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敏科举制度是在世族门阀庄园经济衰落，庶族地主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下，适应加强中央集权政治的需要而产生的它以儒家“大一统”的国家观念和“举贤与能”的政治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面向社会选拔封建统人才隋唐时代，由于地主经济的高度发展，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封建中央集权，以遏制魏晋以来所形成的门阀世族势力为此，必须打破察举选官制度下世族对选举的垄断这是科举选士制度赖以产生的经济基础隋唐皇帝为加强君主专制的皇权，摆脱世族政治，试图吸收庶族地主进进入政权，排斥世族势力，乃变选举为科举而为了避免重蹈九品中正制的覆辙，科举制一方面变察举为考试，一方面在内容上变经学为文辞察举变为考试，考试又操之于朝廷，并逐渐发展完善为礼部主持考试，吏部负责铨选，并由皇帝最终定夺官员的考选、任命等分权于中央的多个部门，且一统于皇帝，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科举考试的进步性?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科举考试的进步性
唐晓敏
科举制度是在世族门阀庄园经济衰落，庶族地主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下，适应加强中央集权政治的需要而产生的。它以儒家“大一统”的国家观念和“举贤与能”的政治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面向社会选拔封建统人才。隋唐时代，由于地主经济的高度发展，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封建中央集权，以遏制魏晋以来所形成的门阀世族势力。为此，必须打破察举选官制度下世族对选举的垄断。这是科举选士制度赖以产生的经济基础。隋唐皇帝为加强君主专制的皇权，摆脱世族政治，试图吸收庶族地主进进入政权，排斥世族势力，乃变选举为科举。而为了避免重蹈九品中正制的覆辙，科举制一方面变察举为考试，一方面在内容上变经学为文辞。察举变为考试，考试又操之于朝廷，并逐渐发展完善为礼部主持考试，吏部负责铨选，并由皇帝最终定夺。官员的考选、任命等分权于中央的多个部门，且一统于皇帝。
科举考试的及第者均为“天子门生”，无疑大大地强化了皇帝的选人权。由科举而来的人身和思想控制，在根本上改革了中国古代政治和政治文化的基本格局，就是“道”与“势”的关系的逆转。中国古代在知识分子的政治道义与君王的政治权势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制衡关系。春秋战国时期，“士”即以“道”自任，“士志于道”，并持其“道”批评政治。
更为重要的是，科举考试制度的实施，最终造成了士族社会的瓦解。士族的特点是深深地扎根于乡村社会，左右地方政治，形成深厚的权力基础，使得国家政权不得不与之妥协，获得他们的合作。而科举考试的实施，促使士族纷纷向城市迁移，逐渐远离乡村。
士族迁徙的主要动因，首先是任官。两京是中央机构集中的地方，官员人数庞大，因此士族迁入两京的情况最多。同时，科举起着重要作用。科举兴盛之后，成为入仕的正途，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士族不得不屈尊应试，以图高就。而唐代科举，主考官对于录取考生拥有很大的权限，有相当大的主观性和任意性，为此，考生奔走权贵名门，“行卷”请托，显然，对士族子弟来说，选择京城居住对科考的有利的，身处京师便能懂得科举文化及其游戏规则，懂得如何把学术迎合权力，而且还可以打探消息，得到种种便利。更深一层，科场是官场的折射，官场用关系与帮派拼缀编织，科场自然不能例外。士子在京城奔走权门，互相援引，博取声誉，以跃龙门。考取之后，更需要各种关系提携，才能顺利通过吏部铨叙，踏上仕途。这中间说不尽的机关窍门，身处京城当然占取莫大的优势，这自然加速了士族向中心城市的转移。科举将士族的精英分子源源不断地吸引到城市里来，一方面大大削弱在乡士族；另一方面则使得出仕者逐渐丧失在朝为官且不失为地方领袖的双重身份，习惯于城市安逸生活。这样，科举制的长期实行，即从根本上瓦解了士族政治。迁居城市的士族丧失了乡村宗族的依托，逐渐失去聚众而起呼啸一方的能力。士族知识分子由此没有了地方势力。他们变得与寒门知识分子一样，完全依赖朝廷、君王。
