们走几步滚一段，滚一段走几步。到后来，文工团出身的女兵们，竟唱起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歌曲《小路》：
“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
他在冒着枪林弹雨的危险，实在叫我心中挂牵，我要勇敢地为战士包扎伤口，从那炮火中把他救回来……”
大家唱着歌，相互鼓着劲，直到黄昏，我带着女兵终于回到了治疗队，而且没有一个人掉队，粮食和药品也没有半点的损失。
这天晚上，伤员们吃上了出国后的第一顿热饭——面糊糊，因为里面加了压缩饼干，既好吃又有营养。
伤员们感动得流泪了，说什么也要女兵们吃上几口，但女兵们只是闻了闻，按规定只吃了两片压缩饼干。
这天夜里，大家累得一早就睡着了，可我却怎么都睡不着。
白天女兵们唱的《小路》，既是一首军歌，也是一首情歌，那句“他在冒着枪林弹雨的危险，实在叫我心中挂牵”，让我想起了一直在前线的丈夫。
我去军组织部报到时，首长一时忙得没提及丈夫，我也没问。
我的觉悟告诉我，自己不能问。
可我心里想，我千里迢迢来到朝鲜战场，你蔡群帆怎么也得让我见上一面，孩子还等着你起名字呢。
我是浙江慈溪人，上初一那年，日军占领了我家乡，不得不随母亲躲到了乡下的老家三七市镇。
不久镇上来了一位老师，将失学的孩子们组织起来读书。说是读书，其实每天大多是听老师讲抗日救亡的道理。
可不出半个月，整个浙东地区都沦陷了，日军也占领了紧邻慈溪的奉化。
这时，慈溪来了一支代号“达谊”的部队。
当时国民党的“烧毛”部队都在撤，慈溪却来了一支抗日支队，来的第三天就跟日军干了一仗，一时间名声大振，吸引了许多爱国青年学生。
1942年的妇女节那天，读书会的老师又给我们讲抗日救亡的道理，说：“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假如中国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
当时，我还不知道这是毛主席在延安女子大学成立时的讲话，却让我热血沸腾，让我下定决心要去投奔新来的抗日支队。
母亲识字明理，我没有多想，给她留下一封“女参加抗日是大孝”的家书，就随着地下党辗转找到这只部队。
原来，他们是从上海浦东来的新四军，支队政委叫蔡群帆。
那时我并不知道，自己会和他有那么深的缘分。
因为是敌后抗日，支队没有固定的根据地，除了刺探日军情报就是征粮，经常要与两面派的乡长们打交道。
慈溪鸣鹤乡的乡长，既为新四军征粮也替日伪征税。日伪在鸣鹤乡设立据点后，他翻脸变成汉奸，仗着日本人撑腰，私吞了新四军之前派给的粮款，支队里也一时拿他没有办法。
我知道消息后，私自决定女扮男装，只身去活捉这个汉奸乡长。
一天夜里，我围上过了膝盖的深蓝色竹裙，随身带了两颗真假手榴弹，再戴上一顶毡帽，扮成捕鱼的小赤佬，划着乌篷船绕过了日军的碉堡，停在了白洋湖边乡公所的大门前。
我提着鱼篓骗过了门口拿着棍棒放哨的乡丁，冲进屋里用真手榴弹敲醒呼呼大睡的乡长，把他蒙上眼睛五花大绑之后，又押着他回到了乌篷船上。
船刚回到白洋湖对岸，汉奸乡长就连连求饶，答应如果饶他一命，回去后马上返还粮款。
我就这么单枪匹马活捉了汉奸乡长，又要回了十分紧张的粮款，一下在支队和当地有了名声，可我也暴露了。
那是1944年的冬天，我被秘密派到慈北的洋浦乡开展地下工作，可刚去就遭汉奸告密，被日军宪兵队突然包围抓到了东山乡。
日军宪兵剥去了我的棉衣、鞋袜，关进潮汐的木笼里，连冻了几天几夜，接着上刑、逼供、诱供、假枪毙……
能用的招数都用了，见我一口咬定是流亡学生，才慢慢放松了对我的刑讯逼供。
一次，来送饭的人刻意用手点了点饭团，我赶紧打开一看，里面藏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你的表现我们都知道，一要保持气节，二要保存力量”。
