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即将迎来70周年院庆的时刻，6月8日下午，“七一勋章”获得者，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表演、导演艺术家蓝天野，因病在北京离世，享年95岁。
2014年，中国之声记者曾在蓝天野先生的画室里对他进行过专访。那年，蓝天野87岁。
让我们重温当时的专访，以此来缅怀这位“七一勋章”获得者、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
2014年蓝天野先生接受本次采访时照片
采访，是从蓝天野先生的出身说起的。
蓝天野：我这个家族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大家族， 我老家是河北衡水。据说我刚刚出生，我的曾祖父带着我全家四代人迁到北京。好像我刚刚上小学的时候，就是这一年两个月当中，我父亲和祖父、祖母相继就过世了，所以就等于我们这个家开始败落。我只有一个印象，小的时候我祖父每天晚上给我讲一段书，当然都是过去那些，像《三侠五义》《施公案》《彭公案》……这一类的公案书。我开始启蒙不是“读书”，是“听书”。到后来上学了，因为那时候认识的字还不太多，只能看小人儿书。后来到了小学几年级，也开始看那些小说，就是字书。但是很多字不认识，就那么猜下来。
记者：囫囵吞枣往下看。
蓝天野：对，大概那意思，就那么看。后来我为什么喜欢画呢？几个因素：一个是想看小人儿书，小人儿书里特别喜欢那些画儿；另外一个，我母亲喜欢看京戏，那时候家道也不算太破落，还可以有点钱去看看戏。所以我从小就跟着我母亲去看戏，看京戏，所以我一直到现在都对京剧特别入迷。
记者：我刚才注意到您接电话，您的电话铃声就是京戏。
蓝天野：我这个（电话）是两个卡，都是裘盛戎先生的唱段，一段是《锁五龙》，一段是《杜鹃山》——不是后来演的样板戏那个《杜鹃山》。
记者：看来您是“裘派”？
蓝天野：不只我是“裘派”，我们北京人艺“裘迷”太多了。我们请裘盛戎先生、荀慧生先生来给我们讲过他们怎么演戏，裘盛戎先生有两个特点……
采访开始不久，话题就很自然地聊到了他平生最喜欢的画画和演戏。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这位当之无愧的“老戏骨”、国宝级表演大师，最初一心想成为的是一名画家。
记者：我很好奇，您到底是先学的画画，还是先学的演戏？
蓝天野：先学的画画。我可以这么说，我从没上小学的时候就对画画有兴趣。上了小学以后，我功课最好的就是美术。就是兴趣，什么都画。
记者：我看到您的履历里写，您1944年上艺专，1945年就登上了话剧舞台。
蓝天野：1944年的夏天考到国立北平艺专，那时候一般都是9月1日开学。到了年底，大概到了12月份吧，这一个学期快结束了，苏民就拉着我说，我们这有些学生，各个学校的学生，说要演一出戏，怎么样？你有兴趣你也来吧！自己上台了，化身成另外一个人物了，也挺有意思！就是兴趣，所以拉着我演戏我就去了。那时候排戏的时间也不长，演两场就完了，演完了戏，就回来再接着上课。
记者：第一次登台演的什么角色还记得吗？
蓝天野：《日出》，黄省三。我自己都没想到，我那时候比现在壮，1米8，怎么演黄省三那么一个穷困潦倒的小职员？大概当时人家别的角色都安排好了，就差这么一个了，就把我拉去了。后来也没有想专业演戏。
虽然此时的蓝天野对话剧表演产生了一些兴趣，但他自己也没想到，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他会为了演戏放下画笔。而真正促使他作出这个决定，并彻底改变他的人生轨迹的，是姐姐石梅的归来。
记者：当时您怎么会为了演戏就能够放下画笔呢？
蓝天野：很长时间，有很多年，我自己都弄不清楚，对画画那么入迷、兴趣那么大，怎么就放弃这个专业去演戏了？所以一谈到这个问题，过去我用一个词，就是“阴错阳差”，因为弄不明白。后来我才明白。我姐姐在我很小的时候到前方去了。去了很多年以后，1945年初，党组织把她派到北京做地下工作。因为她有一个方便条件，北京有家，所以我就受她的影响，参加革命，参加地下党的工作。我也是她回到北京工作以后发展的第一个党员。上学，你在学校里怎么发挥作用？您不是演戏嘛，都是学生，在剧团怎么发挥作用？……很多很多事儿都不是自己有意安排，真的没想到。但是后来我演戏以后，经常比较起来，我还是对画画的兴趣更浓，但后来也只能是业余的。
