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偶尔看到一个提问：唐朝人为什么见不到「虎」字？提问的人连「是不是」都没问，就直接问「为什么」？
「预设前提」如此不自明，让我感到很疑惑！我在网上随便搜索了一下，原来【唐朝不见「虎」字】【唐人不敢说虎】和【唐朝「以胖为美」】一样广为流传。
甚至有文章说：唐代到了说「虎」写「虎」到了要杀头的地步，所以当时叫「虎」为「大虫」，便溺器「虎子」叫「马子」。
其实，这种说法完全不可靠。唐代「虎」字出现也非常之频繁，这是本文要谈的第一个问题。
你可能会说，你不能说唐代有人密室之中写个「虎」字，在家里和老婆在被窝说个「虎」也算？
当然不是。这我不可能知道。主张唐代见不到「虎」字的人也不可能知道，我们都是要依据流传下来的文献和文物来下结论。
避讳一般在公域文献中规定比较严格，而在唐代官方文本或在行政、科举等公共领域流通的文献，完全可以用「虎」。
另一方面，从目前看到的文献资料来看，确实有文献记载说:唐代需要避唐太祖李虎之「虎」的讳。
为什么会这样呢？两个原因：
1、我们对古代避讳制度的理解有偏差。
2、把史料的记载直接当做定论。
《洛阳日报》的文章
http://lyrb.lyd.com.cn/html/2010-03/26/content_618297.htm
所以，本文就是要谈这个两个问题，澄清此谣言，因为这个说法不仅自媒体盛行，好像连有些官方日报都这么说。
一、唐代能频繁的见到「虎」字先说一下唐代的文字政策以及一些政治背景。
我们知道唐太宗曾说过「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就是说的继承了隋朝开始的科举考试选拔人才，天下英才为李唐效力。
科举制度在唐初成型，唐代非常重视科举考试。
魏晋南北朝以来，地方割据，南北阻隔，汉字地方变体、俗体别字很多，严重影响汉字的应用。
《说文》言汉字乃「经艺之本，王政之始」，这样当然对唐代的经典古籍的校勘刊刻、科举考试、行政文书都有一定影响。
所以，唐朝其实一直都有「正字」活动，从唐初到唐中晚期，颁发过多本规范文献，而负责此问题主要是孔、颜两大家族。
如：孔颖达、颜师古等，训经、校勘、正字几乎是他们的家学。他们是孔子和颜回的后裔。
最有影响力的正字的标准文献是中唐大历年间颁布的《干禄字书》，编辑和书写者正是有一身正气，对大唐王朝忠心耿耿，又有学问又是书法家的颜元孙和侄子颜真卿。
干禄字书
其实《干禄字书》只有五百多字，选取都是一些最常见、异体比较多的字进行规范，分为「正、通、俗」三体。
这最常见的五百多字就有「虎」字：
《干禄字书》中的「虎」字
引自：《颜真卿干禄字书》，（紫禁城出版社，2004），页37
《干禄字书》的「干禄」二字就是「求取福禄、功名」的意思，就可以看出，这是给士大夫在科举和行政领域使用的，
而且《干禄字书》跟儒家经典的石刻一样，一般是刻在石碑上树立在一些唐代太学、弘文馆之类的学术场所。
可见连这些领域都不避讳「虎」，怎么会可能完全见不到「虎」字呢？
树碑立传，名垂青史，是古代石大夫的终极追求，在隋唐时代尤为兴盛，有地位的官员一般是请当时最好的「写手」和书法家、石匠为其撰文刻碑，比如：颜真卿、韩愈。
墓志记录有主人的生平、功勋、管制等等，反正是极近赞美之能事，就跟今天的悼词差不多。
隋唐墓志今天有很多出土，下图是专门收集唐楷的《唐楷书书法字典》收录的墓志上的「虎」字，墓志的主人都是官员。
这些证据显示，颜真卿给当时很多官员写的墓志，都没有避讳「虎」字：
引自：《唐楷书书法字典》（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页690。
我们知道古代对碑碣制度是有规定的，特别是在王权强势，统治有效的时候，对政府官员规定非常严格，因为这在政治伦理中是「僭越」，是有造反的嫌疑的。
唐代碑碣制度详见：
张宇. (2014). 唐碑形制与唐代碑碣制度之关系考. (Doctoral dissertation, 四川师范大学).
