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日本政府宣布，将对新版钞票进行改版。
在这次改版中，日本纸币中最大的面额，也就是一万日元上印刷的人物像由之前几十年未变的福泽谕吉换成了人称“日本近代资本主义之父”的涩泽荣一。
然而，日本政府的这一举措很快引起了群众的强烈抵制，许多人纷纷表示对这一改变无法接受，涩泽荣一无法取代福泽谕吉的位置。
要知道，福泽谕吉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在琢磨着侵略其他国家，在他死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还亲手设计侵华战争。
这样一个邪恶的军国主义启蒙者，为什么会在日本人民的心中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呢？
出身穷苦，汲取多种文化1935年，福福泽谕吉生在一个破落的下级武士家庭。穷苦的出身使他见惯了日本底层百姓的疾苦。从那时起，福泽谕吉就意识到，想要改变当时日本的落后面貌，只能够通过学习先进文化、技术的方式。
福泽谕吉
早在幼年时期，福泽谕吉就酷爱读书，接触过不少中国的儒家文化，他花了数年时间，遍读四书五经，通晓中国古今历史，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充分的了解。
在幕府统治时期，在福泽谕吉的作品中随处可见汉文化的影子。
在那时的福泽谕吉心中，中国的形象是宏伟而高大的。他从未去过中国，对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充满了憧憬。
但是这一切在福泽谕吉游历了多个西方国家后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见识过西方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与强大的军事实力，福泽谕吉原本对于中华的憧憬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在他眼中无比先进的“西学”，福泽谕吉认为，西方国家如此富强的原因，与他们本身所具有的先进文明是分不开的。在他的世界观重塑的过程中，他愈发的怀疑以往从中国文化中汲取的知识。
起初，福泽谕吉的目的只是吸纳西方先进的思想，促使日本国民尽早的进入文明开化的境地。对于中华文明，尚未全盘否定。
他曾出版过如《劝学篇》这样的具有实际的教育意义的作品，也提出过“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这般掷地有声的言论。
与此同时，他还致力于教育行业的发展，在战乱时期仍旧坚持办学，传播启蒙思想。
这个时期的福泽谕吉，尚且称得上是一个一心求变的进步思想家与心怀天下的教育家，博览群书，对各国的文化具有包容性。
可惜的是，福泽谕吉并未学到西方启蒙思想的精髓之处，反而将其中的强权政治作为信条，贯穿了他所提倡的“文明思想”的始终。在福泽谕吉的作品之中，处处可以见到他对强权政治的崇拜。
使得福泽谕吉思想发生转变的契机，除去西方思想的影响，还有在他心中中华文化形象的破灭与崩塌。
思想逐步激进，渐渐走向堕落在幕府末期，福泽谕吉曾经见到了一个大清国派来日本进行访问的特使团。那是他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大清统治下的中国人。
原本在他的想象中，中国人有着饱满的历史底蕴，本应该是气质斐然，有着大国独有的自信的精英人士。
然而福泽谕吉见到的大清人，留着长长的鞭子，眼神中死气沉沉，逢人便赔笑，那般低声下气、卑躬屈膝的姿态，丝毫没有他想象中的那般气魄。
而这也使得福泽谕吉认定，自己游学期间所学到的东西，才是真正先进的、正确的文明。而自己长久以来所憧憬的中华文明，如今看来，不过是一群原始的野蛮人为了自身利益编造出来的东西。
基于这些，福泽谕吉开始大肆鼓吹“国权的扩张”，早在明治维新早期，福泽谕吉的脑中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的侵略计划就已经有了雏形。但是他也深知目前日本的国力尚且无法支持他的理论与计划。
福泽谕吉的这一点恰恰顺应了明治政府的需要。彼时明治政府对于武力扩张正好需要正当的理论辩护，而福泽谕吉这种套着启蒙思想外壳，本质上却是军国主义思想的理论就成为了他们的首选。
福泽谕吉对于明治政府也十分配合，在他的观点里，明治政府所做出的侵略行为，是民权论的现实折射。每一个日本国民都应对此无条件的予以配合。
在福泽谕吉的影响下，日本的一些独立思考、理性分析的声音逐渐的被打压，整个日本的文化环境以一种不可挽回的态势向军国主义、霸权主义靠拢而去。
1878年，福泽谕吉发表了《通俗国权论》。
在这篇文章中，福泽谕吉对于自己的思想终于不加掩饰，完完全全地展露在了国民面前。他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对强权政治以及国权扩张的崇拜。国际公约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不过是一纸空文。日本目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实现扩张，而实现扩张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侵略。
福泽谕吉的疯狂还不止于此，在长久的西方理论浸淫中，他已经将日本的文明以“先进文明”自居，认为日本的邻国乃至整个亚洲都是“未开化的蛮夷”。基于此，福泽谕吉还提出了“脱亚入欧”理论，提倡日本政府学习西方国家，把侵略作为自己强大起来的手段。