记者：很多人很喜欢您的名字，蓝天野，特别有意境。但其实这并不是父母给起的，而是您情急之下的一个产物？
蓝天野：对。因为我就不姓蓝，本姓王。这也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党组织有一个决定，分期分批撤回解放区。像“祖国剧团”基本上就是1948年夏天陆续走的。那时候我经常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护送有些人走。到了1948年的秋天，正好中秋节，演剧二队的党组织和“祖国剧团”的党组织在（中共华北局）城工部领导下，在我们家开会，决定演剧二队撤退方案。进入到解放区的当天晚上，到了沧州的接待站，坐在那谈，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所有到解放区的人全都要改名字。因为什么？你们在国统区还有亲戚、朋友、同学，各种千丝万缕的关系，解放区也不是那么单纯的，也会有敌人的人。
记者：特务什么的。
蓝天野：对，所以为了不牵扯、不影响，所有到解放区的都得改名字。没有让你思考的余地，现在就改。名字就是一个符号，如果非要想一想，也可能觉得姓“王”的太多了，想找一个比较少的、不常见的姓。就随便选了这么一个名，就用到现在。
世人皆知蓝天野，无人再识王润森。原名“王润森”的蓝天野，脱口而出的这个名字，沿用至今。
他的这段经历，堪称传奇。放下画笔当上演员，是革命需要；但在无心插柳的话剧表演这件事上，他也为自己打开了一扇艺术之门。
从华北大学文工二团到中戏话剧团，再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蓝天野就这样一路走上专业话剧舞台。
记者：您是人艺的第一批演员，回想当年和老舍、曹禺，还有焦菊隐先生他们打交道的经历，哪些往事您现在还经常能够想起呢？
蓝天野：北京人艺是1952年建院，1946年我就跟焦菊隐先生认识、合作了。曹禺院长我也是在这之前认识的。1949年9月份，华大文工二团到唐山去演出，我的任务完了之后我就回北京了。马上要开国大典了，苏联派了一个庞大的作家代表团，都是苏联当时最著名的文学家，还随团带了一个红军歌舞团，来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组织了一个接待组，说你到接待组去报到。结果一去，我们接待组组长是曹禺，副组长是金山，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曹禺。原来觉得曹禺是一位大戏剧家。但是见了之后，跟我原来想的那个样子不一样。
记者：怎么呢？
蓝天野：我第一个感觉，他很天真，甚至于有点像一个顽童。有时候非常严肃，有时候又挺活泼。1963年，当时他正在写《王昭君》，让我陪着他去体验生活。我们准备走了，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天野，咱们能不能稍微晚两天走？他说我写《王昭君》“正写在兴味上”，“我能不能把前两幕‘结’一下，把它封存起来？”我说您哪天走都行。真的，我很少听他说，“我写东西正写在兴味上”，很少。当然我也不知道他写的是什么，但是我夫人狄辛知道，因为那时候已经确定了，将来王昭君是她演。他有很多想要写的，他那个本子上都记着。
记者：听说老舍先生读剧本是人艺的一景是吗？
蓝天野：对。因为老舍先生以前基本上都是写小说，全国解放以后开始写剧本。第一个《龙须沟》，城市改造。《龙须沟》完了，第二个戏《春华秋实》，这又配合工商业改造，公私合营。以后还写过《青年突击队》，写过一个《红大院》，街道改造。后来就是《茶馆》。《茶馆》原来不叫《茶馆》，原来他写的叫《秦氏三兄弟》。那一年是全国第一次普选，他是写历朝历代的改革。向来的惯例，就是北京人艺看了作家的剧本，要给人家提一次意见，说这个剧本我们看完了，有些什么意见、建议，供您参考、修改。我听说，我们几位院领导去跟老舍先生谈。焦菊隐先生说，“我有个想法，其实这个戏里边有一场发生在茶馆，特别精彩，如果就把这场戏拿出来写一个茶馆……”那场戏实际上跟后来《茶馆》的第一幕基本上一样。曹禺院长一听，说太好了，“就写一个茶馆的变迁”。老舍先生考虑了一下，“嗯，仨月，我给你交剧本。”再拿出来，就是《茶馆》。从一开始念，真的是心情振奋！太好了！
