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你经历了无数春季，当新春再度来临，总是无比新鲜。春暖花开了，蜂飞蝶舞着，大自然的勃勃生机热烈、盛大、磅礴得不由人，哪怕地球这边厢地震海啸，那边厢战火连天。如火如荼的春之爱情总是如期到来，无可阻挡，主旋律总是我们的那首流传至今的唐诗《金缕衣》：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面对这年年岁岁的殷勤提醒，要遗憾的是，其实我们不懂春的心。
武汉大学有一道樱花甬廊，今春涌入的观赏客，一天高达几十万人众，廊内人头攒动，吵嚷喧嚣，大啖饮食，垃圾遍地，完全成一旅游景点了。
23年前的樱花季节，我在这条走廊流连忘返，构思并写作了小说《不谈爱情》。那时候，特意来看樱花的人，只三三两两，矜持而文艺，多属情调人群，赏花后即有摄影或小品文见报，内容却大都止于眼皮子的盛筵，无关生命内在的痛痒。彼时也好，此时也罢，无论赏客或多或少，结果是异曲同工：消费风景，无涉爱情。
我的《不谈爱情》就写这个冷酷主题：一对具有文艺情调的男女，三月季节，来武汉大学樱花廊赏樱。他们偶遇了。就那一刻，赏樱的外壳，之所谓文艺、情调和樱花，便都统统去他妈的了。
女孩子的第一眼打量，就是判断与估计男青年的身家地位是否优越，一旦得到肯定，女孩子便立刻进入角色，投其所好地扮出小清纯。男青年的第一眼出于备受压抑的性饥渴，以及童话般清纯的文学想象。
于是花楼街陋巷民居里的女孩子成功俘获珞珈山上教授楼里的金龟婿。于是婚后的真实生活打蒙男青年。于是夫妻之间狼烟顿起，双方家族与单位纷纷参战。于是赤脚的不怕穿鞋的，终究靠利益权衡摆平战争。于是结局由怀孕带来：繁殖至高无上地成为婚姻主宰。男青年不得不乖乖就范收起离婚之美梦，挈妇将雏回家去。
在中国，即便俄罗斯大文豪托尔斯泰也失灵，我们的生活事实与他的名言恰恰相反：不幸的家庭都是相似的，幸福的家庭各有各的幸福。幸福的家庭是因为大家都可以偷着乐，不幸是我们基本都是无奈婚姻、捆绑夫妻。我们不谈爱情。
我们婚姻是功利主义，家庭是繁殖主义。结婚为的是生子，生子为的是望子成龙，成龙为的是做人上人，做人上人为的是享受他人的羡慕嫉妒恨——他人的羡慕嫉妒恨是我们活着的最重要元素，大约仅次于空气和水。真不能够怪现在社会道德沦丧：笑贫不笑娼，做二奶傍大佬，有权有钱才算成功，有车有房才能够结婚——据说这是爱情的物质标准量化——其实由来已久，早在60多年前就已萌芽，随后与时俱进发展壮大形成现在的社会风气。
譬如《小二黑结婚》，这是著名作家赵树理1943年的一部中篇小说，1952至1956年改编成歌剧，一时间风靡中国家喻户晓，首开无产阶级红色婚嫁之风气。小芹和二黑，这对男女青年，一个不顾母亲要她嫁高门大户，一个不顾父亲为他娶童养媳，更不在乎人们瞧他们不正经的世俗目光，私下相好了。
他们的爱情自由奔放清新热烈，他们反对封建家长对自由恋爱的压制，他们用自己的勇敢行动狠狠抨击嫌贫爱富的世俗陋习，因此获得了人们的广泛喜爱。但是这个文本里头潜藏着一个换汤不换药的新世俗婚嫁标准，用革命的物质化欲求替代了纯真的爱情。
小芹用一曲《清粼粼的水蓝莹莹的天》把这物质化欲求吐露得十分鲜明：“昨夜晚小芹我做了一个梦，梦上二黑哥当了模范，县长也给你披红又戴花，你红光满面站在那台前，大伙儿呀大伙儿呀，你拍手哇他叫喊哪，人人都说，都说你是一个好呀么好青年——”
女孩子开始公开要求她的爱人要当模范，要披红戴花上主席台，也就是说要做人上人。如果男青年为人老实低调，或者内心清高，根本不在乎什么县长的披红戴花呢？那么这桩婚嫁不就危机了？