末尾两个数字是组织的联络代号。我顿时明白，支队已经着手开始营救我了。
第二天，送饭的人又带来一支短铅笔和一张空白小纸条，我在回条上写道：“海枯石烂，我永不变！”
转眼两个多月过去，春节前的一天，日军宪兵突然将我押送到了宁波做苦役。
这时，有个年轻的女人三天两头来找我劝降，得知她是日军宪兵队长的小老婆后，我反过来做她的思想工作，给日本人当帮凶，是没有好下场的！
那女人听后，哭着说她也是被日军下乡扫荡抓来的，并答应让日军宪兵队长派一个小脚老妇人来看管我。
营地里有个平常锁着的小门，只有犯人亲属来探监才打开。一天傍晚，我发现小门的锁虚掩着，于是向老妇人编理由说家中找了个保人，一会儿来门口与自己见面。
老妇人以为门口有哨兵把守，不会有什么问题，恰巧这时门口一个哨兵也没有，我出小门一拐弯来到马路边，招手跳上一辆黄包车去了偏远的四明会馆。
到了目的地后，我脱下一件衣裳给车夫充作车钱，然后躲在停尸房的棺材后面，等到了深夜才潜入农田，狂奔了一天一夜，终于回到了中共慈溪县委的秘密联络点。
我能从日军宪兵队的营房里跑出来，大家既高兴又有些怀疑，地区委员会对我进行了十分严格的组织审查。
看完地委送来的材料，支队长萧群帆一直坚定站在我这边，说我参加新四军，活捉汉奸乡长，被捕又逃出来，要有问题就不是现在了。
后来，地委通过地下关系查清了我的表现，这才解除了对我长达数月的内部审查。
1945年9月，抗日支队奉命北撤到苏北，编入了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后来的20军，蔡群帆担任军参谋处长，我则调任了军卫生队指导员。
我们相知相爱，慢慢走到了一起，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经组织批准正式结为夫妻。
我和丈夫
同是军人，每次群帆上前线，对我来说，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可我没想到，这次的消息来得这么快。
就在我们背回粮食的当天夜里，后半夜前线又送下来一批伤员。
担架队的队长告诉我，58师的参谋长胡乾秀和174团政委郝亮，以及几名参谋都牺牲了。
原来12月8日这天，长津湖撤退的陆战1师又开始朝水门桥方向突围。到了下午，一度攻占了临近水门桥的1304高地。
拦截阻击的58师首当其冲。师长将仅剩下的400多人，交给参谋长胡乾秀指挥，命他坚决夺回高地。
胡乾秀二话没说，带上警卫员就去了高地前线。
等指挥部队夺回高地，又死死封锁住了通往水门桥的公路，胡乾秀和郝亮这才回到了地窖里的指挥所。
高地得而复失，美军身后的工兵将寸步难行，若水门桥不能尽快修复，整个陆战1师将难逃厄运。
被志愿军炸断的水门桥
我军如此快速的反击，也让陆战1师察觉到，附近一定有指挥机关。为此敌人派来了可以超低空飞行的10架F4U海盗机。
8架飞机直奔目标高地实施狂轰滥炸，2架则绕着高地四周低空飞行侦察。
一架低空飞行的敌机发现了指挥部藏身地窖外的天线，一个大回旋后接连发射出了两枚火箭弹。
另一架也过来掷下一枚凝固汽油弹。地窖内的胡乾秀和郝亮以及参谋、通讯人员，瞬间淹没在一片火海中。
等附近的几名警卫战士冲进去，被炸断大腿的胡乾秀已经奄奄一息，郝亮以及所有参谋和通讯人员已经全部牺牲。
警卫战士将胡乾秀简单包扎，轮班将他背到师卫生队时，胡乾秀早已牺牲在了战士的后背上。
作为军党委的秘书，军团以上干部都记在我的脑子里了，胡乾秀和郝亮，我都再熟悉不过了。
34岁的胡乾秀，湖北阳新县人，13岁参加红军，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担任了新四军52团参谋长。