记者：他念剧本是怎么念？
蓝天野：他那语气就不一样，中间还停下来给你讲这人物怎么回事。比方说，黄胖子上台，说个事儿嘛，两边要打起来，为一只鸽子。这黄胖子是社会上那种到处调解事的那么一个人，一进门儿就是，“诸位，都瞧我了，都是自己人，可千万别伤了和气……”后来就说，“这都不是他们，他们都在里边呢！”“唉哟，您看我这不是眼神儿不济，看不大真着（真切）嘛。”他（老舍）说为什么呢？他就跟你讲，这黄胖子是一大“沙眼”（现在沙眼你点点儿眼药就行，那时候沙眼没法治），所以他手里老得拿一块破手绢，脏极了！因为他沙眼老流眼泪，他老得这样，“唉哟，我这不是看不清楚吗”。就这样跟我们讲。
记者：这个人物特点一下就出来了。
蓝天野：对。因为按照老舍先生自己说，《茶馆》里边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我给他看过像的”。当时听完剧本也是兴奋得不得了，这戏太好了！但是你让我演什么？演刘麻子？我肯定演不了。演唐铁嘴？
记者：但焦先生看上您了，他觉得您能演。
蓝天野：那当然了！他肯定是觉得我能演，他才让我演这个。后来因为正好有一个别的戏在那排，这戏也曾经想要换过人。
记者：曾经想过把您换了？
蓝天野：1963年又演了，当时正在说要排一个新戏，我已经参加了，我已经开始排戏了，所以这边就兼顾不了了，就换另外的人。后来说不行，还得你来。当然后来也慢慢体验生活——《茶馆》花在体验生活上面的时间是非常多的。我的感觉，在这上面花的时间比真正排练的时间还要长，而且是分几个阶段。你不要只管你自己那个角色，就奔着找跟你这个人物有关的对象去体验生活。回过头来再把这一段体验生活做成人物的生活小品。
记者：您在接受央视《艺术人生》采访的时候说过这么一句话，您说话剧《茶馆》让您“受用一生”，为什么这样讲？
蓝天野：这可能跟我刚才说的有关系。当然，肯定是一个很精彩的人物，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但是我确实不熟悉。一个演员，他从对一个自己不熟悉的人物，能够逐渐通过体验生活，也通过在排练场上逐渐在那“磨”，达到“熟悉”，我再给他呈现出来。《茶馆》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戏，就是最后这三个老头儿的戏。1958年初次演出的时候，应该说这段戏也挺好，但是到底怎么演，好像体会得不是那么深切。
记者：就觉得还没找着感觉？
蓝天野：我记得可能是到1963年第二次再演出的时候，焦菊隐先生说咱们找一天就排这场戏。我记得有天晚上，来了之后，他先不排戏，他把舞美设计包括布景工人全找来了。“排练场，你们把舞台、台口（我们前面还有一个乐池），距离观众的位置，你一定要把所有这些尺寸给我画得非常准确”。“好，咱们现在排戏”，跟我们这三个演员说，“现在这样，你们所有的话互相不要交流，咱们不是把这池子都画出来了么，台口在什么地方？观众席在什么地方？你们所有人的话都冲着观众说——不是冲着这一片观众，你冲着那一个一个具体的人说。”焦菊隐先生他也在那琢磨，就是你们老觉得这里边还欠缺点什么？你们就直接对着具体的观众，那一个人，去说。慢慢我自己就找到一个感觉，就是有一种要把自己这半生的遭遇、坎坷非要倾诉出来，不倾诉出来自己控制不住、忍受不住的这么一种感觉，真的要把自己心里这一肚子的话全都倾诉出来了。它实际上就是差了“一点点”，就是人物的命运到这个时候，那种不吐不快、抑制不住的那种欲望、愿望……按照我们的专业来讲，这就是“体验”。
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他是《茶馆》里的秦二爷，《北京人》中的曾文清……
在家家户户的电视荧屏上，他是《封神榜》里仙风道骨的姜子牙，《渴望》里温文尔雅的老父亲……
尽管演了一辈子戏，相比舞台，他还是难以彻底放下画笔。
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他告别舞台，隐居在家，终于得以重拾少年时的梦想，潜心书画，并自成一家，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笔墨天地。
