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青霞。 （SWKit 邓永杰/图）
“啊！啊！啊……”一名女子跪坐在湖畔这样尖叫了至少两分钟，一双手向着眼前的湖水，在空气中作势要捞东西。除了身旁坐着一位气定神闲垂钓的女孩，再没有其他人。这个画面是不是很有电影感？
那名似疯非疯的女子就是在下，那钓鱼的女孩是咱家闺女。黄昏时刻小女儿要钓鱼，老妈自告奋勇陪同，难得有机会跟女儿独处。女儿坐在反扣着的绿色塑胶桶上，把小帆布凳子让给我，她静静地把事先准备好的鱼饵虾子钩在鱼杆上。别人眼里的大明星，在女儿面前妈妈相就出来了，这钓鱼跟水温有啥关系，我愣是去试水温。我蹲下来，弯腰伸长了手，水都还没碰到，说时迟那时快，胸前挂着小包包里的手提电话已经飞出去了，眼看那白色的手机在湖水里平躺着慢慢下沉，我除了大叫却什么也做不了。
回过神来我问女儿iPhone防不防水，女儿冷静地说防水，我的希望又燃起来，这年头没了手机简直不能过日子，即刻请女儿打电话搬救兵。嘟！嘟！嘟！天色渐暗，两个车头灯像一对大眼睛，来人手拿一只大网，他拉出卷尺，探测湖水的深度，拉了老半天都没停，怪怪！可真深。看着连在网上的棍子，来人摇摇头说不行，长度不够，恐怕他得潜下水才有可能找到，我见天色已黑，晚风凉飕飕地袭来，叫他等明天有太阳时再说吧，女儿提醒我iPhone只能防水半小时，我只好望洋兴叹地接受失去手机的事实。
回到家惋惜地跟二女儿诉说手机掉进湖里的经过，她即刻说：“跳下去抓啊！”“水这么冷，是手机重要，还是你妈的健康重要？”她竟然说：“当然是手机重要啰！”
说到丢手机，去年有一天，没事儿耍帅，把手机插在牛仔裤袋里，上车前摸了一摸确定手机跟身。车子抵达置地文华酒店，我和二女儿挽着手走进置地广场二楼的服装店，买好了衣服，手提着两个纸袋出来，一摸裤子口袋，电话不见了，到服装店找，没有，司机说车上也没有。我想必定是遗失在从下车到服装店中间的路途中，我们循着原路一直找到文华酒店下车的地方，没有。问酒店门前的警卫有没有看到地上有手提电话，他说如果有的话一定会收起来，但是没有见到过。几次拨打自己的手机都没人接。我六神无主地，要去喝杯东西定定神。习惯了没事儿抓抓电话，看看时间，看看留言什么的，这会儿下意识地抓，老是抓了个空。我若有所思地喝着饮料，女儿电话响了，是司机打来的，听女儿的口气，知道有希望了。原来司机打我的电话号码，对方有人接了，说是在置地广场管理处，我和女儿匆匆忙忙赶去置地，女儿一边走一边问：“你带身份证没有？”我打趣地说：“我的大脸就是身份证。”她说：“现在人出门哪有不带身份证的。”到了置地二楼柜台询问处，本小姐什么话也没说，大脸一亮（其实只是半张脸，另一半被口罩遮住了），三个穿白衬衫黑西装的男士即刻上前招呼：“林小姐，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我说明原委，其中一位男士亲自带领我们穿过大堂，走入地下室，转几个弯，到达失物认领处，忘了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我要身份证，但是问了我几个问题，确定电话是我本人的，微笑着交给我。我珍惜地捧着手机，刚刚掉的魂全回来了，那失而复得的感觉真是太美好了。
难得二女儿陪我逛街，难得小女儿让我陪她钓鱼，我这个老妈是怎么当的，简直不像妈妈，倒像女儿似的，花样百出。还好女儿都长大了，反过来照顾我这个长不大的妈妈。
时代进步得太快了，我们读书的年代，家里有一部电话，已经算是小康之家了，约同学见面，对方没来，就只有白等。台北火车站有一面专门给人留纸条的墙，整面墙都是纸条，那些约了见面的人没到，等的人临走前就在墙上留话。现在人人一只手机，无论你在哪儿都能联络上，还会标明大家所在的位置。手机除了通话，同时又是电话簿、照相机、摄影机、相片簿、记事本、写作纸、画画纸、闹钟、日历、天气预测表、追踪器、游戏机，还是电视机和电影院，近年更变成了付款机，疫情期间还担负起办公室和教室的任务，我上绘画课也是用微信视讯上的。细数手机的功能，才醒悟手机为人类带来多大的方便和效率，如手上没有一只手机，几乎跟时代脱节了，连僧侣都需要用手机办事。二十一世纪人类的生活方式，因为有了手机，已经翻天覆地地转变了，当初谁会想象得到有这样的一天。
还好iPhone有云端，所有的资料可以重新连接上。换新手机都要再重新输入手机、电邮、微信和微博的密码，每次都因为忘记密码伤透了脑筋，电脑技术人员提议我把它抄下来放进保险箱，我没这么做，这次又是费了很大功夫才找到。
手机变成现代人的躯壳，软件是灵魂，灵魂和躯壳合而为一，整个人才好像活了过来。
林青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