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Walter Chaw
译者：易二三
校对：覃天
来源：Criterion（2022年9月9日）
黄宗霑是一个斗士，动荡的成长过程教会了他如何成为这么一号人物。这位电影史上最受尊敬的摄影师之一于1899年出生在中国广东省，很早就离开了母亲：母亲在生他的时候陷入昏迷，有几天被认为已经死亡，尽管她最终醒来，但父亲很快就带着尚在襁褓的他和新妻子搬到了华盛顿帕斯科。
黄宗霑怀念中国和他从未谋面的母亲，但面对美国同学残酷的、有时是暴力的欺凌，他融入集体的愿望胜过了血缘牵绊，而他的父亲试图通过让他穿上传统的中国服装和留着一条长辫来强化他对于血缘的观念。成年后的黄宗霑回忆说：「我想摆脱所有中国的标志。除了长相之外，我是一个纯粹的美国人。」
黄宗霑
不过，无论他如何努力，人们都不会这样看待他。他的英文名（James Wong Howe）是学校老师给他取的，混合了中文和英文的元素，一直提醒着他的外国血统。
黄宗霑进入命中注定般的摄影行业之前，职业道路相当曲折。1914年父亲去世后，他逃离了虐待他的继母和排外的帕斯科社区，赶赴俄勒冈州碰运气，随后在波特兰定居了一段时间，在那里他作为一个拳击手小有名气。然后，他怀着成为一名飞行员的梦想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却发现那里的中国人只能从事餐馆服务员、洗衣工和送货员等底层工作。正是在一家摄影工作室打工期间，黄宗霑自学了摄影机和各种胶片的基本知识。
后来，他偶然碰到马克·森内特在洛杉矶唐人街拍摄一部电影时，这些专业知识派上了用场。塞内特的一个工作人员——他们俩曾经一起打过拳击赛——建议他去找阿尔文·韦科夫，这位摄影师曾为塞西尔·B·戴米尔拍过几部电影，是拉斯基制片厂（Lasky Studios）摄影部的负责人。
黄宗霑去到制片厂时，被一个摸不着头脑的警卫拒绝进入，而他狡猾地翻过栅栏，给自己谋得了一份搬运摄影设备的工作。可能谁也没想到，这个四处跑腿的小员工日后会成为好莱坞最有名、收入最高的摄影师之一。
像许多美籍华人一样，黄宗霑与父母的文化相当疏远，在家里也不受待见。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有一种表达自己的强烈愿望，并不屈不挠地追求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技能。在业余时间，他买了一台手动咖啡研磨机，以练习操作摄影机的手法。1919年，他的机会来了，在戴米尔的默片《男人与女人》片场，他被要求填补第四助理摄影师的空缺，拍摄葛洛丽亚·斯旺森被狮子咬伤的一场颇为复杂的戏。
戴米尔对黄宗霑刮目相看，因为他的体型矮小、肌肉发达，嘴里叼着一根巨大的雪茄。他们的关系得到了巩固，当工作人员花了几个小时试图捕捉一只金丝雀的歌声之后，黄宗霑想出了一个主意，把一块口香糖塞进它的嘴里，让它不得不不断地张开、合上嘴以弄掉口香糖——这使得它看起来像是在一直唱歌。
《男人与女人》（1919）
黄宗霑以这种思路快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闻名。他总是意志坚定地要拍好一个镜头，不管它看起来多么不可能，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不管条件如何，他都要用自然光拍摄。他作为摄影指导拍摄的第一部电影是查尔斯·缅因的《命运之鼓》（暂译，Drums of Fate，1923），这个项目是由于他日益知名的聪明才智而获得的。该片的主演玛丽·麦尔斯·明特主动要求找来黄宗霑掌机，因为他给她拍过一系列肖像。
由于当时胶片的局限性，明特那淡蓝色的眼睛在黑白照片中很难大放异彩。黄宗霑想出了一个方法，他在木框上凿了一个洞，并在上面铺一块黑色的天鹅绒来拍摄，这让明特的眼睛反射出布料的黑色，从而使眼睛变得稍暗。他赢得了许多演员的信任——包括像玛琳·黛德丽、金·诺瓦克和海蒂·拉玛这样的大明星，因为他知道如何捕捉她们的特征，而他也因此赢得了不少工作。
尽管黄宗霑早期取得了种种成就，但这一时期也充满了混乱。在中国呆了一年后（在此期间，他拍摄了一些原本可能被纳入自己导演首作的镜头），他于1929年回到好莱坞，发现自己面临失业的窘境，因为没有人想要一个没有任何有声电影拍摄经验的摄影师。
