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说到了年夜饭。说实话，我对年夜饭真没有太深刻的印象。这似乎不太科学，有负我辈吃货本色，但事实如此，我搜肠刮肚想了半天，关于年夜饭的记忆始终只是零散的几个片断。究其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白天不住嘴地吃，到了年夜饭时基本啥也吃不下了；二是家里的好东西都是准备正月里招待客人的，年夜饭确实乏善可陈。质量也许差了点，但数量不会打折扣，又是盘子又是碗儿，热热闹闹地堆满了小炕桌，饺子打在碟子里，装得上尖下流。这么多饭菜要吃完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实本来也没打算吃完，南森家家都讲究个“余头儿”，年年有余，吃完了反而不吉利。
年夜饭当然是随便吃的，没有任何限制，包括菜里的肉。我自幼娇惯，不太自觉，总会满盘子扒拉着找肉吃，妈妈视而不见，爸爸顶多喝斥一句：“出门时可别这么没出息，从自己门口挑！”我只当耳旁风，毫不收敛。饺子里通常会包几枚硬币，还有糖、枣和栗子，谁吃到了就预示着来年有好运，大吉大利。我也经常耍赖，吃不到就用筷子满碟子饺子挨个戳，不吃出三个五个绝不罢休。
妈妈的娘家是大森，在南森北边，不到二里路。两村阡陌相接，同源同祖，习俗上一般无二。两村都讲究嫁出去的闺女和女婿、外孙“送神”之前不准回门，否则克舅舅。姥爷就三个闺女，膝下无子，我没舅舅，自然不受约束，便经常肆无忌惮地在姥爷家过年。
姥爷读过私塾，写得一手好字，在村里德高望重。年夜饭上姥爷肯定要喝上两杯，酒没什么好酒，就是供销社里打的散酒。姥爷端坐炕头，小酒杯一端，吱溜吱溜抿得啧啧有声，偶尔还用筷子头在酒杯里蘸一下，塞到我嘴里让我咂吧一下滋味儿。我每次都辣得“丝丝”哈气，却从不拒绝尝试。
姥爷姥娘更是宠我宠到没边儿，至今记得，有次吃饺子，我竟然别出心裁地“熊”出了新花样，坚决不吃饺子角，非要让姥娘先咬一口，露出馅来才肯吃，然后吃的时候还必定要把另一个角剩到碟子里。唉，老人如此娇惯，对错姑且不论，那舔犊之爱却是情深意切，毫不掺假，如今想来也不由得泪眼婆娑。
吃过年夜饭，我是坚决不肯呆在家里的，通常是到河西沿的本家哥哥或是叔叔家。村里没通电前没有电视没有春晚，聚到一起就是打扑克。三五反、攻老K、五十K、争上游、押金花、捡分、21点、够级、保皇，花样繁多。平常日子点的小油灯胜任不了这么隆重的集体活动，我们会点起小孩胳膊粗的大红蜡烛或者是嘎斯灯，最不济也要点个带玻璃罩子的“罩灯”。
我们用的嘎斯灯是公社农机厂的“土造”，具体构造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是用碗口粗的厚铁管切割、焊接而成，带气密装置，一根细铁管从盖子上探出来，末端焊接着一个喷嘴。灯的份量很足，两只手才拿得起来。用的时候先加水，再投入块状的嘎斯石，“嗞啦”一声，水像烧开了一样，嘀哩咕噜冒出大量的气泡。然后合上盖子，旋紧气密阀，用火柴在喷嘴处点燃。那长长的火苗亮度很高，瞬间把整间屋子照亮。那时候，嘎斯石都是大人辗转搞来的，对于我们来说是紧缺物资，平常都是储存在双层盖儿的药瓶里，不是重要场合绝对不舍得拿出来用。
我们过年期间打牌通常都会带一点“彩头儿”，最常见的就是糖。从大年三十到元宵节，各式各样的糖块儿在全村小孩儿的兜里反复流通，到开学时，一颗颗原本光鲜亮丽的糖，无不被揉搓得灰头土脸，有的甚至开始融化，吃的时候连糖纸都揭不下来。
