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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章节：
01、医生说孩子是双相、精神分裂症，真的如此吗
02、慎防部分心理治疗恶化亲子关系
03、是否接受心理干预，是孩子说了算，还是父母？
04、患者有偏执认知时，该怎么办？
上周，我们分析了抑郁症康复者星研的心理干预过程。
星研是一名大二学生，重度抑郁发作时曾有幻觉，还差点自杀，表达能力严重受损；接受过精神科药物治疗和心理咨询，效果都不理想。
她休学后，一位有名的精神科专家曾诊断她为双相障碍，并认为有精神分裂症前兆。总之，从症状上看，她的病情比较严重。
经过我们的系统化深度心理干预后，星研的康复速度很快。她早就撤停了药物，并顺利复学，学习上积极进取，处理事务成熟、理性。康复效果完全超出了他们一家人的预期！
在案例分享之前，星研的妈妈还写了自述文章。她从患者家长的角度，深刻地反省了自己的不当教育方式，还有帮助女儿康复的过程。
星研的心理干预过程很曲折，前两天的案例分享难以完全展开。但关于她病情的一些细节和我们的处理方法，我认为很有启发性，也是很多精神心理障碍患者和家长感到疑惑、关心的话题。以下进行一些分析，希望对大家有用。
01、医生说孩子是双相、精神分裂症，真的如此吗
星研大一时，抑郁症症状非常明显，情绪低落，对什么都提不起劲，失眠乏力，说活着没意义。这时她被诊断为抑郁症是非常明确的。
可后来她出现了幻觉，病情加重，又找另一个有名的精神科专家就诊时，诊断就变成了双相障碍。而且这个专家认为她有精神分裂症前兆。
我们无法得知这位精神科专家具体的诊断思路。可能是星研休学前曾3天3夜没吃没睡，但不觉得累，专家认为这是轻躁狂/躁狂发作，所以诊断为双相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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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星研告诉专家，她出现过命令性幻听、幻视，还说自己对社会制度的知识感兴趣，会思考如共产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出处等问题。星研妈妈说，专家认为这是夸大妄想的表现。
而幻觉、妄想都属于精神病性症状。虽然不是只要出现了就代表是精神分裂症，但确实是精神分裂症的核心症状之一。还有星研觉得自己脑子里有2个人的症状，可能也跟这位专家说了。
所以可能因为这样，专家认为星研有精神分裂症前兆，要尽快接受抗精神病药治疗，甚至是电休克治疗。
从主流精神医学的角度来看，这位专家的判断其实并不为过，我也不认为是他水平不够、或者误诊。精神医学里的大部分疾病是症状学诊断，只要症状符合，就能下诊断，并不会深究具体的心理活动过程，更不关注背后的根源。
但星研和妈妈当时非常不认可，认为这个专家的意见很武断，诊断过程过于简单，甚至有过度诊断之嫌，还说“你们听我的就能治好”，给母女俩的感觉不严谨、有点自以为是。后来她们再也不去找这位专家了。
而后续到了我们这以后，我们认为星研并不是双相障碍和精神分裂症前兆，并利用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技术（TPMIH）找到了她3天3夜不吃不喝出现幻觉、脑子里有2个人的心理根源，消除了这些症状和隐患。
我们也发现她对社会制度是真的感兴趣，思维逻辑严谨，并不是夸大妄想。而且这过程中，星研并没有服用精神科药物。
这让星研和她妈妈对患病根源的理解更加深入了，当然，也更加不认可前一位精神科专家的判断了。
所以，主流精神科大夫对患者下诊断时一定要谨慎，尤其是青少年、学生患者，要慎之又慎。
如果贸然诊断为双相障碍、精神分裂症，这在精神科属于“重性精神病”，给人感觉是非常严重的，对于父母和患者来说无疑是一道晴天霹雳，甚至直接把他们打入绝望之境。
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就离不开精神科大夫的跨学科学习。我们不能只具备精神医学的知识，还要学习科学的心理学知识，包括病理性记忆、内隐记忆和外显记忆等前沿的认知神经心理学知识，这样才能深入了解患者的心理活动过程，作出更客观的判断。
