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招商局“海辽”轮从香港启航，在驶往大连港途中，升起了五星红旗。
轮船招商局（以下简称招商局）是近代中国著名的航运企业，创办于清朝同治年间。经历晚清、北洋军阀、中华民国三个历史时期，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收归国有。20世纪80年代，对外开放，并在深圳重建，开启了新的征程。新中国成立之前，它在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双重压迫下，迭经患难，艰难经营。招商局一百多年的兴衰史，尤其是它的管理模式、经营理念、生产方式和与外资企业的关系等，对于我们今天企业的发展仍不失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近代，上海人有一句口头禅：“你今天申报纸看了吗？”申报纸就是指家喻户晓的《申报》。为什么要看《申报》呢？因为它除了刊登各种时事新闻外，还刊登有关轮船招商局“局启”：上海通往天津、青岛、广州、烟台、牛庄、汉口、香港等各大商埠的船期航班信息。到民国以后，才增加了上海至各处铁路班次消息，如同今日询问“东航”等航班信息一样。
招商局的创办肇始于“挽回外溢利权，振兴民族”的美好理想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上海、福州、厦门、宁波、广州五口通商。1842年上海正式开埠，外国的商船大批来到上海。其中最多的是英国怡和、太古，稍后为美国的旗昌，以“洋行”为形式，组织公司，向中国倾销洋货，其中不乏挟带鸦片，掠夺中国各种资源，剥削和坑害中国人民。当时中国沿海沿江航行多为沙船，运载农副产品、五金百货及漕粮。沙船载重量小，只能浅海航行，无法与外商轮船相抗衡。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曾组织李善兰等人仿制小火轮，但制造西式机械船只，中国缺乏航行制造技术，有见外国轮船“攘我大利”，为了挽回外溢之权，决定向外国购买，自办轮船公司。同治年间，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相继失败。在“同治中兴”的口号下，1872年，李鸿章令沙船业主朱其昂、朱其诏等进行试办，1873年制定章程，正式开始招商集股，名义是商办，但商人资金有限，必须有政府资助，实际上是官商合办、大权操纵在官府手中。章程规定，首期资本100万两，但直到1881年股本才凑足。
新的轮船公司名为“轮船招商局”，总局设于上海。20世纪20年代建造的招商局大楼至今还耸立在黄浦江边。分局分设于天津、牛庄、烟台、汉口、福州、广州、香港。为了扩大与东亚其他国家的海上贸易，招商局还在华侨相对集中的日本横滨、神户及菲律宾和新加坡等地设立分局，1882年又曾一度通航美国旧金山，因遭受美国阻挠而未果。
在“同治中兴”的思想感召下，招商局的主持者们对中国未来的航运事业充满了期待。招商局成立当日，祝贺的巨大红幅联对及祝贺条幅悬挂在外滩局大楼的外墙，十分醒目，充满了美好的憧憬，然而现实并非当时中国人所想象的那样，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正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企图用炮舰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大门，将中国变为西方的殖民地，原料的供给地和商品销售市场、中国封建制度正面临深重危机。
虽订“齐价合同”实际并不齐价
招商局成立时，一个目标是同外国航运公司并驾齐驱：“与怡和、太古鼎足而三”，做着“华夷共喜货财通”的美梦。怡和、太古这些老牌航运公司岂容招商局夺取他们的利益。商场就是战场，他们采取压价，争揽客货，企图搞垮招商局，而后美国的旗昌洋行轮船也加入进来，结果三方进行交涉，实行“齐价合同”，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不愿看到中华崛起强大。在这种竞争中，美国旗昌因船的老旧，无力竞争，招商局在李鸿章的支持下，费巨金购下了旗昌洋行船舶局产。这在当时中国人心目中，是一次航运事业的成功杰作。然而事实是：这些船只大多老旧，需要修理，并不合算。正如户部尚书翁同龢所说：“南洋旗昌一稿当已咨行，照军饷例，居然自拨巨款，不由户部拨，真创格也。姑以商贾之法论，华商二百万成本，是虚是实？若是虚数，将来获息则亦虚本占实息，官受其病；若是实款，能报姓名否？此一端也。买卖有赢有折，若果亏折，谁算此账？此二端也。十六船者尽包海运米石，然后市准水脚可靠，而沙船数千人，一旦歇业，可虑。此三端也。轮船五年一修，四修之后，便不能用，今十六船中岂无一修再修过者，转瞬二十年又日减矣，此四端也。”