记者：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1987年您60岁，您坚决要求离休了，而且像您刚才说的，退的那么彻底，不导戏，不演戏，甚至还不看戏。我觉得不导戏、不演戏还好理解，连戏都不看了，一个演了一辈子戏的人，为什么会这么彻底？当时是因为什么原因？
蓝天野：我离休以后我忙着呢！而且我不干这个了，我偶尔去看一个戏干什么？在北京人艺，那个阶段我算是拍影视剧比较多的。原来我不拍，为什么不拍？我不是有什么看法，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的工作是在舞台上，特别是我转行做导演以后，我舞台上很多事我都还顾不上呢！
记者：我能不能这么理解，您之所以并不像有些演员那样留恋舞台，是不是就是因为您有另外的爱好？
蓝天野：有这关系，因为我那事儿多着呢，我比离休以前还忙。我又画画，我又演影视剧。后来影视剧都不拍了，办个人画展。
记者：到现在已经三次了，在中国美术馆。
蓝天野：第三次就是让我演《家》的时候。那时候我满脑子都是画画。
那天的采访，是在北京五环外蓝天野先生古色古香的画室里进行的。一走进屋子，满屋的顽石就让人印象深刻。这里到处摆放着石头，多宝格里，书桌上，茶几上，地上，都是。在琳琅满目的奇石珍宝间，李苦禅大师那幅《鹰图》尤为醒目。采访的头一天，恰巧是苦禅先生的忌日。
记者：您是李苦禅和许麟庐先生的弟子。我特别想知道，因为之前看报道都说您是在“偶然的机会”拜他们为师的，那是怎么样一个偶然的机会呢？
蓝天野：这么多年，我的正业就是演戏嘛。1961年，北京人艺第一次到上海去演出，天天晚上演戏，白天就没什么事。正好有些画家在那，我跟他们弄得很熟。正好他们拍了一部片子，任伯年的传记，找我夫人狄辛做解说。后来给我们看片子，那时候对画的兴趣就特别浓。回来第二年，1962年，潘天寿先生在北京搞一个展览，在展览会上碰见苦禅先生了。
记者：说您当时风雨无阻，每周至少去学三天画？
蓝天野：老六国饭店，他每天上午在那画画，每个星期至少去三次，看他画。这张《鹰图》就是那个时期画的，这是我第一次看他画白鹰，而且他是勾线的。后来我听说许麟庐先生想每个星期抽出一个时间带几个学生，我问苦禅先生，我说您这么忙，许先生有一个固定的时间，你看……他说好啊，你去啊！他说我们画画都是一样的。后来我知道，他们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关系特别好。
记者：除了画画，您还收藏奇石，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迷上的呢？
蓝天野：这个有20多年了吧。说实在的，我对很多东西都容易有兴趣。琴棋书画、花鸟虫鱼，都容易引起兴趣，而且一沾上就钻进去了。但是（这种爱好）太耗费精力。那活物，鱼、鸟伺候起来麻烦着呢！而且，我那个时候养鸟做了一个大笼子，鸟都能在里面飞，还想弄一个小屋子……这个不行，这个（瘾）得控制。
有人说，蓝天野的艺术人生，概括起来一句话，就是“半为戏剧半为画”，他的艺术性情，就如同他的名字一样深远开阔。他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我愿做一个驻足观赏者》。他热爱生活，崇尚艺术，对天下大美视为珍贵……从1986年至今，他已在中国美术馆成功举办了3次个人画展。他笔下的雄鹰栩栩如生；画的历史传说人物，造型传神。
但就当他沉浸在水墨丹青的世界时，2011年，为庆祝建党90周年，84岁的蓝天野阔别19年后再度出山，重返舞台。这一次，他没有演一个驾轻就熟的老角色，而是平生第一次演反派——人艺经典话剧《家》中的冯乐山，结果，让人们耳目一新，赞不绝口。85岁，他和平均年龄82岁的5位老伙伴携手出演原创新戏《甲子园》，被称为“绝版阵容”，结果，一票难求，加演9场。87岁，他回归导演行列，重排自己30多年前的作品《吴王金戈越王剑》，结果，大获成功，经典剧目有了新的突破……
他是中国话剧界那几年最活跃也最高龄的明星，人们惊叹他宝刀不老，演技依然令人拍案叫绝！
到底是什么，让他年过八旬，又对舞台割舍不下？
蓝天野：2011年把我拉回去演《家》，第二年又演了一个《甲子园》……我为什么要排这个戏呢？我既然回来了，我现在脑子里都是戏！我只能说，现在我又回到话剧的舞台上了。
记者：您在舞台上塑造了那么多角色，有没有哪个角色是您特别满意，或者说有比较多遗憾的？