除了糖，还会有一些别的“彩头儿”。比如“贴纸条”，输了就要在脸上贴一条又窄又长的纸条，贴的时候蘸着唾沫，先贴脑门，上下两排，脑门贴满了再贴脸腮。有时候，我们也会加点花样，在纸条上画上小王八。再比如“钻桌子”，在桌子上打牌时很适用，输了的要四肢着地，学着狗叫，从桌子底下钻一个来回，钻的时候还经常有人在后面踢屁股，忙不迭用手去捂，又会碰了脑袋，一副顾头不顾腚的窘迫样儿。还有一种另类的“彩头儿”比较暴力，那就是“刮鼻子”。失败者要闭上眼睛，主动把头探过去，让胜利者用弯曲的食指在鼻子上刮一下。执行的力度没有严格的标准，完全取决于胜利者的心情和失败者的“江湖地位”。往往开始时大家还比较克制，几个回合下来渐渐就“刮”出了火星，下手越来越狠，到最后一人顶着一个红鼻子，斗鸡一样叫上了劲儿。
热炕头永远是最受欢迎的扑克场地。年前年后，南森家家户户的炕头都很热，烧糊了炕席也是常有的事。单干以前，南森都是用竹篾席子铺炕，炕的外侧边缘横着一条巴掌宽的竹子或木制的“炕沿”，在长年累月的摩擦下，“炕沿”无不锃光瓦亮。炕头位置的席子下常常被主人随手塞进各种小物件，记工分的小账本、削苹果的小刀、钢蹦儿、钥匙，啥都有。1985年前后，地板革逐渐取代竹篾席子，“炕沿”也渐渐消失在历史尘埃中，如今的年轻人基本上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了。
年前各家各户蒸饽饽、煮猪头、熬冻、炸面鱼，炕成天烧得滚烫，人们通常会在炕席下垫上扁担、棍子加以保护，即便这样，烧糊炕席也是司空见惯。竹篾席子的炕头位置必定红里透着黑，质量差一点的地板革甚至会皱缩起来。随着“忙年”结束，没那么多火烧了，家家户户早晨起床叠被时，就会留下一床棉被焐到炕头上，维持火炕的温度。
打扑克时，我们或坐在被子上，或把腿脚伸到被子下，围坐成一圈儿，再在中间放一个秸杆“扎”成的小箅儿搁扑克牌，战斗随即打响。那时候我们打扑克比较讲究气势，尤其是摸到好牌时。出牌的标准动作是：用大拇指和食指、中指紧紧捏住纸牌，高举过顶，再抡圆胳膊铆足力气向下甩，纸牌落到小箅儿上，发出小摔鞭一样清脆的炸响，然后再贱贱地向对手递过一个欠揍的小眼神儿。这样出牌气势是打出来了，但后遗症也很严重，甩得时间长了，第二天早晨起床时，胳膊就会又酸又疼，抬手穿衣服都疼得呲牙咧嘴。
还有，这样出牌也大大加速了扑克牌损坏，我们又不可能奢侈到经常换新的，很多牌从背面就能认个八九不离十，认牌成了关乎输赢的关键技巧。至于浑水摸鱼偷牌、扔牌也是常有的事，有时候还会在“洗牌”和“搬牌”时玩点高难度的“装牌”小把戏，可惜我手法稀烂，最多也就骗骗我几个本家姐妹。偶尔在与小伙伴的对垒中得逞一次，必定心花怒放，不炫耀一下简直就是锦衣夜行，往往不到十分钟就“贼不打三年自招”。
好在大家都是娱乐第一、比赛第二，对耍赖的容忍度较高，笑骂几句就算了，顶多愤愤不平地把刚才输的糖抢回去。还有的小孩更过份，把糖吃了，糖纸里包进小石头，输了的时候鱼目混珠输出去。大家发现了也是哈哈一笑，顶多叫嚣几句让他把假糖吃下去。不过也会遇到输得火起的，正好借题发挥，免不了吵得脸红脖子粗，甚至扑克一摔，扔下一句“老子不伺候你了”，愤然离场。不过这种狠话从来不会兑现，第二天就会屁颠屁颠地重新凑到一起，玩得不亦乐乎。
至于春晚，我的记忆比较混乱。我第一次看春晚应该是在1984年，第二届春晚，那年我是在姥爷家过的年。那时大森也是刚通电，全村的电视也就三五台，全是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院子里都竖着一根高高的竹杆，架着天线。村里第一批买电视机的大多秉承“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分享精神，对上门蹭电视看新鲜的乡亲来者不拒，逢年过节还要搭上茶水、瓜子和烟卷儿。
