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王安石的这首《梅花》小学就学过，彼时只知这首诗用词简单、寓意明了、易于背诵，不知王安石是在何种情况下创作的这首诗，这首诗又传递了作者怎样一种心情与思绪。而今再读起这首诗，细心查证王安石创作这首诗的时间，才知道少时的学习理解还是过于肤浅了。
宋神宗熙宁七年，王安石罢相，次年二月再次拜相。时隔两年之后，再次罢相，心灰意冷，放弃改革，退居钟山。此情此景之下，王安石写下了这首《梅花》，既有“凌寒”的孤傲，更有“独自”的落寞，虽有“暗香”，终究无法传遍朝堂之上。
少时家境尚可，奈何父亲英年早逝，自己一人挑起养家重担。本就鄙视为了仕途而读书，却不得不为了生计参加科举；本为修炼自己而钻研学问，谁知道生活逼迫他学业未成就踏入官场。从英才少年，到官至宰相，再到退居一隅，临川先生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一生，尽在崔铭的《王安石传》。
崔铭的这部《王安石传》，不是王安石生平介绍、历史公案与奇闻异事的“合集”，而是一位文学博士在博览群书之后，以历史学家的严谨考证，文学家的浪漫情怀，撰写的一部关于王安石的文学史、思想史、改革史。作品以王安石的一生为主线，详细阐述了王安石在儒家学术、文学创作、政治改革等方面的突出成就，通过大量的文献引证，不同史学专家研究成果的比较分析，对历史公案的真伪鉴别，为我们生动勾勒出一个大学者、拗相公、变法家的形象。
除了本文开篇提到的《梅花》，王安石还有众多名词佳句备受世人推崇。这些诗词，既有登临高山、泛舟江河时的情景交融，也有本人真性情的自然流露，不管是喜是悲，尽在一字一句中。
“飞来山上千寻塔，问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这是大展宏图之前的意气风发；
“残菊冥冥风更吹，雨如梅子欲黄时。
相看握手总无语，愁满眼前心自知。”
离别时又是另一番滋味上心头。
不管是寓情于景，还是借诗言志，都展现了王安石极高的文学造诣。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即便是后来交恶的司马光，对他的文学创作也不吝赞誉之词。作者在讲述王安石的生平事迹时，不时穿插讲解不同时期王安石的诗词作品，原文大量呈现，既便于读者鉴赏品读，又便于通过诗词了解王安石的生活境遇，走进临川先生的内心世界，完整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形象，彰显在儒家思想的身体力行中。年轻的王安石，以他对经典的深刻领悟，和自断、自主、自信的独立品格，成为这一时期思潮的后起之秀和生力军。他不甚看重前朝治国理政经验，却对尧舜之道大加赞赏，认为“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十分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钻研儒家“道之体”的同时，强化“道之用”的实施。他认为借助读书追逐功名利禄的人固然可鄙，而将分章析句、诠释词义概念视为儒学的全部的人也不足为道。
儒学的精华与真谛，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于平定危亡，治理乱世，而不是陷入皓首穷经的考据论证。所以，不管是在鄞县还是常州就职，他都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一边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一边大兴教育，教化人民。
尤其是他将理财作为改革的首要任务，更加凸显了学古不泥古的研学态度和实干精神。在众人都认为搞经济是国家挣钱、与民争利的时候，他搬出孔子的原话进行批驳，既体现了他对孔孟之道的学习研究深度，也表明了他以儒家思想为本，结合社会现实创新发展的开创精神。
这形象，折射在忧国忧民的锐意改革中。王安石是儒释道兼修的传统士大夫，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他对儒家学说研学愈深，对社会现实看得愈清，就愈加感到改革时弊、富国强兵时不我待。他看到社会最底层老百姓的艰难生活，看到边境动荡不安的危急形势，看到朝堂之上人浮于事、贪污腐败的种种乱象，无不忧心忡忡。他希望以自己的所学振兴国家、匡扶社稷。
要做到这一点，系统性、制度性的改革在所难免。所以，这才有了后来的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疫法等相继出台。改革中的王安石，是充满激情的，不管是设计法度、推行变法还是了解实效，都有一股浓浓的家国情怀；也是光明磊落的，改革变法都是工作，都是为了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从不因此中饱私囊、为己谋利；选人用人也是为了变法顺利推进，不搞任人唯亲、团团伙伙；当然，王安石也是果断决绝的，以道事君，以道进退，合则进，不合则退，决不为权力和利禄逡巡留滞，当变法实在无力推行的时候，他只能选择告退。
这形象，体现在对吏治腐败的强烈愤慨中。是改革，既会招致因循守旧、安稳守成大臣的不解，也会招致一部分既得利益集团的怨恨。加之新法总是有缺点，这些缺点，除了顶层设计的问题，更多的是在推行过程中，被执法之人或是变相执行、或是打折执行而加倍放大，加上朝廷调查核实不准，信息呈报失真，一点小问题都有可能是压垮改革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搞好改革，选人用人是关键。
但是，因为儒学的衰微与士风的鄙陋，吏治不振己经成为一个顽固性问题。士大夫满足于法学家的刀笔刑名之学，在自我修养和治国方略上没有更高的期许和作为，一旦位列公卿，又如何能开创太平盛世？就连一些原本支持变法的人，在王安石大刀阔斧开始改革的时候，也改换门庭，加入了反对派的阵营。本就力量有限，君臣又心生罅隙，改革变得岌岌可危。
这形象，潜藏在因变法而反目的情谊消散中。改革期间，王安石面临的环境十分复杂。宰辅班子“生老病死苦”，除了参知政事王安石生龙活虎，宰相曾公亮老迈昏聩，宰相富弼称病不出，参知政事唐介愤懑而死，参知政事赵抃力不能胜，“但终日叹息，遇一事更改，即声苦者数十”，遇事没有人可以倚重；反对派时不时挑刺弹劾，御史中丞吕诲以《上神宗论王安石奸诈十事》为名，先后两次上奏，攻击其道德品性；昔日的恩师欧阳修也对变法持否定态度，更是下令他的治下拒绝试行青苗法：就连亲弟弟王安国也批评他，认为天下非议都是因为他变法，恐怕以后还会给家族招来大祸。
手足兄弟尚且不能理解自己，其他人又怎能洞察王安石变法图强的一片苦心？变法不顺的焦虑感，强化了王安石性格中执拗刚愎的一面。他对于一切有碍变法的人和事，都持零容忍的态度，为了变法成功，即便与昔日交好的朋友同僚绝交甚至反目成仇在所不惜。只可惜，官场沉疴难以一时纠治，神宗之后，变法几乎尽被废止。
崔铭教授以理性思辨和详尽考证，描写了王安石伟岸瑰丽又黯然离去的一生。作为一名政治家，王安石在孔孟之典中苦心孤诣研究治国之策；作为一名改革家，他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尝试着改变国家日渐倾颓的被动局面；作为一名文学家，他在群山万水中吟诗作词直抒胸臆，袒露时过境迁的心境变幻。政治家与文学家的双重思维，共存于王安石身上，前者理性、独断，让他紧盯目标、不达目的不罢休；后者感性、深情，让他在为人处世上充满非理性、情绪化色彩。
但是，文学家的浪漫拯救不了残酷的现实，思想家的清醒抵不过顽固势力的反攻，这位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老人，终究没有实现“兴王只在笑谈中。直至如今千载后，谁与争功？”的理想抱负，在司马光拜相、反变法派全面掌权之后于江宁秦淮小宅病逝。#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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