对于福泽谕吉而言，他所学的启蒙思想，早已在不自觉中，转化成为了激进的强权主义思想。随着他在日本国内的地位越来越高，日本的发展道路，也如同福泽谕吉的期望一般，在霸权强权的路上越走越远。
1884年，福泽谕吉写出文章，首次将矛头直接对准了中国。在他的文章中，尽显对中国人的鄙夷与蔑视，称中国人“不学习西方，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已经无药可救。万万不能让这样野蛮未开化的国家的陋习传到日本。虽然是邻国，但是应该帮他们改进国家，强行开国。”
这篇文章的言外之意，就是要以西方列强的方式将中国的国土打开，对中国发动侵略是基于现实情况最好的选择。
而明治政府内部此时对于扩张国土资源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福泽谕吉的主张成为了明治政府内部霸权主义的催化剂。
当时的中国处于清政府的统治之下，国力羸弱。闭关锁国使得中国的国力在数百年里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进步，实际上已经落后于日本。
尽管福泽谕吉一直以来都打心眼里看不起大清统治之下“尚未开化”的中国，但是他深知，中国地大物博，悠悠上下五千年历史所积攒下的底蕴与资源是日本拍马都赶不上的。
日本想要实现扩张，必不可少的就是实现对中国的侵略，从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攫取自己所需要的资源。
随着明治维新的推进，日本的国力大大的增强，福泽谕吉对中国的觊觎也越来越强烈。在这之前，福泽谕吉并未针对对外侵略这个主题做太多文章。因为他知道，彼时的日本还不够强大，必须韬光养晦。
而这个顾虑，在明治维新后被清除了。福泽谕吉清楚的知道，日本此时的国力，已经超越了自家邻里的任何一个国家。是时候联合西方列强，为野蛮的邻里国家带去“先进文明”了。
他的野心开始膨胀，思想由单纯的蔑视变为主张侵略，并且在此后的多年里，福泽谕吉一直服务于这个目标，为日本政府构筑对华侵略扩张的蓝图。
隐藏在他血液里的军国主义的獠牙，开始崭露了。
19世纪80年代以后，福泽谕吉对侵略战争陷入了一种狂热的状态。他不停地发表文章，表露自己的见解，煽动民众的情绪。在他的文章中，毫不掩饰他对帝国主义强权的崇拜之情。
福泽谕吉虽然是个学士，但是他所展露出的对战争的狂热，令得当时日本内部的右翼分子也自愧不如。而事实证明福泽谕吉的想法正好与日本政界内部的军国主义分子的信条不谋而合，因此，福泽谕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了日本国民的精神领袖。
甲午战争爆发的消息传到福泽谕吉耳朵里的时候，福泽谕吉正在撰写鼓吹战争的社论。
听到这个他期盼已久的消息，福泽谕吉竟当场激动的留下了眼泪，高喊道：“我日本的文明荣光，定会使得那四亿愚蠢的清国人民仰望、臣服！”
得知这个信息的第一时间，他把手中的社论丢到了一旁。开始撰稿关于军费筹集的计划，动员日本人民为这次战争贡献自己的力量。打着“文明战争”的旗号，为日本军国主义尽己所能。
在甲午战争期间，他还撰写了《日清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文章内容主要是对日本发动甲午战争一事进行粉饰。试图将这件事正当化。
在这篇文章中，福泽谕吉歪曲事实，指出甲午战争并非是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实质上是文明与未开化二者之间的对立。他声称中国人尚未开化，无法理解日本的先进文明，反而想要抵制。而日本的战争行为完全是站在世界文明进步的出发点上不得已而为之。中国人应该从这次战争中吸取教训，蒙受日本先进文明带给他们的恩泽，对日本的行为表示感激。
甲午战争
这篇文章中荒唐的言论在当时很快就激起了战时日本人的狂热情绪，无数人将福泽谕吉的话语奉为圭臬。将这场侵略战争事由正当化。
在得知日本取得甲午战争完全胜利的时候，福泽谕吉整个人陷入了一种癫狂的状态，他手足颤抖，仰起脸来，密密麻麻的汗珠从他的额头流下，他用了好一段时间才缓过来，在写给友人的信中，福泽谕吉将自己内心难以言表的喜悦尽数吐露。
“这次出师大捷，是我这辈子未曾经历过的头号大事，是我期盼已久的、在梦里都无数次梦到的大事。让那些野蛮的文明包罗在我们这无比博大宽容的文明之中，正是我毕生的欢愉。”
不久后，福泽谕吉又发表文章，庆贺天皇凯旋。称：“做出这番决定令我觉得陛下功德无量，这次战争一定是日本有史以来最辉煌的一笔。”
直到1901年死前，福泽谕吉都在为日本政府设计侵略中国的蓝图。同时还为日本的侵华行为做理论辩护。可以说，在日本走上极权化、军国主义道路化的路上，福泽谕吉是一道永远绕不开的身影。
也正是因为福泽谕吉在日本的民智开化和军国主义极权化的道路上都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他在日本人民的心中承载了相当的分量。日本人称他为“近代教育之父”，为了表明对他的重视，在1984年发行的新版日元中，福泽谕吉的头像被印刷在了最高面值的钞票之上，迄今已经接近40年。
但是对于东亚的国家而言，福泽谕吉的存在，显然是一个灾难。他的种种理论，为日本的侵略行为提供了指导与辩护，他就像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教父”，在幕后筹划着一切，为军国主义的滋生提供温床。
他美化战争，鼓舞战争，提倡战争。日本在二战时期的法西斯化不仅仅是为国内形势所迫，也与福泽谕吉的理论脱不了干系，二战后日本的极端右翼分子能够死灰复燃也有他的一份功劳。作为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们的精神领袖，无论日本人再怎样去包装他，美化他，甚至冠以他美誉，都无法掩盖他光环之下罪行累累的事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