1945年率领部队于江苏高邮县三垛河两岸设伏，一举歼灭日军1个大队和伪军1800余人，击沉日军汽艇三艘，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
新中国成立后，胡乾秀升任任9兵团20军58师参谋长后，被派去南京军政大学深造。
刚过一年，得知部队准备赴朝作战后，胡乾秀立即申请刘伯承院长批准，中断学业返回了58师驻地。
当时军政大学是被上级重点培养的干部才能去的，见自己的参谋长突然归队，师长还问他为什么不珍惜机会好好深造。
胡乾秀的回答真诚又简单，“读上几年书，不如打上一场仗，我到朝鲜战场学习好了！”
跟胡乾秀一样，33岁的团政委郝亮也是主动要求来参战的。
他是山东莱西人，中学毕业后回家乡担任教员，秘密加入民族先锋队，是20军首屈一指的政治干部。
20军自浙江嘉兴移师山东枣庄时，郝亮已经被任命为军组织部部长。
能去军里当组织部长，这是一件令许多人羡慕的事情，可郝亮舍不得174团这支他从家乡带岀来的部队，请求军首长，说等和同志们一块到朝鲜打完仗回来，再与候任政委交接。
没想到，一去不返。
听到这个消息，我先是愣了一会儿，突然控制不住躲在一边哭了起来。
连这样级别的指战员都牺牲了，我更加担心起身处前线的丈夫。
长津湖战役开始后，丈夫一直在前线指挥作战。
自12月1日，陆战1师从长津湖撤退，开始突围的第一天，我军就炸毁了他们的必经之路——水门桥。
没想到美军的后勤能力十分强大，炸毁一次，他们修复一次。
第三次炸毁水门桥时，丈夫还靠近做了仔细观察，并判断这一次修复至少需要个把月，而到那时，陆战1师肯定早已不复存在了。
可到了12月9日夜里，美军占领桥头阵地后，却又一次修复了水门桥。看着疯狂撤退的敌人，大家都预感到这将是我们对美军的最后一击了。
美军在通过修复好的水门桥
而此时，负责在桥边阻击敌人的60师和58师，两个师只剩200多人，就算是全部战死，也无法挡住还有1万多人的陆战1师。
这分明是一场生死碰撞。
胡乾秀牺牲后，丈夫奉命统一指挥20军的一线战斗部队，继续在水门桥附近阻击突围的陆战1师。
丈夫侦察完前线地形后，将阻击位置设在1304高地以南水门桥以北的一个小峡谷内。此时的阻击部队只能去打巧仗，否则将伤亡殆尽。
当天的后半夜，美军断后的10辆坦克行进到小峡谷时，打头的那辆突然失灵停在了公路中间，顿时挡住了后面9辆坦克的去路。
此时，60师还有一个专打坦克的特战班，再加上赶上来的26军的2个火箭筒班，丈夫下定了坚决打坦克的决心。
与此同时，他又挑选了5名侦察兵出身的战士，化妆成朝鲜难民靠近美军，择机近身攻击掩护坦克的步兵。
丈夫知道这几名战士将有去无回，刚要说些什么，战士们就抢先说：“首长，我们坚决执行命令。”
5名侦察兵吸引美军步兵火力牺牲后，火箭筒班和特战班趁机靠近击中了4辆坦克，爆破组又打掉了4辆，剩下的2辆在步兵掩护下逃出了伏击圈。
丈夫又指挥部队继续攻打美军的步兵。可哪里知道，美军一个排的步兵全部穿了防弹衣，志愿军的轻武器不但打不倒他们，反而增加了自己的伤亡。
战士们并没有停止战斗，端着武器继续步行追击敌人。但在美军强大的装备之下，12月10日拂晓，陆战1师最终全部撤过了水门桥。
当天上午，军卫生部命令治疗队前移黄草岭，说水门桥附近的伤亡十分严重，大量的伤员等着救治。
我急忙带上治疗队的骨干出发，等到了目的地已是深夜了。
这时我才知道，兵团部已经命令20军撤出战斗，而因为通讯落后传达不顺畅，一时没有接到命令的一线部队，他们还在奋力徒步追击敌人。
丈夫怎么样了，是死是活，还是负伤，我一概不知。
丈夫原名叫蔡和民，上海人，父亲去世后，与在纺织厂做工的母亲相依为命。
还在上海中法学堂读书时，丈夫就参加了上海地下抗日救亡组织，改名叫蔡群帆。
1939年年初，24岁的丈夫到浦东担任中共青浦工委军事部长。中共地下党为了保护婆母，派交通员将婆母秘密送往山东胶东抗日根据地。
秘密离开上海的那天夜里，婆母说自己的儿子在上海，去那么远的地方干什么。
