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郑州8月31日电 题：宋代“海洋大国”如何以贸易联结世界？
——专访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黄纯艳
中新社记者 李贵刚
国学大师陈寅恪缘何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美国学者罗荣邦为何说中国自南宋开始了“崛起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海洋大国的历程”？中国宋史研究会原副会长、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黄纯艳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阐释海洋贸易兴盛的宋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请介绍一下宋朝海洋贸易概况。
黄纯艳：宋代中国古代海上贸易空前繁荣，这是相对开放的海洋贸易政策、经济重心南移、商品经济发展、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进步等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有学者把宋代中国比喻为当时亚洲海洋贸易的“发动机”。在宋代中国与亚洲海洋各国的共同推动下，亚洲海洋贸易进入新阶段，形成南海贸易体系。该体系有稳定的商品结构和市场关系，即中国的手工业品和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地区的资源型商品互补性交换；有稳定的贸易力量，即以中国商人和阿拉伯商人为主导，亚洲海洋各国商人共同参与的海商群体；有稳定的市场区域，即以东南亚地区为枢纽，联系东亚海域和印度洋海域的市场区域。可以说宋代中国在当时亚洲海洋贸易中初显“海洋大国”气象。
宋代中国在亚洲海洋贸易中具有数方面优势：首先是商品结构优势。“南海Ⅰ号”发掘的近20万件套商品中有瓷器、铁器、金银、铜钱及丝绸等，与宋代史籍记载一致。这些商品海外诸国不能生产，或生产质量远逊中国。诸国输入中国的主要是香料、药材、象牙、珠宝等资源性商品，中国在商品结构中占有更为有利的地位。
“南海I号”沉船上的瓷器。中新社记者 陈骥旻 摄
其次是技术优势，领先世界的造船技术和指南针运用于航海。宋代海船船体大，普遍应用了水密隔舱和多层舷板技术，增强了船舶的强度和抗沉性。北宋后期中国人率先把指南针运用于航海，海船有专司“针盘”、掌握“针路”的“火长”，可以帮助人们全天候进行深海航行，增加了航海的安全性和效率。
宋代商船模型。中新社记者泱波 摄
两大优势背后是宋代领先的文明程度和经济水平。宋代中国是当时亚洲经济最发达、技术最先进、市场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各国皆乐于与中国开展贸易。东亚诸国不仅积极与中国进行经济贸易，而且主动学习中国的制度和文化。
中新社记者：宋钱“国际化”程度发展到了什么水平？
黄纯艳：宋代中国海外贸易的大发展，带来宋铜钱的大量外流，宋钱逐渐在东亚、东南亚国家广泛行用，成为当时重要的“国际货币”，特别是在除高丽以外的东亚诸国成为最主要的通货之一。时人说“四夷皆仰中国之铜币”，“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用”。
宋代是中国历代王朝中铸钱数量最多的时期，也是铜钱货币体系最稳定、最兴盛的时期。据学者研究，北宋铜钱铸造量达到2至3亿贯。辽、西夏、金，以及日本、交趾，乃至东南亚诸国都行用铜钱，且推动了周边诸国仿照宋钱铸造货币。
宋钱外流和在诸国行用是民间经济交流的结果，而非官方推动。宋朝铸币规模很大，但仍不能满足本国经济和财政的需求，始终存在严重的“钱荒”，故宋朝严禁铜钱出境。而对于进入本国的铜钱，日本、交趾，辽、金、西夏等也均实行许入不许出的禁令。
宋钱传播和行用有地区差异。高丽虽有宋钱流入，但未能改变实物交换和使用银瓶的习惯。在东南亚地区铜钱则处于白银货币的次属地位，主要在国内市场的小额交易中行用。在印度洋沿岸地区，则无证据证明宋钱作为货币行用。
当时国际贸易主要还是易货贸易，宋钱也是作为商品在国际贸易中被贩易，各国对宋钱许入不许出，这些都使得宋钱尚不能在亚洲国际贸易中作为统一的核算标准或支付手段。所以说，宋钱虽表现出很强的“国际性”，但不具有经济和政治任何意义上的霸权倾向。