霍华德·霍克斯，一个与黄宗霑同一天开始在拉斯基制片厂工作的老朋友，在拍摄《刑法典》（1931）时雇用了他。但据传，以白人为主的剧组对听命于一个亚洲人很反感，他们的种族主义欺凌从拍摄的第一天就开始了。本着他的天性，黄宗霑进行了回击，霍克斯最终解雇了他和其他的工作人员。
《刑法典》（1931）
黄宗霑往往对自己所面临的种族主义避而不谈，尽管这在他的职业和个人生活中留下了许多痕迹。「排华法案」使他无法成为美国公民，这一法案直到1943年才被废除。而反种族通婚的法案则意味着他与妻子、作家萨诺拉·巴布1937年在巴黎的婚姻直到1949年才在加州得到承认。在二战期间，他戴着一个大大的「我是中国人」的纽扣，以免被反日情绪误伤。(他的好友詹姆斯·卡格尼也佩戴了一个相同的纽扣以示声援。）
不过，在忍受这些屈辱的同时，他也经历了职业生涯中最硕果累累的时期，在1930年至1950年间拍摄了60多部电影。在他长达57年的职业生涯中——从默片时代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黄宗霑是少有的在充满嫉妒、极为同质化的好莱坞备受尊重的美裔华人之一。
黄宗霑为电影明星拍摄令人难忘的面部特写的天赋也一直贯穿着他的职业生涯，这在浪漫爱情片的场景中尤为明显。在英国制片人亚历山大·科尔达将他挖走拍摄的那部年代感极强的电影《英伦战火》（1937）中，黄宗霑以对光线细微差别的敏锐关注，处理了劳伦斯·奥利弗和费雯·丽（两人在银幕上的首次合作）之间的阴谋性交流。
两位演员呼吸急促，他们的脸相距数英寸，光线像爆炸的烟花一样从费雯·丽手上的华丽戒指折射出来。黄宗霑从低光环境中挖掘出细节的能力为他赢得了「低调黄」（Low-Key Howe）的绰号，虽然这是一个亲切的短语，但其模仿中文单音节的发音还是可以听出含有一丝嘲讽的意味。
《英伦战火》（1937）
黄宗霑善于创造像这样微妙的、小规模的时刻，但他也能在拥有庞大演员阵容的史诗性作品中游刃有余——这可能是他在与维克多·弗莱明合作拍摄《狂野骑士》（1927）时学到的技能。在这部影片中，黄宗霑负责拍摄驻扎在科珀斯克里斯蒂的美国陆军第二师的600名军事人员、250名非裔美籍临时演员以及350名西班牙和古巴当地人，他们在世界各地的各种冲突中扮演西奥多·罗斯福的士兵和他们的敌人。
《狂野骑士》（1927）
几十年后，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邀请黄宗霑拍摄前两部《教父》电影，但他因为身体状况不佳而不得不拒绝。这位摄影师的最后一部电影《俏佳人》（1975）是开拍几周后才转到他手里的，当时维尔莫什·日格蒙德被复杂的舞蹈编排和大量的演员弄得不知所措。
黄宗霑不仅是一位可以捕捉引人注目的画面的大师；他在暗示潜台词和突出叙事高潮方面也很出色。例如山姆·伍德的《金石盟》（1942）中，德雷克·麦克休（罗纳德·里根饰）在当地的银行里胡闹，在一个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假装成银行家，逗他的女朋友（安·谢里登饰）笑，而真正的银行职员们则挤在前景的一个弯曲的鱼缸状玻璃隔板后面。
他们惊慌失措，因为他们知道德雷克不知道的事情：他的信托基金被抢走了。黄宗霑用玻璃的微妙变形放大了人物皱起的眉头，告诉我们他的命运将发生什么样的转变。透过黑暗的围栏，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银行职员脆弱的法律状况，他们急于检查保险箱中的钱时，黄宗霑将镜头对准了箱子的开口，仿佛那是一个无底洞。他用很少的光源，唤起了人物的情感，因为他们正在分享一个危险的秘密。正是这样的作品使黄宗霑成为导演的理想伙伴。
《金石盟》（1942）
黄宗霑身上有一种完美主义的气质，也有一种创新者的不安分。他穿上旱冰鞋，以在《无敌拳王》（1947）的打斗场面中实现流畅的运镜；在《斗牛壮士》（1951）中，他把摄影机置于被安装在自行车上的牛头上，以模拟动物对安东尼·奎因扮演的倒霉斗牛士的注视。
《无敌拳王》（1947）
在违反工会规定的情况下，黄宗霑常常抢走打光的活，干预服装和化妆，并经常自己操作摄影机。尽管他喜欢玩花样，但他在使用这些花样时很谨慎，而且倾向于简单和静止。他曾说：「我喜欢让人走动，而不是让摄影机动。在排练的时候，所有的动线应该或多或少都定好了。」