地下党交通员只好编假话，说丈夫已经去了胶东抗日根据地，去那可以见到儿子，婆母这才匆匆坐上客轮去了根据地。
婆母认字又能吃苦，不久就成了支前模范，还参加了胶东八路军，可抗战胜利了也没打听到儿子的下落。
这时，有消息说儿子的部队已经去了东北，婆母又赶紧乘船去了东北，一边在四野的服装厂工作，一边打听儿子的下落。
可新中国都成立了，已经升任正连职的婆母还是没有儿子的消息。
直到1950年元旦后，婆母又打听到，儿子参加的是新四军部队，大都属于陈毅指挥的第三野战军，只要去上海找到陈老总，就一定会找到自己的儿子。
于是婆母请假从大连乘船回到了上海。上海当时刚解放，第三野战军云集市郊，吸引了许多来寻亲的家属，尤其寻找高级干部的，都会直接找到陈老总。
春节前的一天，陈老总刚送走几拨人，秘书又报告说，有位小脚的女军人点名要见他。
婆母虽然裹着小脚，但身穿军装的她一点不怯场，先敬军礼，又掏出了正连职的军官证证明身份。
陈老总不光举手还礼，还称呼她为“革命的老妈妈”。听说是来上海寻儿子，就问她儿子叫什么名字。
“蔡群帆。”婆母生怕陈毅不明白，开始一个字一个字解释，蔡和森的蔡，群众的群，帆船的帆。
陈老总有些犯愁，第三野战军里，新四军出身的干部成千上万，如果没有更准确的消息，这等于是大海捞针，等找到人春节早已经过去了。
这时，婆母突然想起来之前有人告诉她，儿子后来去的是浙东抗日支队。
而浙东抗日支队正是在20军的前身，如果蔡群帆没有牺牲，现在至少是一名团级干部了。
陈老总赶紧打电话给20军军长，一问蔡群帆人在嘉兴，已经升任了20军的参谋处长，而且刚刚结婚，儿媳妇也在军里担任军党委秘书。
婆母听后高兴地哭起来，陈老总却赶紧道喜：“喜上加喜！革命的杨妈妈，你应该高兴啊！”
找到了丈夫的下落，陈老总又吩咐秘书，用自己的车将婆母送到了嘉定的20军军部。
当时，我和军政治部的人正在筹备春节联欢会，得到消息后，丈夫赶紧来拉我往驻地的大门口跑，边跑边告诉我，母亲来部队了。
我这才知道，他们母子已经失散整整11年了。
婆母见到我时，左端详右端详，看了好半天悄悄对丈夫说：“有喜了没？”
我脸刷一下，红得烧起来。
一家人重逢不过一年，我们就要入朝了。临上火车前，我把襁褓中的孩子送到幼儿园，给家中母亲写了家信，又特地去看了趟婆母。
那时婆母已经从部队转业，回到了上海的家中，她已病得很重。可她明事理，说这仗和当年打日本鬼子一样要紧，我和丈夫都应该去。
我顾不上那么多了，我必须得找到丈夫，带他回去团圆。
可60师的伤亡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尤其是预备队180团伤亡更为严重，团长和参谋长都牺牲了。
我带着治疗队直奔180团的阵地而去，刚出发不久，遇见了60师政治部主任徐放。
徐放告诉我们，不要往前走了，你们去师卫生队吧。
可我坚持要离阵地近一些，方便就近抢救伤员。徐放不得已说出了实情，180团在1081高地的指战员，没有一个生还，全部壮烈牺牲了。
到了后半夜，我们赶到了60师卫生队一看，情况比我刚到军治疗队时还要糟糕。
所谓的手术室，其实就是一个包扎室。药品只剩下了酒精和碘酒，棉球和敷料布也是拆了棉衣和没穿过的衬衣做的。不仅伤员越来越多，而且送来的伤员牺牲人数也在增加。
到了安置伤员的坑洞里，有一名女护士情急之下，抽自己的血给重伤员输血，直到头昏了过去。
另一个坑洞里，伤员大多已经牺牲，两名女护理员抬累了，躺在牺牲战士的遗体边打起了瞌睡。
我们立即分成几个小组，分头喂消炎药片，替换伤口的敷料布。同时，将随身带的压缩饼干做成面糊，让每位伤员都喝上一点。
这时治疗队的人报告说，负责警卫的班长不让生火。
坑洞里没有一点热气，一时无法后运的伤员，时间久了冻也冻死了。
我找到那位班长亮明身份，告诉他不能机械地执行上级的命令，火堆点的尽量远一些，只取不冒烟的木炭。
