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从1955年至1980年历经了20多年的时间，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其积极意义是不容置疑的。
由于历史视角的不同，人们对这场运动的认识和评价至今存有严重分歧。有些人从国家需要、锻炼青年与农业发展着眼，对其采取积极肯定的态度，大多数经历过这场运动的知青和广大农民是持这一态度的。
有些人如伤痕文学的作者，着重从知识青年个人的前途与际遇出发（或认为从事农业生产或当农村会计、赤脚医生等，是蹉跎岁月、荒废青春、摧残人才等），基本否定这场运动。
虽然在人数上，肯定者占多数，否定者是少数，但后一部分人掌握了话语权，并迎合西方思潮，文学作品中大多表现的是这一部分人的观点。
“伤痕文学”作者只关注个人的命运和情感，成天凄凄惨惨，看不到历史的必然性，看不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们不是站在工人、农民及广大劳动群众的立场上，以积极向上的精神面向未来，体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是大揭所谓的“伤痕”，渲染社会阴暗面，投西方人所好。他们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与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混为一谈，甚至把鲁迅先生“救救孩子”的呐喊与“伤痕文学”的所谓“救救孩子”等量齐观，其目的非常清楚。
他们永远看不到上山下乡给知识青年和国家带来的积极意义。
第一，培养教育了青年知识分子，让他们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材。有些不良文人把这一举措说成是“迫害知识青年”的意思。毛主席多次谈《触詟（音:折）说赵太后》，更能说明问题。大臣触詟劝赵太后：子孙们不经世事，从小“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不是真正的爱他。
毛主席说：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利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去。
毛主席的想法就是让年轻人经受考验，了解农民农业农村，转变立场和思想，成为无产阶级接班人。知识青年如果死读书，读死书，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只会成为美国鹦鹉。毛主席在延安就对青年运动的方向提出“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问题。《人民日报》社论指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决不是无足轻重的小事情，而是一项具有革命战略意义的大事情”，“应当从关怀和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意义上来看待城市下乡劳动的知青。”
事实上，上山下乡确实培养锻炼了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了各行各业的能人。1973年国务院有个报告中说到“全国已有800多万城镇知青上山下乡”，这些知青中，“已有59000多人入党，830000多人入团，240000多人被选进各级领导班子”。
有的知青后来当上了民办教师，成为贫乡僻壤中一颗传播文化的种子；有的当上了“赤脚医生”，为缺医少药的农民排忧解难，解除病痛；有的成了农业技术人员，在农业科技的研究和应用上做出了可喜成绩；有的被推选为生产队会计、保管，成了农民和农村的“红管家”；有的被选拔到农村的各级领导岗位，成为深受农民欢迎、爱戴的带头人；有的则在社队企业中积极奉献、大显身手，成为后来乡镇企业的开拓者、奠基人;有的成为地方政府和国家领导人。
可以说，在当时农村的各条战线上，都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典型和英雄模范人物。而其中更多的知识青年，更是以一个普通农民的姿态默默耕耘着，以他们辛勤的汗水浇灌出来的农产品，无私地支援着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如果我们站在国家和全局的角度看，上山下乡确实锻炼了人、考验的人，其成就是巨大的。
第二，缓解城市压力，为知青就业打开了出路。六、七十年代，上千万初高中毕业生走出校门，由于当时的工商业还不发达，城市里无法安置这么多人，他们中大多数成了失业青年。这么多人浪在社会上，对于城市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隐患。当时，时常发生群殴和打斗，城市治安成了难题。如果在当时这代人没有就业，城市的案件将成倍上升，无事就可生非。就像今天的家庭一样，一个没有工作在家又没有目标的孩子，不出三年变坏的可能性极大。把这代人放在城市十年与放在农村十年，结局如何呢？古人言：“累不死人闲死人”。党和国家看到这些问题，及时采取措施给予安排就业。这本来就是一件大好事，让孩子们能自食其力，免了家长们的后顾之忧。