我们现在经由文学文本回顾历史，历史就很清晰了：当一个旧的社会改朝换代之际，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及时倡导了一种所谓新文化。新文化引导的爱情，强烈支持女性对男性的政治要求和社会要求。这些要求已经脱离了爱情的私人性，脱离了爱情最纯粹的两情相悦，变成了公然的社会标准和物质标准，只是具有文学的隐蔽性。当年灌输这种婚嫁理念的文化盛行一时，影响久远，直至今天。
例如当时红遍全国的，还有电影《柳堡的故事》。女主角二妹子的著名唱段《九九艳阳天》那就更加直接了：“九九那个艳阳天，十八岁的哥哥细听我小英莲，哪怕你一去千万里，哪怕你十年八载不回还，只要你不把我英莲忘呀，只要你胸佩红花呀回家转。”这是何等绵里藏针单纯里头藏老练的苛刻条件！女孩子竟然不管一个青春男孩随时可能战死沙场，提出的要求如此冷酷：一是对自己的绝对忠实；二是必须获取功名衣锦还乡。有资料可查，这部电影有个原型，那位年仅19岁的战士，参军两年后果然战死。
苏联也有一部“二战”电影，名为《狙击手》，也是根据原型拍摄的。那是就在苏联红军的狙击手要对决德国狙击手的前夜，他爱慕的女孩子，什么条件都没有提，只是默默地主动地深情地投入了他的怀抱。他俩就在军营的大地铺上相亲相爱，他们身边紧紧挨着无数战士，战士们都假寐着，生怕打扰了这对爱人，他们却掩饰不住欣慰的神情。这么一个深懂爱情的女孩子，鼓舞了所有战士们：能够如此被爱，就算战死，也死得其所！
战争、革命与死亡催生了许多文学作品，对于爱情的态度，基本分为两类：一大类是提倡更加珍惜生命、珍惜爱情、消灭战争、活着回来！一小类则是消灭敌人，夺取权力，谁获得官位更高，谁获得权力更大，就会有更漂亮的女人嫁给他。很不幸，我们的革命文学，属于薄情寡义的后一类。这一类的国际阵营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纷纷解体，他们的文学与文化也随之检视自己并也发生着巨变。
然而，我们文学和文化的发展与变革，来得曲折、复杂、艰难得多，深深埋藏于我们的人性和良知的渴望还在深埋之中，千呼万唤就是爱情的种子始终盼不来复萌的季节。“披红戴花衣锦还乡”的理念在穿越几十年的岁月中牢牢影响着社会，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态度与爱情观，在经济改革开放到来的时刻，一脉相承地与时俱进为金钱至上物质主义。
还有什么话可以说？爱情究竟什么意思？还用多说什么？现在我们纵然想保持一颗爱人的赤子之心，社会与他人也一定误解或扭曲你：要么你是傻子，要么你是不正经。爱情不再，便再不懂爱人。不懂爱人，便不懂自爱。不懂自爱，何谈爱他人？爱众生？爱国家？这其实是不用证明的生活常识。也是我们老祖宗留下的教诲，如《左传•僖公十四年》所言：四德皆失，何以守国？如今我们的经济发达丰衣足食却社会乱象丛生，竟是一个历史的必然。
一曲《金缕衣》告诉我们，唐朝我们懂爱情。一部《红楼梦》告诉我们，清朝我们仍懂爱情。现当代我们也曾有过爱情喷薄欲出的时代机遇：五四算一次，“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初年也应算得一次。唯望上苍怜我族群，再度赐予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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