所以，官员的亲属一般是不敢造次，而且还是还是颜真卿这样的「忠臣」写墓志，如果真是那种「草木皆兵」的程度，他肯定会谨慎对待的。
仅举一例，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寿州刺史郭公庙碑铭》，也就是郭子仪家庙之碑，最能说明问题：
《郭公庙碑铭》碑额是唐代宗李豫用隶书写的「大唐赠太保兴国贞公庙碑」：
唐代宗书写的《郭公庙碑》碑额
碑文是颜真卿书写的，其中「寿州刺史郭公」指的是大名鼎鼎的郭子仪的父亲，碑文中有郭子仪兄弟的名字。
书写碑额的皇帝本人，颜氏家族和郭氏家族，可以说这些人都是大唐的朝中的「肱股之忠臣」。
我们知道功高震主的郭子仪，在政治上的谨慎小心，谨慎到不知道怎么形容，如果唐代避讳「虎」很严格，郭子仪会在父亲的碑中完全不避讳「虎」？
碑中有铭文：信可谓王国（九虎）虎，生人荫庥者欤？非太保之迈种不孤，则何以锺美若是？况乎友于著睦，矕龙虎者十人；贻厥有光，纡青紫者八士。
《郭公庙碑》中的「虎」字
另一些传世墨迹和碑刻中的唐代「虎」字：
引自：《书法大字典》（商务印书馆）第1831页
所以，唐代见不到「虎」字完全无无稽之谈。不仅可以见到，而且在公共领域文献都可以见到。《干禄字书》最能说明问题。
二、今人对古代的避讳制度的错误理解中国古代皇权社会下的避讳制度非常之复杂，在此基础上一门叫做「避讳学」的学问。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的「避讳」虽然很「X蛋」，给古籍阅读带来障碍，但是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可以用来断古鉴伪。
避讳学跟文献学、文字学、考据学等多门学科交叉，本来很边缘，民国时代的陈垣先生著有《史讳举例》一书，是被认为是避讳学成为一门学科的标志。
陈垣（1880.11.12-1971.6.21）
能成为一门学问，说明判定「避讳」并不简单。
判定「避讳」不是说某个时代避讳某字，就一定见不到某字，就一定得改这个字。那你以此鉴定文献和文物，错误、被骗的几率是百分之百。
王建《中国古代避讳历史》一书对「避讳」的定义是：
在古代社会，人们认为人的名字与人的安全、健康和命运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他们不愿意别人知道或者使用自己的名字，以保护自己。另一方面人们也避免说出帝王或者尊长的名字，以此表示对对方人身安全的维护，从而显示自己对他的敬畏，这种习俗叫做避讳
引自：王建.中国古代避讳史[M].1.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2:1
卖肉的屠夫把「舌头」叫「赚头」就是一种「语言」避讳。一般认为原始社会就存在避讳，但中国皇权社会却将避讳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避讳学一般认为，严格的避讳是从秦始皇开始的。比如：我们知道从秦始皇开始，「朕、制、诏」成了皇家的专利，也是属于一种避讳。
避讳的方法、种类、对象、范围的讲究是非常繁琐，我觉得一般读者是没有兴趣看的，贴两个表格稍微了解一下吧：
你以为了解上述这些避讳规则就能很好判定避讳了吗？完全不是，避讳判定可以说近似一门「玄学」！
还是拿秦始皇和秦二世举例。
汉唐学者注《史记》的时候曾判定：
- 秦始皇避讳「政、正」，所以秦代「正月」叫「端月」；
- 秦二世时期避讳「胡」字，所以「望夷宫」本来其实叫做「望胡宫」。
《史記·秦楚之際月表》：「二世二年端月」。唐代司馬貞《史記索隱》註：「二世二年正月也」。「秦諱『正』，故云『端月』也」。唐代張守節《史記正義》註：「始皇以正月旦生於趙，因為政，後以始皇諱，故音征」。