例如，在迈克尔·柯蒂兹的《胜利之歌》（1942）中，高潮部分的歌舞片段是以最小限度的镜头移动拍摄的。移动的是男主角卡格尼——从舞台的前面跳到后面，直到他的脚出现在画面中。卡格尼不需要一个狂乱的摄影机来配合他的能量；他只需要有人来直接记录他的天赋。
《胜利之歌》（1942）
黄宗霑最著名的作品可能是20世纪50年代拍摄的几部电影，那是他被列入好莱坞「灰名单」的十年，因为他的名字在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的证词中出现了。他凭借丹尼尔·曼改编自田纳西·威廉斯同名作品的《玫瑰梦》（1955）赢得了自己两座奥斯卡小金人中的第一座，安娜·马尼亚尼在片中饰演一位由寡妇变为隐居者的女人。黄宗霑让她显得因悲伤而垂头丧气。
「他忽略了那些关于魅力的陈规和虚假的打光，」曼说，「展现了马尼亚尼性格中真实的一面。」当这个角色遇到一个重新唤起她的情欲的花花公子（伯特·兰卡斯特饰）时，黄宗霑将她笼罩在一种感性的氛围中，她头发上的高光和背光突出了她的兴奋。在兰卡斯特为表达对马尼亚尼的爱而在胸前纹上玫瑰花的情节中，黄宗霑用单一的扩散光打在他身上，使他的容貌变得柔和——他如此冲动地试图向一个还没有对他下定决心的女人证明自己的爱。
《玫瑰梦》（1955）
两年后，黄宗霑与兰卡斯特在亚历山大·麦肯德里克的《成功的滋味》中重逢，他在这部影片中为兰卡斯特打光的不同方式体现了非凡的天赋。他后来回忆说：
「《成功的滋味》的故事几乎完全发生在晚上，全片笼罩着黑暗的气氛，而兰卡斯特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他想控制周围的每个人。即使是在餐厅和其他有大量补光的室内，兰开斯特也被照得很亮，使他轮廓分明的五官格外突出，钢框眼镜则给他带来了一种猫头鹰般的锐利感，就像一只在夜间捕猎的鸟。」
《成功的滋味》（1957）
在我看来，黄宗霑在20世纪60年代达到了他的创作高峰，有两部电影说明了他对赤裸裸的现实主义和精美的超现实主义的适应：马丁·里特的《原野铁汉》（1963）让黄宗霑抱走了他的第二座奥斯卡奖，显然属于前者，并体现了他在职业生涯后期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的简约风格（他称之为避免「为了技术而技术」）。
可以在一场戏中就了解到他的简化方法，主人公哈德（保罗·纽曼饰）在酒吧打架后，和他的侄子（布兰登·德怀德饰）一起用锡盆里的水清洗自己。这是一个夜景，只有水面上反射的光和附近封闭的门廊发出的温暖的光。从盆子里反射出的光线给人的感觉是多变的、不可预测的，就像哈德的暴躁脾气和邪恶冲动一样，强调了哈德对这个易受影响的年轻人的危险影响。
《原野铁汉》（1963）
约翰·弗兰克海默的《第二生命》（1966）则是一部完全不同的杰作，这是一部高概念的科幻电影，讲述了一个秘密公司为年老的富人提供机会，通过一种神秘的外科手术恢复年轻貌美，但代价是放弃与他们以往生活的所有联系。影片中怪异、变化莫测的极端特写镜头——许多面孔扭曲得无法辨认，直到它们进入焦点——成为黄宗霑职业生涯中的一个异类。
与他的大部分作品不同，他在这里的风格是夸张且不含蓄的。然而，这部电影并不只是视觉实验的奇观；黄宗霑在实现视觉效果时也是精确的。一场在葡萄桶里的狂欢——使用了鱼眼镜头和特殊安装的手持摄影机拍摄，呈现得仿佛一种异教仪式——表达了一个处于疯狂、迷失状态的男人的内心世界，他试图在一个更理想的男人的身体里重生。随着主人公失去理智，影片的视觉语言也与他的精神状态相匹配。
《第二生命》（1966）
《第二生命》探讨了他人对自己的看法与真实身份之间的距离，正是这一主题使这部影片可以被解读为对片中未出柜的男演员罗克·赫德森的生活的强有力的、深刻的个人陈述，以及对其摄影师的挣扎的呼应，黄宗霑从未被充分认可为他自认为的那个人：一个全面的电影人和一个美国人。
黄宗霑的好莱坞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但在他最好的作品中，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声音，充满了一个试图在这个世界上找到自己位置的局外人的脆弱和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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