不过，话说回来，虽然我们不认为星研不吃不睡、不觉劳累的表现是轻躁狂发作，但我们也认为很有必要去寻找背后的根源。要预防她以后再次出现这样的状态。
临床中，我们接诊过确实属于典型双相障碍的孩子，他们有过心境高涨、狂妄自大、精力充沛的轻躁狂发作经历。
我们也一定要找到这背后的根源，了解他们为什么会变得如此自大、自负、目中无人，详细的心理活动过程和原因是什么，才能尽可能消除后续再次发作的隐患。
而我们的心理干预经验发现，典型的轻躁狂/躁狂发作，其实与病理性正性情绪体验和叠加性心理创伤都有关。
02、慎防部分心理治疗恶化亲子关系
星研除了找过精神科大夫外，还接受过心理咨询，而且这位心理咨询师本身也是一位精神科医生，是一位女性。
星研对这个医生比较信任，认为其善解人意，可以耐心地倾听自己的经历和痛苦，非常包容、接纳，创造了一个有安全感的环境。
所以她当时愿意去倾诉，说完之后感觉也好了一些。直到该医生休产假了，心理咨询不得不中止。
星研当时觉得这位女医生对自己是有帮助的。不过，她后续接受我们心理干预，恢复了更多的理性后，尤其是更加深入全面地理解了自己的问题后，她发现那位医生只是给她提供了一个释放部分负性情绪的渠道，但无法解决她根源上和现实上的难题，比如无法上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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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还说，这位医生在实施心理咨询时，得知星研小时候曾被爸妈打骂，不敢反抗，她便建议星研回家后跟爸妈好好吵一次架，学会把自己的感受和负性情绪表达出来。
应该说，这位医生的出发点是好的，有可能对小部分患者来说也有一定效果。但星研很无奈，因为她回到家里发现爸爸妈妈其实也很痛苦，为自己的病付出了很多。而且那时候的父母已经作出改变了，不再像以前那样简单粗暴了。
所以她跟父母吵不起来，但一想到自己做不到心理咨询师的要求，没法表达出自己的感受和情绪，她又觉得自己很没用，自责和自我否定，抑郁情绪反而加重了。
所以，虽然我们说患者得抑郁症、双相障碍的主要根源是叠加性心理创伤，而这往往来自于父母的不当家庭教育方式。但我们一般不建议青少年刻意地，直接地与父母发生冲突。
因为大部分父母一开始不理解孩子的患病根源，他们也为孩子的病非常焦虑、无助。如果孩子还故意挑起矛盾，父母很容易从负面角度理解，认为孩子故意找茬、不懂事、记仇，然后双方发生严重冲突。这反而会令孩子继续遭受心理创伤，加重病情。
所以，我们在临床心理干预中，会先修复父母对孩子造成的主要心理创伤（一般不会全部创伤都修复，所需时间太长，不现实），孩子的情绪明显变得更稳定，认知更理性。
同时，我们也会把寻找到的心理创伤告诉家长，督促他们更加深入地自我反省，改变与孩子的相处方式。家长一定要作出积极的改变和提升。
我们还会引导孩子理性、客观地理解父母过去的做法。父母的初衷确实是为了孩子好，但使用的方法不科学，对孩子造成了心理伤害。那这些错误方法从何而来？主要来自于父母各自的原生家庭、成长环境和当时的时代，这是父母自己也难以左右的客观因素。
那么上面几个步骤和因素相结合，父母和孩子的亲子关系会迅速缓解，重新建立融洽、亲密的关系，这是我们在临床中认为非常有效的、也是能解决根源问题的思路。
简单来说，处理思路也是一样的，只是速度慢一些。父母要先做出深刻的自我反省、改变和提升，在日常相处中改变对孩子的态度，让他们感受到父母的理解和关爱，并就过去对孩子造成的心理伤害真诚道歉。
在这过程中，孩子的部分心理创伤也会得以修复，亲子关系会慢慢改善。当亲子之间比较融洽、孩子的情绪比较好的时候，然后父母再引导孩子理解父母过去的教育方式从何而来，加深孩子的理性认知，并再次向孩子表达歉意和改变的决心。
所以，父母带孩子找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时，最好避开那些容易激化亲子矛盾的心理流派，尤其是精神分析流派。如果父母掌握了科学的精神心理学知识和应对方法，自我反省能力强，能作出深刻的改变，这对孩子的“治疗”效果甚至比一般的心理咨询和家庭治疗更好。
03、是否接受心理干预，是孩子说了算，还是父母？