科举制度不仅进一步打击了士族势力，同时也使“士”与“君”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 士阶层本来具有“师教”的优越地位,面对君王,至少还有一种精神上的优势，孟子能够对王说：“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 这出于对自己德与才的自信。然而，在科举制度大行之时,皇权通过公开的考试招募所需要的人才,被诏募者臣服于皇权，原来的所谓‘师友’关系自然是谈不上了；“士”不可能再以“师”自居,相反,帝王成了“师”而应举的士人则成了“学生”。据记载，德宗曾试制科于宣政殿并亲自阅卷。翌日,则遍示宰臣、学士曰：“此皆朕门生也。”士人成了帝王的门生，想约束帝王的任意性就更困难了。
科举从根本上改变了士与君王的关系。从此，知识分子成为君王的附属品。对此，古代的有识之士也是有所认识的。如韩愈《答吕瑿山人书》说：“方今天下入仕，惟以进士、明经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习熟时俗，工于语言，识形势，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于衰坏，恐不复振起。”欧阳修《与荆南乐秀才书》：“仆少孤贫，贪禄仕以养亲，不暇就师穷经，以学圣人之遗业。而涉猎书史，姑随世俗作所谓时文者，皆穿蠹经传，移此俪彼，以为浮薄，惟恐不悦于时人，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者。”
韩愈、欧阳修都敏锐地看到，实行科举考试制度，造成了知识分子“识形势善侯人主意”，因此“天下靡靡日入于衰坏，恐不复振起”。朱熹也说：“汉室之初，尚有遗法，其选举之日，必以敬长上、顺乡里、肃政教，出入不悖闻为首肯。魏晋以来，虽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犹为近之。及至隋唐，遂以文词取士，而尚德之举不复见矣。”
科举制度让社会中下层有机会进入社会上层，实现了社会上下层的流动。看上去这是好事，但王夫之却认为，社会上下层之间这种流动，也是有弊端的。 在王夫之看来，社会中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中间阶层，如魏晋六朝时期的士族阶层，能够对皇权起到一定的约束、制衡的作用。而宋明科举不问门第的要害之处，在于彻底切断了门阀仕族独揽政权的途径，也就斩除了其维系家势的利器。从此无百年兴盛之家，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成为常态。仕族豪门与君权呈此消彼长之势，前者的衰落极大地强化了君权，个人及家族的荣辱兴衰一听君王之予夺，因此宋明之时，尤其是有明一代，仕族豪门的式微撤除了制约君权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从此君权可以任意鞭笞天下、奴役社会。王夫之认为，与科举考试相伴的，是整个民族奴性的日益加深和社会活力的日益枯竭，以及贵族精神和君子人格的日益沦丧。在这样的情状下，讨好谄媚君权成为入仕保仕的唯一途径，科举取士表面上是选拔人才，其实不过是君权牢笼天下，利诱儒生的工具。 秦晖更认为，科举考试其实是法家思想传统的体现。他分析说：“由隋至宋臻于完善的科举制是这一时期‘儒表法里’的一大制度创新。从科举考试的内容看，它似乎有明显的儒家色彩，然而朱熹这样的大儒却对此制十分不满，其实这一制度本身应当说主要是法家传统的体现。事实上，更能体现儒家性善论与宗法伦理的选官制度应当是有点贵族组织色彩的、由道德偶像式的地方元老举荐‘孝廉’、‘贤良方正’为官的察举之制。”“唐太宗的名言‘天下英雄（不是天下贤良）入吾彀中’，更说明这一制度的目的，在于大一统国家通过‘不知亲疏远近贵贱美恶，一以度量断之’的法家原则把能人（而非贤人）垄断于掌握之中，它与一以耕战之功利择吏的秦法主要是所测之能不同而已。实际上由察举、门阀之制向科考之制的演变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由周之世卿世禄到秦之军功爵制度的一种复制。儒家贵族政治被废弃并代之以‘冷冰冰的’科场角逐，无疑是极权国家权威对宗法权威，‘法术势’对温情主义占优势的结果。”这一分析，是很有道理的。
总之，科举考试制度促成了中国社会的重要转变，士族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专制政治进一步强化。并且削弱了知识分子的人格独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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