《史記·秦始皇本紀》: 「（二世三年）二世乃齋于望夷宮」，南朝宋人裴骃《史記集解》引張晏（《漢書註》作者）曰:「望夷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道東故亭處是也，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是宮以「望北夷」得名，然「夷，東方之人也」，而「北狄通稱曰胡」，不名「望胡宮」而稱「望夷宮」者。《匯考》卷五以為「蓋諱胡稱夷也」。甚是。
陈垣先生在《史讳举例》中就直接怀疑此说不可靠。因为《史记》所引的秦代文献中「赵高矫诏」和「李斯上二世书」根本就不避讳这「正、胡」两字：
引自：陳垣.史諱舉例[M].中華書局,1962：1
还有出土的《睡虎地秦简》正是秦始皇时代的，其中的公共领域的法律文献也不避讳「正」和「政」：
秦始皇、秦二世的名字是「君讳」，如果是在公共领域的文书中，是非常要注意的避讳范围和对象。
那汉唐学者的注解说要避讳，但有有些材料就是不支持。那你说我们相信哪一个？
根据中国《历代避讳字字典》搜集的文献史料，「虎」字有两个「君讳」：
- 后赵石虎。
- 唐高李渊追认的唐太祖李虎。
古代文献确实记载有很多避讳「李虎」之「虎」的例子，但是有些确实是当时的史料，有些是后人的注解。情况非常复杂，就跟前面说的秦始皇的避讳「正、政」一样，不是个个都可靠。
引自：王彦坤《历代避讳字汇典》，页167
我就拿唐太宗举例，说明其复杂性。
我们知道唐太宗是一个开明的君主，唐代的文献《贞观政要》记载他对避讳的态度是无所谓的，他在世的时候，只要「世、民」两个字不是连在一起，根本无需避讳：
但是；唐太宗一死，唐高宗李治时期又开始对「世、民」二字又开始避讳，今天的「户部」唐代叫「民部」，就是在唐高宗李治时期改的，
后世学者在注解文献的的时候，认为这些例句是避讳李世民的「世」：
引自：王建. (2003). 中国古代避讳史. 贵州人民出版社.页125--127
就拿颜师古注解《汉书》为例，他引【《诗经》：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时（世）！】，「世」用「时」，清代学者王先谦认为是避讳「李世民」的「世」。
其实「世、时」在这句话可以通用，避讳痕迹不是那么明显。避讳规则中有「诗书不讳」，意思是儒家经典可以不避讳。
颜师古是死于唐太宗之前，他注解《汉书》的时候，李世民还在，李世民说了单字可以不避讳，还有「诗书不讳」的规则，难道就是太崇拜李世民了，不避讳就难受？
那我们能不能相信王先谦的判断？
这个问题根本就是一团浆糊，我是没办法完全相信那一种说法。
结论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的避讳制度情况非常之复杂：
- 避讳的执行其实有时候严格，有时候不严格。
- 避讳的规则有时候遵循，有时候不遵循。
古代文献中记载避讳字，大部分都是后世学者注解前朝文献时候的判定：
- 有很多模拟两可，正例、反例都有。
- 也有很多误判和错误
所以，有文献史料记载，不一定是定论，需要非常复杂的考证，以及多角度资料支持，才能认定为避讳字。
所以，我们完全误解了古代避讳制度，以为只要文献上记载某个时代避讳某字，就当成定论，而且避讳字，就是就一定见不到某字、也不能说某字。
从《干禄字书》来看，「虎」在中唐以后，可能就不怎么避讳。
有人说：唐代把「虎」叫「大虫」是避讳「李虎」的，我先不谈文献的考证，「李大虫」和「李虎」你愿意选什么名字？你认为哪一个更尊敬？
还有人说：把便器「虎子」叫「马子」，也是唐代避讳「李虎」，这也不是定谳，争议大得很，史书只记载把把「虎子」改为「兽子」。
有些学者认为「马子」其实女式便器的俗称。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在此不讨论。
比如：冯双元. (2006). 也谈“虎子”与“马子”. 东南文化(5), 68-71.
所以，我们不能「见风就是雨」，世界远远比我们想的要复杂，历史也一样。对非常之论断，保持一定合理的怀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