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39年，被明军打得仅剩17人躲到陕西东南的商洛山中的闯王李自成，趁明军主力在四川追剿张献忠之际，从蛰伏二年的商洛山中杀入河南，由此人生如同开挂，一路高歌，开启人生辉煌之旅。
他先是攻克洛阳，杀万历皇帝的儿子福王朱常洵，从福王后花园弄出几头鹿，与福王的肉一起共煮，名为“福禄宴”，与将士们共享。接着三围省城开封，最后挖黄河引决堤之水冲毁开封。继而克襄阳，改襄阳为襄京称“新顺王”。最后破潼关，杀死明督师孙传庭，占领陕西全省，在西安称帝，建国号“大顺”，改西安为西京。
称帝后的李自成，当月即率大军50万开始东征，一路所向披靡，2月6日即兵临太原城下，2月7日兵微将寡的太原城陷落，巡抚蔡懋德自杀。李自成随即派遣降将熊通劝降驻守代州的周遇吉，但使他没想到的是，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个硬茬——周遇吉“立斩之，传首京师”。
周遇吉，号萃蓭，辽东锦州人。因作战勇敢，屡立战功，被封为太子少保、左都督。清军曾在崇祯十五年（1642年）侵犯山东，在撤退时就被周遇吉狠狠阻击，死伤惨重。1642年，周遇吉任山西总兵。他善于练兵，到任后裁汰老弱，编练“敢死队”，修缮城防，打造兵器、铠甲。然而留给周遇吉的时间太短、兵员不够、军饷又太少，可用之兵不足万人。
根据《明史·周遇吉传》记载：李自成率军进攻代州。周遇吉一面凭城固守，一面利用起义军的轻敌，派遣奇兵偷袭。几天下来，李自成起义军死伤万余人，却不能攻陷代州。但明军粮饷不足，后援不济，被迫放弃代州，退守宁武关。
宁武关，即今天的山西省忻州市宁武县。明朝时为了抵御蒙古骑兵南下，在山西、河北境内修筑长城，设置关隘，其中在山西境内设偏头、宁武、雁门三关。三关之中以宁武居中，控扼内边之首，位置尤为重要。
2月15日李自成率大军包围宁武关，扬言：“五日不下，且屠”。起义军架云梯，采用人海战术攻城，明军则用弓箭、滚木礌石防守，同时将大炮驾着城楼之上，四面开炮。就这样双方鏖战三天，毙死起义军万余人，而明军火药同时也用尽，有人提议不如和李自成讲和，周遇吉怒斥道：“今能胜，一军皆忠义。即不支，缚我予贼。”。同时周遇吉在城内埋伏精兵，出老弱诱使大顺军入城，然后下闸关门，伏兵四起，击杀义军千余人。李自成也从别处调来大炮攻城，城墙几处都出现残破，但依然没能攻陷宁武关。于是有人向李自成提出建议，再次利用人海战术，轮番攻城，前队死，后队继。就这样大顺军在付出伤亡近十万的情况下于3月1日最终攻破宁武关。是役可以认为是我国历史上由冷兵器向热兵器过渡时代攻坚战的典型战例，在我国战争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明史》如此记载：“遇吉巷战，马蹶，徒步跳荡，手格杀数十人。身被矢如蝟，竟为贼执，大骂不屈。贼悬之高竿，丛射杀之，复脔其肉。城中士民感遇吉忠义，巷战杀贼，不可胜计。其舍中儿，先从遇吉出斗，死亡略尽。夫人刘氏素勇健，率妇女数十人据山巅公廨（衙署），登屋而射，每一矢毙一贼，贼不敢逼。纵火焚之，阖家尽死。”
可能谁也没有想到，从西安到北京几千里，一路上几乎没经历大规模的战斗。与大顺军展开最后也是最惨烈一战的不是高城深池的北京城，也不是雄关险隘的居庸关，更不是北方重镇大同、宣府，而是在一个很多人都不太熟悉的地方-宁武关，周遇吉最终也成为大明王朝最后一员殉难的武将。而李自成和他的农民军杀戮习性又暴露无遗，城破后，大顺军为泄愤屠城，“遂屠宁武，婴幼不遗”。
周遇吉以万余人抵抗李自成几十万大军，极大的杀伤了起义军的精锐。根据当时人所著《罪唯录》记载 “后贼陷京师，多有手足创者，皆经战宁武者也”，致使大顺军在一片石战役中无法抵抗吴三桂和满清的联军。
这样惨烈的战役，让李自成的信心产生了极大的动摇，戎马多年的李自成竟然萌生了退意，召集众将商议：“宁武虽破，吾将士死伤多。自此达京师，历大同、阳和、宣府、居庸，皆有重兵。倘尽如宁武，吾部下宁有孑遗哉！不如还秦休息，图后举。”
众人正没有主意的时候，大同总兵姜瓖的降表就到了。李自成大喜过望，正款待使者的之时，宣府总兵王承荫的降表也到了，于是李自成决心率大军挥师北上。抵达居庸关时，太监杜之秩、总兵唐通开门归降，最终北京城不守，大明王朝走向覆灭。李自成攻陷北京后，也曾对人说：“他镇复有一周总兵，吾安得至此。”
但是李自成的好运也自此到头，进入北京城的大顺军很快就面临人类的天敌——鼠疫，还有山海关外虎视眈眈、多尔衮的八旗军，之后就是一连串的溃败，最后身死湖北通城九宫山。
相比与敌人的正面交锋，更为险恶的是来自己方的出卖，历史一次次证明着这点。假如大同总兵姜瓖能及时派出援兵，带来补给，宁武关将成为李自成的噩梦。如果大同镇和宣府镇的总兵都能像死守宁武关的周遇吉那样顽强抵抗闯军，这样都可能使李自成知难而退，也许明朝不会亡于1644年，也许就不会有随后发生的清军入关，我国的历史也许就是另外一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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