宋代钱币“崇宁重宝”。中新社记者 张炜 摄
中新社记者：海商在宋代海外贸易起到哪些积极作用？
黄纯艳：宋代在历代中原王朝中第一次允许并鼓励本国民众出海贸易，使中国海商第一次大规模进入亚洲海洋市场。从《高丽史》记载中统计到往高丽贸易的、确知人数的宋海商有4665人。日本博多也有相当规模的宋商人居留，他们集中居住地被称为“宋人町”“唐坊”。东南亚地区的宋商人则更多，也有居留不回者，“是岁不还者，谓之‘住蕃’”。
中国海商成了亚洲海洋贸易中与阿拉伯商人并驾齐驱的主导力量，在中外交流以及亚洲各国交流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是经济交流，日本、高丽与宋朝的贸易，主要力量是中国海商；在东南亚，宋朝商船入港便会掀起贸易高潮，“蛮贾丛至，随簸篱搬取物货而去”。中国海商还将从南海贩运来的商品转销到日本、高丽，将南海和东亚海域整合到一个贸易体系中。
其次，文明传播上，宋代中国不仅经济繁荣，而且制度成熟，文化昌明，被东亚诸国视为学习榜样。高丽、交趾等国积极吸纳宋朝文明中的文官政治、科举制度、州县学等诸多方面的新变化，完善本国制度；海商也从高丽、日本将多种宋朝已佚的“先秦古书”等经史书籍及其本国书籍传入中国，如日僧奝然带来其国《职员令》、《王年代记》各一卷，宋商周文德带来日僧源信所著《往生要集》等。海外诸国商人还将伊斯兰教、摩尼教、印度教等多种宗教信仰带到中国。
泉州清净寺创建于公元1009年，公元1309年由伊朗艾哈默德重修，仿照叙利亚大马士革伊斯兰教礼拜堂的形式建造，是海商文明传播的见证。中新社记者 王东明 摄
再次，官方使命传达。宋朝与诸国官方常常利用商人传达使命。宋神宗即位后想重新开启中断了40余年的宋、丽官方交往，就是通过福建商人黄真等向高丽传达意图而促成的。宋朝与诸国通好有利于商业贸易，商人乐于积极在两国官方传达信息，甚至每“知朝廷遣使，争谋以轻舟驰报”。
中新社记者：宋代海外贸易包容开放，对当今有何启示？
黄纯艳：宋代海上贸易政策相对开放，不仅欢迎外国商人来华，而且鼓励本国民众出海贸易，在中原王朝海洋政策演变中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这给本国和亚洲海洋贸易带来了巨大变化，其中的历史经验于今仍具有重要启示。
只有开放，才能更好地认识海洋，认识世界，融入世界。宋代中国人的海洋实践空前发展，带来海洋知识和观念的巨大更新发展。宋代仍延续着基于想象的“九州-四海”的海洋观念，但海洋实践建构了不同的知识观念，宋人已经对东亚、东南亚乃至印度洋沿岸国家和地区的地理方位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对海上诸国的物产、市场、风俗等有了明晰的了解，增进了不同信仰、不同习俗、不同制度间的人类互利交融的多元观念。而中国海商参与推动的造船技术、航海技术的进步更是成为海洋各国共同的财富。数量空前的中国人经商或留居于海外各国，中国港口也聚居了来自不同国家、不同信仰的外国人。
海上丝绸之路示意图。中新社记者 刘新 摄
宋代的海洋经验也说明，实行开放的海洋政策有利于孕育推动社会经济进步的新因素和新观念。宋代的滨海地区已经逐渐生成向海取利的生计方式，一些滨海地区逐步形成了工商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人们的习俗、观念和信仰也随着生计方式改变而变化，衍生出丰富多样的海洋信仰和日益兴盛的商业观念和营利意识，发展出独资、合资、雇佣、租借舱位等多样的经营方式。这些新的生计、习俗和观念，成为地域文化的有机构成，形成历史新潮流。
积极开放的海洋政策使宋代中国和海洋各国互惠共利。宋代开放的海洋贸易政策，使宋朝与海上诸国300余年总体上保持了稳定的贸易关系。宋代亚洲海洋贸易发展所催生的互利共赢理念和贸易机制，为此后亚洲海洋贸易的持续发展，日益繁荣奠定了基础。(完)
受访者简介：
黄纯艳，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研究会原副会长、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宋史、中国经济史、中国海洋史，著有《宋代东亚秩序与海上丝路研究》《造船业视域下的宋代社会》《宋代朝贡体系研究》《宋代财政史》《唐宋政治经济史论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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