春天夏天秋天，只要不下雨，主人家每天傍晚都会不厌其烦地把电视机搬到院子里，几十号人自带板凳，像看电影一样，一排一排坐满院子。如果哪天主人家改善伙食，往往就会有意无意地拖延一下，人到得差不多了才会把饭菜端出来，再呵呵一笑招呼大家尝一口。当然这种情况下没有人会死眼皮地凑上去尝，只能吞一口唾沫，老老实实看电视。《霍元甲》、《陈真传》我都是这样蹭着看的。姥爷家买的第一台电视是在《魔域桃园》热播的时候。我们家更晚，应该是在1990年前后，三姨夫帮忙，买了台21英寸的牡丹牌彩电，父母一直看到2008年还没坏。
当然，也不是所有买了电视的人家都如此好客。有的开始时笑脸相迎，渐渐不胜其烦，转而闭门谢客。这种转折往往不被理解，轻者遭人白眼，重者危及身家性命。这可不是耸人听闻，河头店就有一对退休赋闲的老夫妻买了一台电视机，从此家里天天高朋满座。开始时老两口眉开眼笑地迎来送往，可是坚持了不到半个月就顶不住了。每天散场后一片狼藉，老胳膊老腿的，打扫卫生成了大负担，收拾厕所更让老太太感到崩溃，再加上家里天天烟雾缭绕，晚上不到半夜不打烊，甚至老太太塞在炕席下的几块买菜钱也被人顺手牵了羊。
老两口一商量，硬着心肠下了逐客令。没想到，他们的噩梦从此开始了。街坊邻居们横眉冷对不说，还有人向院子里扔死老鼠，更过分的是，有天晚上有人向老两口的街门上泼了大粪。老头儿火气大，当场血压飙升，晕倒在地，被送进医院抢救了俩小时，差点提前见了马克思。老头儿出院后，第一件事就是拿着锤子，把家里的电视机砸了个稀巴烂。
跑题了。南森和大森都没上演这样的闹剧，平常其乐融融，看春晚时更是歌舞升平。印象中那时的春晚比现在长得多，至少要持续到凌晨两点多。许是精神食粮实在贫乏，许是我们真没见过世面，那时感觉春晚实在是太好看了！六七个小时坐姿不变，目不转睛，上趟厕所都是手脚带风，一溜小跑，唯恐错过了精彩画面。感觉春晚的唯一缺点就是太短了，每每传统闭幕曲《难忘今宵》唱响时，都会怅然若失，意犹未尽。那一方A4纸大小的黑白屏，几乎是外面世界向我们打开的唯一窗口，承载着我们的所有想像！在我们眼里，它比七色彩虹还要绚烂！赵忠祥、马季、姜昆、李默然，再到以后的倪萍、杨澜，一次又一次在跨年夜把我们熊熊地点燃！
然而对于我，更大的冲击和感动来自张明敏、汪明荃、费翔、候德健这些最早现身春晚的港台明星。我对新事物一向敏感，他们独树一帜的穿着，他们阳光灿烂的笑脸，他们如同天籁的歌声，带着港台的纸醉金迷，带着艺术的标新立异，带着人性的自由奔放，每每让我心驰神往，长醉不醒。那个比北京更遥远的精彩世界对我产生了致命的吸引，尤其是候德健抱着吉它唱歌的样子定义了我对潇洒青春的所有想象，以致于我学生时代写的小说中，男主人公都抱着一把吉它。最搞笑的是，我一直到七年级才搞清楚那玩意叫吉它，在此之前我一直叫它琵琶！
我第一次聆听港台歌曲是在小学三年级的“六一”文艺汇演上。于家洼小学奉献了一曲童声合唱——《外婆的彭湖湾》。那轻描淡写的歌词，迷一般的旋律，使我如沐春风，瞬间沦陷，从此成为港台文化的铁杆粉丝。这种盲目崇拜一直延续到我真正长大。（以前于家洼村驻有一个连队的解放军，且军民关系鱼水情深，村里的小孩在军营文化的洗礼下成长，不管是音乐、体育还是见识，都比我们站得更高，走得更远。）
不管春晚有多么精彩，也不管我们有多么不舍，12点以前我们必须暂别电视，回家“发纸”。南森和大森都对“发纸”非常重视，煮上一锅饺子，放上一挂鞭，郑重其事地给天地诸神和列祖列宗祭上酒饭，恭恭敬敬地焚香烧纸，虔诚磕头。这一刻天地勾通，所有的神灵和祖宗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然而我顾不上这些，心不在焉地跟在姥爷屁股后头磕完头，胡乱向嘴里塞几个饺子，就迫不及待地冲出家门，三步并做两步赶回去，继续看春晚。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发纸”过后就是新的一年了，匆匆来回间，我们就神奇地长大了一岁。这时，见到长辈就得问“过年好”了。