“创此官商合办，先不具论，万一折阅，孰任其咎？此农曹当究论之耳！洋务不熟不可，太熟亦不可，况不尽因公乎！”
因购船多、势必影响沙船运载；船只增加，加上改为官商合办，给招商局经营管理、势必带来了若干新的问题。
管理人员坐局沾利
招商局原为商办性质，虽然实际上是官督商办，官有决定权，但官只是居于监督位置，人少，尚无大碍。招商局收购美旗昌公司十六船后，摊子大了，船上用人势必增加，改为官督商办后，管理也势必增加人手。以一船为例，每船增加一名官吏，十六船就增加16名。当时选官，除了科举和保举，还推行捐纳制度，可以花钱捐官。同治时期，捐一候补知县，只需要数百两，候补道员近千两，至于其他佐贰杂职，捐银更少。许多与洋务派官僚有关系的人员趁此捐官，结果造成招商局如官府衙门，管理层人员中近一半以上有官衔。大量人员捐官进入招商局后，以官自居，使招商局如道府州县衙门，官气弥漫，摆架子，讲排场，忙迎送，甚至上岸狎妓，不务正业，不懂船务。“浮薄少年，它日必偾事”。
同光之际，经李鸿章与盛宣怀等洋务官僚运作，招商局还从清政府那里获得了承运漕粮的“业务”。这是每年固定的业务，招商局借此可以获得一大笔政府补贴，据史料记载，每年约收到26万至30万两水脚银补贴，足可支付局每年各项开支和员工薪水。所以，每临漕粮运至天津、通州等处，户部总要派官员前往查验。奉派查验的官员可以借此加级、叙功，并获得一笔至少60两银子的补贴。这对官员来说是一个名利双收的美差，许多官员争着要去。光绪初年，大学士全庆奉旨率文祥等人前往通州查仓，验收漕粮。文祥时任工部侍郎，以清廉不贪知名，出发前，他向全庆声明：他不要请奖，也不要六十两补贴。全庆深感难办，但文样坚持，他人是他人的，我就是不要，回京后他没有要。文祥不要查仓验收漕粮“赏银”只是特例。至于官吏假公济私、贪污中饱则是公开的秘密。这种封建管理制度严重制约企业的经营。“官督商办”，官不督，商难办。招商局营业自1884年中法战争后，逐渐走向衰退。到19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亏损。
业务大损
招商局除了受外资挟击，官督商办体制的严格限制，造成业务不能健康发展外，社会环境也对它的经营造成很大困难。
1900年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发动侵华战争，联军焚抢天津招商大楼和招商局的船坞、码头、栈房，招商局贷放给中国通商银行的银两也因银行被抢，被焚毁无法收回，严重影响了招商局的经营。连续三年，营业收入亏空，入不敷出。1903年股票由原来120两跌至70两。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航运停顿，客货无着，损失惨重。招商局汉口分局首当其冲，船只被扣押，船坞、浮筒、栈房被当作战场和作战工具，损坏而不能再用。沿江其他航站栈房、船只如九江、镇江、芜湖、上海情形均是如此。招商局营业几陷全部停顿。
伴随战乱，招商局在人事上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早在宣统改元前，盛宣怀因与袁世凯争权，失去了对招商局的控制。宣统三年，他身为邮传部大臣，因主张“铁路国有”政策，直接导致武昌起义的爆发，为了平息起义，清廷将盛宣怀作为替罪羊，宣布将其革职“明正典刑”，以谢天下。盛宣怀仓皇逃往日本。革命后，他虽回国，但从此失去了对招商局的控制。1914年盛宣怀去世后、招商局落到傅筱庵手中，傅筱庵还掌握着中国通商银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特别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夕，傅筱庵投靠北洋军阀，大量购买北洋政府“国债”，借此发了一大笔财，建造通商银行业务大楼。北洋军阀混战期间，招商局长江航行船只常被军阀扣留，用作运兵打仗，几无盈利可言，船只受损，近乎报废。北洋军阀失败后，傅筱庵被国民政府通缉，逃往日本，后在杜月笙运作下，回到上海。1930年国民政府借口整顿局务，将招商局改为国营，1932年又改属交通部。
1937年抗战爆发，招商局总部迁至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再迁重庆，抗战胜利后再迁上海。到1947年11月，招商局只剩下大小船只460艘，33万吨位。1949年4月上海解放，招商局由上海市军管会接管，从此归新中国所有。
（谢俊美，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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