班长点头同意了，还让我们帮着去一起烧炭。
就这样忙到了第二天的拂晓，伤员的救治才有了个头绪。可丈夫还是没有消息。
当我检查完所有的坑洞时，突然有一个人拄着木棍走到了我的面前。我习惯性地问道：“同志，你哪里受伤了？”
见来人拉下护耳的帽子上全是雪，眉毛和胡子上也挂了一层厚厚的冰碴，我还以为来人冻得不能说话了，于是又比划着问：“同志，你伤在哪里了？”
这时，丈夫的警卫员突然冒出来说：“大姐，这是首长啊！”
见牵挂了这么久的人活着回来了，我顿时热泪盈眶，一时无语，不知说什么是好。
丈夫（右一）跟朝鲜人民军的合影
原来，丈夫拂晓才奉命撤离了战场，因为战士们都集体抗命，说累死也要继续追击陆战1师。
没有办法，一直到战士们累得全都瘫倒在雪地里，丈夫才再次命令撤出战斗。
战士们不甘心又内疚，流着眼泪说：“首长，我们让美国鬼子跑了啊！”
不光是基层的战士们这样，丈夫统一指挥的58师172团团长也不愿撤出战斗，说谁的命令他也不听！
说完，带着仅有不到一个班的战士继续追击，直到精疲力尽倒在了雪地里。
因为急着去军里汇报，丈夫说了几句话就要匆匆离开。我急忙追上去，告诉他必须赶快给伤员运吃的和药品，否则牺牲还将继续。
当天夜里，后勤部队便运来了粮食和药品。
我们终于活了过来。
当时陆战1师已经全部撤出了黄草岭，敌机减轻了对后方的轰炸，转眼就是元旦，新年要有新气象。
军治疗队和60师卫生队联合决定，要给全体轻伤员洗了一个热水澡，换上新运来的棉衣。
而所有的女兵，除了我和另一名女军医结了婚，其它都是清一色的小姑娘，可她们没有一丝的害羞，到是伤员们都扭捏捏捏，遮这掩那的。
年轻的女战士们说，把她们当成自己的亲姐妹好了，说了好半天，伤员们才肯答应洗澡，有的竟哭得稀里哗啦。
半个月以后，重伤员已经后送到了国内的医院，我们奉命护送可以走路的轻伤员南下咸兴休整待命。
翻过黄草岭主峰的那一天，我情不自禁地回头看了一眼，水门桥和1081高地就在眼前，北去的长津江宛如一条飘带，如果没有战争，这里绝对是一处美丽安宁的观景地。
1952年的11月底，20军奉命回到了国内的辑安。正当南下上海时，志愿军总部又将丈夫调到了中朝联合红十字会，负责去南朝鲜视察与交涉志愿军被俘人员事宜。
命令当天夜里到达，第二天一早就要出发。分别时，他叮嘱我，回到嘉定后第一时间去看婆母。
回家后老年的我
我到了上海后，连一别两年的孩子都顾不上看一眼，径直去了上海的老房子，可老家的亲戚告诉我，婆母已经病逝一年多了。
我流着眼泪又去了幼儿园，可孩子根本不认我，连声妈妈也不叫，我不抱还好，一抱哇哇哭得更厉害了，我也跟着哭起来。
没有办法，我只好又回到了部队，孩子继续留在幼儿园。
回去才得知，胡乾秀参谋长牺牲不久，他的第三个孩子出生了。妻子为了纪念他，给小儿子起名叫胡忆朝。
胡乾秀参谋长妻子（左）怀抱着大儿子
1954年春天，丈夫完成了任务回到了上海。
见到婆母的遗像时，他跪在地上，顶天立地的军人嚎啕大哭起来，任凭亲戚怎么劝也长跪不起。
我赶过去时，丈夫还傻跪在那里。
我只能流着泪劝他，我们失去了妈妈，可有多少战士的妈妈失去了儿子啊！
她是女兵，更是女人。
当她们毅然投身战场时，先要克服的是身体与观念上的障碍。
我们无法想象王苏菲在冰天雪地中如何克服身体的极限，也不知道她由此留下何种后遗症。
那时的女兵不要说配枪，可能连一身合体的军装都没有，就要在生死一线的战场上穿梭。
在前线士兵伤亡严重的战斗中，她们还得冲上阵地拖回一个个体重远超自己的伤员，勇气令敌手震惊。
但那么多的战争电影中，女兵为主角的少之又少。
人类已接受了战争中女性缺位、配角的认识。而她们的感情史和心灵故事，更是被长久忽略。
在朝鲜战场上，王苏菲是女兵，女人，还是妻子，母亲。
她的故事应该被更多人看到。
编辑：赵斯卡 罗伯特刘
（文中照片为作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