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鲁迅作于1931年2月的七律《无题》
1931年1月17日，这本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周末，街上稀稀拉拉地行人四处游走。夜幕降临时，忽然几辆警车悄然而至，先后停在上海三马路东方旅社、天津路275号中山旅社门口，路人惊慌失措连忙避走。从车上下来大批荷枪实弹的警察和英巡捕迅速冲进了东方旅社的31号房、中山旅社的6号房间，逮捕了正在开会的林育南、柔石、冯铿、胡也频、殷夫、王青士、蔡博真、罗石冰、欧阳立安等人。
左起胡也频、殷夫、李求实、柔石、冯铿
任务还没有完成，敌人又悄悄地把车开走，在这两间房的两旁布下了天罗地网，等待着不知情的共产党员的到来。果然，没过多久，第一个来到中山旅社的是何孟雄，他因为有急事错过了白天的会议，现在匆匆赶来询问会议的情况，还未和战友们见面，随即被捕，两天后，他的第二任妻子，五岁的儿子，三岁的女儿也身陷囹圄。
龙大道因为工作需要，忙完了白天的工作，也匆匆前来参加会议，刚进中山旅社的大厅，遇到了同样前来开会的三位同志，与之交谈时，被埋伏的便探逮捕。与此同时，回到家中的费达夫、回到华德路小学的刘争也被拷上了警车送往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监狱。
李求实是1月10日送足月的妻子回到杭州生孩子，父母见他眼窝深陷、瘦骨嶙峋，劝他在家多住几天，在南京教育部做事的表兄碰见了他，表示可以推荐他去南京的高校任教，都被李求实婉言谢绝，因为知道上海有事要做，便匆匆返回。1月18日他去了愚园路庆云里15号林育南家中，家人告诉他林育南一夜未归，李求实心急如焚，便决定赶到东方旅社一探究竟。
只见东方旅社四周并无异样，走廊里也安静如常，在徘徊片刻后，他敲开了31号的房门，随即被藏匿在隔壁及房间里的特务按倒在地，推上了前来接应的警车。这一天，敌人似乎兴趣未减，他们“乘胜追击”，接连搜捕了华德路同兴里、鸿兴坊，逮捕了汤士伦、汤士佺兄弟，在华德路小学逮捕了刘争的同事贺治平。
1月21日，本在南京工作的恽雨棠来到上海汇报工作，中午，忽然有一伙人闯入了他在新闸路福康里623号住所，大肆搜检。恽雨棠的妻子李文眼疾手快，迅速将一些同志的来信投入火中，但是狡黠的敌人还是从家中搜出来一把手枪和几本俄文版的马列著作。夫妻两人遂被捕，至此国民党逮走了党的各级工作者36名，破坏各级机关10余处。
这些人被送往了同一个地方——淞沪警备司令部。这个警备司令部坐落在风景如画的上海西南郊区龙华村，这里有千年古刹龙华寺和龙华宝塔，每逢清明前后，龙华公园内桃花盛开，灿若云霞，善男信女前来拜佛烧香。就是这样的一块世外桃源，存在一家吃人不吐骨头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部坐落在被废弃的清朝同治年间李鸿章修建的兵工厂内，他们把这座兵工厂改造的像模像样，有食堂、牢房、法庭、刑场，当然也有执法大队休憩的地方。也就是说，不用出兵工厂的大院，任何对他们不利的人就可以竖着走进来，横着抬出去。
警备司令部内部图
警备司令部的存在，使龙华变成冤魂游荡的人间地狱，每当黑夜降临，附近的居民总会听到毛骨悚然的惨叫声。
被逮捕的英烈们依然乐观，监狱里有我们的地下党组织，他们互相打气，编好自己的化名和对应的身份来面对敌人的审讯。
何孟雄化名陈方，自称安徽人，是搞印刷业务的，来到中山旅社是找朋友；林育南化名李少堂，自称湖北人，是广告公司的业务经理，来到东方旅社是谈生意的。敌人似乎并不理会这些，也没有使用太多的刑罚，只是发出一阵阵冷笑，草草结束了审讯。
具有丰富经验的林育南、何孟雄已经意识到了，最后的时刻就要到了，1931年的2月7日，他们当中的24个人被敌人残杀在警备司令部不远的小河边枫林里，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那一天，后人称他们为“龙华二十四烈士”。死者中的白莽（殷夫）、柔石、冯铿、李伟森（李求实）、胡也频，是鲁迅在左联的同事，他听闻后，写下了开篇的那首《无题》，两年后又写了《为了忘却的纪念》，纪念五位左联作家、共产党员。
笔者着墨介绍一下这些人吧，对于这二十四个人，我们大部分是陌生的，有的甚至找不到他的名字。
第一个要提的就是林育南，他这么多年还能被我们熟知恐怕是和弟弟林育蓉（彪）有关，其实林家三兄弟，老二林育南才是最早开始革命的，他与我党早期的杰出领导人恽代英共同成功地领导了武汉地区的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影响甚大，后又参加了五四运动。 为动员从小有大志的堂哥林育英走出乡间，林育南于1919年5月底给林育英写了一封信，希望林育英走革命之路。 林育南的这封信，改变了林育英同志一生的命运，并使他走上革命道路。
林育南