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国家给予就业，反被伤痕作者抹黑，难道你们要歌颂的是剥夺人的劳动就业吗？以当时的特定情况，正是广阔天地磨练了一代人，为80年代的改革开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积累了人力和人才资源。
第三，顺应青年志在四方，为国分忧的时代潮流。在那个热血沸腾的年代，许多青年怀着为国奉献，为国戍边的革命热情，自愿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他们经常唱的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哪里艰苦哪安家”的歌曲。
实际上，知识青年要求上山下乡从五十年代就开始了。1955年8月9日，北京石景山区西黄乡22岁的共产党员、乡长兼团支部书记杨华和李秉衡、庞淑英、李连成、张生等5名青年，即联名请求批准他们“组织发起一个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到边疆去垦荒。
申请书慷慨激昂地写道：“当我们知道祖国有10亿亩的荒地在边疆闲着睡大觉，我们就恨不能马上跑到边疆去……我们知道，到边疆垦荒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我们的祖先已经给我们拼出了16亿多亩的土地，他们经历了多少艰苦？耗尽了多少心血？我们是毛泽东时代的知识青年，我们不是那种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老守着热炕头的人，我们有志气做一名志愿垦荒的先锋队员。”
该消息一出，立即在全社会引起热烈反响。短短几天中，北京市自愿报名参加垦荒的青年即达587人，超过试验需求人数的近10倍。随后，从这些志愿者中选拔出60名年轻力壮、思想端正的青年，组成“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当时的团中央书记后来当过党的负责人，还作了《向困难进军》的讲话，勉励他们发扬“忍受、学习、团结、斗争”的精神，克服困难，在黑龙江的荒原野岭上安家落户，多做贡献。
董加耕、邢燕子也是那个时代的先进典型。
到了1966年年底，北京青年蔡玉琴等一行到山西榆次县最边远的杜家山徒步考察，结束时她执意留下来，积极参与建设杜家山。因户口办不来，一年后只得返回北京。直到1968年3月18日，北京市批准了她的申请，三天后，她就出发到了杜家山。
那时有许多热血青年积极报名，踊跃上山下乡。我听到和看到的多是自愿下乡，为国分忧的，但在伤痕文学里是看不到这些光辉形象的。
第四，给农村注入了新鲜血液，为改变贫困落后面貌作出了贡献。当时农村生产力还比较低，劳动力短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农村注入了新鲜血液，给农村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力。
他们在荒原戈壁、热带雨林、农村边疆，在苦难中铸就辉煌，他们屯垦拓荒，辛勤耕作，修桥筑路，教书育人，传播知识，推广农业科技、传播农机知识、抢险救灾，医疗济困，为改变贫困落后面貌作出了贡献。
与此同时，知识青年也带来了新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卫生习惯，使农民改变了陈旧观念，促进了农村面貌的变化，加速了城乡的融合。
第五，加强战备，防止了苏联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当时，美国封锁，特别是中苏对立，战争一触即发。从后来公开的苏联档案，苏联确实准备与中国打一场大仗甚至于核战。这就是毛主席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由来。假设发生核战争，城市将作为优先打击的目标，人员过分集中后果不堪设想。
69年初的珍宝岛战役是预演，北极熊没有占到便宜。这与我们作了充分准备有关，其中疏散人员就是准备之一。一大批老干部分散到各地就是一个举措，设计师不是到了江西么。但光老干部分散还不够，所以中央决定将在城市的年轻人也分散安置，留下民族生生不息的种子。
另外， 知识青年曾与千百万复转军人一道，“屯垦戍边”，为捍卫祖国的边疆稳定和领土主权，构筑起了一道道血肉长城。有一份资料说：1969年，当苏联正准备对我发动突袭时，忽然发现在我东北、内蒙古和新疆一线，布有几百万“中国部队”（实际是身穿无领章帽徽的绿军装，一手握镐、一手拿枪的屯垦戍边战士和下乡知青）时，极为惊恐，他们自以为中国早有准备，便再也没有发动战争的勇气了……
尤其值得人们崇敬和怀念的，是那些为抢救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而英勇牺牲的知青们，他们将自己的全部青春、热血，都无私地献给了为之奋斗的土地和那里的人民。历史将永远铭记他们的功绩和英名！
上述这些内容，太阳光了！伤痕文学作者是看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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