现在很多父母意识到，精神心理障碍的形成与心理社会因素有关，如果接受一些科学的、与心理相关的康复手段，比如最常见的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可能会加快孩子的康复。
但具体到是否接受心理相关的康复手段时，到底是孩子说了算，还是父母说了算？
如果父母希望孩子接受，但孩子不愿意，父母该尊重、顺从，还是想办法让孩子接受？
很多精神科医生、心理卫生从业人员会认为，决定权在患者手里。这种观念很普遍，在大部分情况下也是正确。
因为如果患者没有求助和康复的动机，或者不认同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父母还要求他们去接受的话，这往往没有效果，反而容易造成二次伤害，亲子关系也会受到进一步破坏。
但在有些情况下也有例外。孩子得了精神心理障碍，他们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和判断很有可能是不够理性的，包括是否接受心理方面的康复手段。
如果父母盲目顺从、尊重孩子的意愿，不去理性判断心理康复手段的专业性、必要性，就有可能导致孩子错过康复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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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研就是典型的例子。她对我们并不十分抗拒，但求治动机很弱，一直躲在休学后的“舒适圈”里。再加上她爸爸一开始对我们也不认可，她就更想逃避，不想面对问题。当然，这也与她之前接受过的治疗效果不佳，她对康复缺乏信心有关。
但星研的妈妈没有盲目顺从女儿，她坚持让女儿接受面诊，接受我们的心理干预，并提出紧急干预的申请，在心理干预初期出现状况时，她也认为要坚持下去不放弃。
星研康复得那么好，跟她妈妈在这4个时间节点的一再坚持有很大关系。只要有一个环节放弃了，星研的康复速度会大打折扣，今年复学估计是很难了。
所以涉及康复手段的选择时，要不要完全尊重孩子意愿，我们不能太僵化地去理解。如果尝试过一些主流、常规的方法但效果不良，又有条件接受高效化、专业化心理康复手段的话，最好不要错过良好时机。
像星研这样，她的问题比较棘手，一开始有个比较特殊的症状：向人敞开心扉时就焦虑、痛哭，不想表达。这样的症状一般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很难解决，但如果不解决，后续也没法进行下去，像个“拦路虎”。
那我们利用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技术（TPMIH），精准化找到背后的心理创伤，予以修复，症状很快就解决了。
星研也感到非常神奇，她没想到第一次深度催眠就能找到幼儿园时的记忆，她在外显记忆层面早就忘了，深度催眠创伤修复的效果很好，这为后面的干预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这是一般心理咨询/心理治疗难以实现的。所以我们强调我们的技术不是心理咨询、心理治疗，也不是心理疏导，而是精准化、高效化的临床心理干预，这有很大的区别。
04、患者有偏执认知时，该怎么办？
可能有的人还会说，患者虽然确诊了，但也有权利不接受治疗、不康复啊！这种观点非常强调患者的自主选择权利。
从表面看这没错，可实际上，患者在康复之前，他们往往缺乏真正的自由意志，他们是被疾病和症状“控制”的。
星研当时就很消极，说自己不接受干预了，反正家里经济条件不错，爸妈也宽容，那样挺好的。就算辍学，以后随便找份工作就行了，“大不了送外卖”。
如果跟她讲道理，说我们要养活自己啊，要走出去跟人社交啊，要有更高的追求啊，这往往没用。因为患者认为这都不是必要的，“我现在活得挺好的，为什么一定要治疗”，一句话就能把人噎住。
所以我当时跟星研说，她想“躺平”，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得病之后，上面那些事情都太难做到了，太痛苦了，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人的本能就是选择逃避。