当然，主流的拜年是在正月初一的早上。一大早，南森几乎全村出动，声势浩大，是过年这出乡村大戏中的重中之重。早饭还是饺子，每一顿饺子都是新煮的，按规矩，这几顿统统不能吃剩饭。早晨起床一睁开眼，妈妈早把期待已久的新衣服板板整整地放在枕头边。新衣服带着一股淡淡的樟脑味，闻之神清气爽。我和妹妹一声欢呼，从上到下穿戴整齐，轮番站到那面写着毛主席语录的大镜子前臭美。转转头，踮踮脚，扭扭腰身，拽拽袖子，拉拉衣襟，换换表情，瞻前顾后地端详个没完。接着又为上衣扣几粒扣子更有风度、帽子戴正还是歪一点更帅这些细节问题反复验证，最后又跟妹妹互相评头论足一番，才心满意足地去洗脸吃饭。
除了两三户上门女婿，南森全村都姓赵，四百年前的永乐年间，大家还是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在一口大锅里吃饭。但南森人胸襟广阔，没有人对入赘的外姓另眼相看。对于这个观点有两件事足以佐证。其一是，前些天跟发小德朋同志吹牛聊天时说起，住在南街的王淑杰是儿时著名的“南霸天”，村北的小孩从她家门口走，得自觉夹紧尾巴，否则她看着不爽就要打回去。（春波和王淑杰如果看到了别打我哈，这是赵德朋说的，我没考证过。估计是德朋造谣，我印象中王淑杰从小到大都很淑女。）其二就是，村里的书记由村里独门独户的小丁连任了很多年。
其时南森全村220户（现在200户都不到了），分作四五个大支。每家辈份最大的老人和女主人是不需外出的，早早地准备好了糖果、瓜子和烟卷儿，讲究的还会沏上一壶茶，坐等本支后辈上门拜年。爸爸堂兄弟五人加上我们这辈兄弟姐妹十几个早早集结完毕，浩浩荡荡地上了街。大年初一是南森最有活力的一天，每条街道上都人流不断，每个人脸上都挂着温暖的微笑。两支队伍当街相遇，必会一一问好，掏出兜里的烟卷儿互相交换，叔叔大爷、哥哥兄弟叫得格外亲。孩子们兜里都装着小鞭，一路走一路放，整个村子炸响不断，硝烟弥漫。
每支队伍都要在本支所有长辈家转上一圈儿，包括平辈的哥哥嫂子，足迹遍及全村的每条大街小巷。按规矩，遇有家里请了“祖子”的要对着“祖子”给列祖列宗磕头，给长辈拜年时也要先磕头。好在我们这支祖上信奉耶稣教，有些移风易俗，规矩没有那么大，磕头能免则免，实在非磕不可的时候也是草草了事，我们这些跟着打酱油的小屁孩更是敷衍，浑水摸鱼地蹲一蹲，做做样子就算磕过了。
长辈们都很热情，尤其是家家户户的女主人，都要拉住手，仔细端详，摸摸脑袋，捏捏脸蛋，再亲手把糖剥开塞进我们嘴里，只要家境不是非常困难，还会抓上一把糖塞进我们兜里。糖是我们拜年活动的最大期待，当然不管多少，来者不拒。最受欢迎的是红纸、黄纸的大虾酥，还有软糯的高梁饴和玉米糖。不过，我们都懂得感恩，容易满足，地瓜糖和水果糖也不嫌弃。要知道我们平常吃块宝塔糖都很奢侈，经常有小孩为了吃宝塔糖向父母谎称肚子疼。
请吃过宝塔糖的自助屏蔽不好的联想，那细长的蛔虫确实委琐可憎。但宝塔糖还是不错的，这种从北极穿越到潍坊的洋玩艺一度被我们奉为国宝。那时候，哪个农村小孩的肚子里没有蛔虫呢？宝塔糖确确实实为我们这代人的健康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更为难得的是，作为一种驱虫药，宝塔糖居然没有毒性，它靠的是对蛔虫的轻微麻醉，使它一定时间内丧失对肠壁的附着能力。还有，宝塔糖花里胡哨的颜色，呆萌可爱的造型，略带怪异的甜味，伴我们这代人走过了整个的童年。
文章太长，写起来读起来都累。春节这部分内容分为上、中、下三集。
纯原创。 《小村旧事》我会写一个系列，每天发布一篇。估计写10到20篇的样子。
入驻头条一周。初来乍到，诚望朋友们多多帮扶，阅读评论，点赞关注。 谢谢大家！
相遇就是机缘，驻足就是美好。
做个有情怀的人。
做个温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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