蓝天野：是不是演得最好的我很难说，但是我这一生当中我演过的、我最有兴趣的、我最想演的一个角色，是《甲子园》的黄仿吾。应该说我演的还不错吧。要说已经好到什么程度了，这个我很难说，但是我可以这样说，这个人物我有体会。他身上有些东西我没有，比如他留洋，海外生涯，他的世家跟我不一样，但是他说的这些经历，我全都有体会。戏不在形式，这些形式要表达出一个真情。包括《甲子园》我演的这个人物，也包括我现在排的《吴王金戈越王剑》，它里边有家国之情，没有这些情，这个戏就完了，这戏就是一个空壳。有的人不太讲这个，这是一个专业学术上的争论。演戏干什么？当然演戏得让观众喜欢看、好看，得引发观众思考。因为《甲子园》我们出来六位老演员，每一个老演员一出场，还没开始演呢，观众就“哗——”的掌声，观众是带着另外一种心情，觉得这些老演员都几十年没上台了，又来了。当然这也让人高兴。每天晚上戏演完了，就会接到一些电话或者一些短信，有我认识的，也有我不认识的，一般的观众就发微信给你，说“看完这个戏我流眼泪了”“看完这个戏我感动了”或者“引起我的思考”……我做这件事情，我这个专业，是有价值的。
蓝天野有句名言，“艺术不能将就，要讲究”。
2011年演《家》时，他对胡子的长度不满意。别人跟他说，观众不会在意“冯乐山”的胡子有多长，毕竟是小说中虚构的人物。而蓝天野却坚持：“不行，我是搞美术的，人物外形和内心有紧密的联系。”他执导的话剧《吴王金戈越王剑》，舞台的设计灵感明显得益于国画——舞台布置非常简单，所有场景都靠演员表演来表现，只有船是实物。
记者：我觉得您绘画也好收藏也好，对美的发现和创造的感悟，我们在舞台上其实看到了。大家都说您的《吴王金戈越王剑》那种中国画的风格，是“在一个大写意的环境当中有工笔画的那种细致的要求”，这其实是相通的是吗？
蓝天野：原来我当演员的时候，我手里积累了1000多张人物造型的图片。我演《家》，冯乐山过去一定是另外一个样子，我想应该不是那种常规的样子，因为这个人是当地最有声望的士绅，而且是文坛的魁首，到处题诗留字，他绝不是那种猥琐的人，一看就是一个“淫棍”，不是那样的。这是逐渐形成的。我说，给我做一个“长髯飘胸”。有一个化妆师跟我们比较熟，又重新给我做了一个。他说为什么非要这样？我说我感觉稍微短一点，这个人就成为武夫了。这个人是一个特别有文采的士绅，有威望，甚至于有点洒脱。这就是搞创作，你怎么解读、演绎一个人物，怎么体现？
记者：说实话，有时候我们到人艺去看戏的时候有一种感觉，觉得现在的演剧风格发生了一些变化。您怎么看？
蓝天野：北京人艺的风格到底是什么，我得认真地考虑一下。我记得是北京人艺在一次总结的时候，可能是焦菊隐先生最后概括了一下，三句话，“深刻的内心体验，深厚的生活基础，鲜明的人物形象”。一个是“深刻的内心体验”，比方说我们排《茶馆》，我演黄仿吾，我有感受和体验，这是体验生活。再一个，生活积累，你得熟悉生活，你不熟悉生活，你演不了。为什么？就为了一个目的，演员的天职就是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所以要有“深刻的生活体验”，要有“深厚的生活积累”，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如果你要我再多说一点，就是要有“丰厚的文化素养”。为什么？什么是文化？高度的文化就是你看这个社会、看这个世界、看这个世界当中的这些人的高度和深度不一样；文化很浅，你只能看到生活，看到人物表面，甚至不是他身上的东西。所以在搞表演教学的时候，我常常说，学表演当然要有正确的表演方法，但是我觉得比表演方法更重要的有两点：文化修养、生活积累。要熟悉生活，要有丰厚的文化修养。
记者：演戏本身是假的，但是表达的感情是真的。
蓝天野：对！
不止一次听人艺的人讲过蓝天野的一个故事：
排练《甲子园》的时候，他就弄了件背心，请所有演职人员签字，上面印着“蓝天野告别舞台纪念演出”。朱旭老师刚要签，觉得不对，“上次演《家》的时候你就整这么一出，这写了告别，回头你又回来，这不是食言了吗？”
老人的回答非常耐人琢磨。他说：“告别，就是为了下一次的复出。”
监制：梁悦
采制：郭静
编辑：程穗儿 伍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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