但她要意识到，她想“躺平”背后的根源是什么，这就涉及到了她的喜好、理想经常被爸爸打击的心理创伤，还有她以往求治失败的心理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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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她现在的想法和状态是被叠加性心理创伤所影响着的、逼迫着的，这不是她的自主选择。
那如果修复了相关创伤，她恢复了真正的理性之后，还是选择“躺平”，我们会完全尊重她的选择，相信父母也会。因为这才是真正的、自由意志的选择。只要心身健康，“躺平”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星研听完感触很深，也不再反驳。她很快就想明白了，决定接受心理干预。
还有涉及到她觉得“自己脑子里有两个人”的问题时，她也觉得这不是问题，只是每个人有不同的思维方式；认为这不影响正常生活，不用处理。
可这是因为她不明白，在精神医学和心理学里，这种症状有可能意味着什么——可能涉及精神分裂症，也可能是分离性身份障碍（以往叫做多重人格障碍）。
尤其是后者，这属于分离障碍（即“癔症”）的一种，往往伴随着对重要事件的记忆障碍，这跟星研说自己以前每隔一段时间就丧失部分记忆的症状很相似。
而且精神医学的主流观点认为，分离障碍与创伤事件密切相关，是个体为了应对创伤事件导致的痛苦感受而产生的心理防御机制。也就是说，星研这种症状的背后肯定是有心理创伤的，如果不处理，后续可能是个巨大隐患。
这一次，我们不需花费过多时间去劝她接受，因为她体验过前面的深度催眠效果后，对Lucy 非常认可，很快就接受了Lucy的建议。事后证明，Lucy的专业判断是正确的。
所以，我们对青少年、学生患者进行心理干预时，常常有一种感受。现在的孩子很聪明，涉猎面很广，但不够深入和专业。可他们又认为自己的很多认知是理性的、正确的，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但实属不然。
一般的心理治疗方法，比如认知行为疗法，很难扭转他们这种顽固的、偏执的认知。他们会非常抵触，甚至会跟心理治疗师争论起来，甚至是诡辩，最后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时孩子还容易鄙视心理治疗师，认为他们老套、迂腐，水平还不如自己。
而我们在临床心理干预中，不会否定他们的观念和感受，而是让他们认识到，这背后其实是病理性记忆，尤其是叠加性心理创伤导致的。这些问题不解决，他们就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我们会引导他们接受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后，再做决定。
当然，有时患者的父母也会出现过于乐观的问题。最常见的就是关于学习障碍的解决。
像星研父母，因为前半段的干预效果非常好，女儿的情绪症状恢复得很好，也能看书、与人交流了。他们就以为女儿差不多好了，一度考虑中止干预。
结果临近复学，星研又非常焦虑了，又害怕上学了。这背后主要就是与学习、学校的心理创伤没有修复。我们利用深度催眠一找，精准化地发现了很多相关的创伤，还有她认为自己笨、智商低的错误认知。这是必须处理的。
所以，广大患者家长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孩子休学后情绪稳定了，跟父母关系也变好了，这不代表他们就能顺利复学。学习障碍背后的心理创伤一定要解决。
总的来说，星研的康复过程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启发，也更加坚定了我们要通过系统化深度心理干预来解决深层次问题，帮助患者加快康复的信心和决心！希望这次案例分享和分析能令大家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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