在1923年左右，林育南是湖北及武汉地区地下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又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湖北省工团联合会秘书主任，二七大罢工的实际组织、指挥者，这是林育南短暂的一生中最耀眼、最光辉的时刻。
此后，在1927年他和李立三、刘少奇带领工人们开展了收回汉口、九江的英租界的斗争。那是1927年1月5日，武汉举行罢工、罢市、罢课，下午，在汉口济生三马路召开了30万人参加的反英示威大会，随后举行示威游行。群众高喊着“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等口号，向英租界挺进。工人纠察队员率先冲进租界，随后，群众冲进英租界，愤怒的群众登上楼顶，扯下英国旗，占领了租界。租界内的英国官员和巡捕、水兵逃往江边的英国军舰。汉口英租界被爱国群众控制。
1927年1月6日，江西九江各界群众集会游行，声援武汉人民收回英租界的斗争。九江工人和市民在武汉群众斗争胜利的鼓舞下，冲进租界，并占领了九江英租界。
收回英租界后，三人名声大噪，全国总工会也搬到了武汉。初到武汉的蒋介石正是用人之际，他找到汉口市市长刘文岛说：“共产党搞工人运动的一批高手都在这里，其中比较知名的有林育南、刘少奇、李立三，还有董必武、陈潭秋等人，这些人都能文能武，能量甚大。特别是林育南，听说武汉前几年的大罢工大多是他组织搞的，这也是我们用得着的人。你是否了解一下他的情况，把情况弄准后，代表我去看看他，并请他加入到我们阵营中来。你告诉他，只要愿在我手下做事，我会重用、厚待他的。”
原汉口英租界
当刘文岛带着重礼出现在林育南家中时，林育南避而不见，断然拒绝，“不为我所用,必为我所杀”，蒋介石恼怒成羞，遂将林育南的父亲林协甫抓去关押起来，逼迫他说出林育南的下落，林协甫在狱中受尽各种酷刑，拒不说出儿子在哪里。林育南得知其父为他受过酷刑，坐过牢后，感动得流出了泪。他自言自语道：“父亲用鲜血和生命支持革命，自己今后更应为党的事业努力奋斗。”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员，林育南与李立三、项英来到了上海工作。林育南被捕后，是有生还的机会的： 蒋介石知道后，又一次派陈立夫劝降他，甚至动用了专机把他接到南京，妄图制造出林育南投降的假象。当陈立夫与林育南握手时，敏锐的林育南发觉不妙，揣着双手就是无动于衷，搞得陈立夫和捕捉镜头的记者们怏怏不乐，不欢而散。
需要说明，此时的中央虽然是向忠发，实权掌握在王明手中，林育南、何孟雄等人遭受到王明的不公正的对待，王明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狐假虎威，排斥异己。革命到了最低谷的时候，林育南没有一丝动摇，选择了信仰，选择了牺牲，对比后来的向忠发、顾顺章等人，可歌可泣，值得大书特书。
接下来自然要说何孟雄了，何孟雄同样是老资格的革命前辈。他早年在长沙求学期间，与毛泽东、蔡和森等交往密切，建立了革命友谊。1919年3月，入北京大学旁听，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和帮助下，加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何孟雄是全国最早的53名党员之一。
也是在北京求学期间结识了他的第一任妻子、中共最早的女共产党员缪伯英，两人结为伉俪后，缪伯英积劳成疾，不幸去世，留下了一儿一女，被捕时的两个孩子就是她和何孟雄所生。在中山旅社、东方旅社的两个会议或许都与何孟雄有关，何孟雄租住在东方旅社31号房间，但他是去中山旅社开的会。
何孟雄、缪伯英
与林育南一样，他也受到了王明的区别对待，被免去了一切职务，王明甚至在江苏省委扩大会议上声称要开除他的党籍。在这样的政治境遇中身陷囹圄的何孟雄，受尽了敌人的嘲讽，敌人甚至说：“你们反对王明，我们也反对王明，咱们可以联合起来。”何孟雄义正言辞地回答：“这是我们的家务，与你们不相干。我们反对他，是因为他不懂得怎样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和你们这些走狗，你们反对他的是什么？”铮铮数语，敌人被驳得哑口无言。
最让何孟雄不能接受的是，王明通过特殊渠道通知监狱里的同志们，不要接纳他，还有什么比这伤透他的心的事呢！何孟雄唯一放不下的是，与他一起被捕入狱的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缪伯英临走时嘱托他照顾好他们的孩子，这两个孩子是他在逆境中唯一可以慰藉的希望。难以告慰他们夫妇的是：两个孩子在此之后被转入孤儿院（何孟雄第二任妻子被判刑六年），1932年1月28日，日军侵犯上海时，他们失散于战乱之中，生死未卜，从此下落不明。
也说欧阳立安。被捕时他还是个孩子，17岁，人一生最美好的年纪，花儿一样的少年，17岁的欧阳立安被敌人称为“人小地位倒是不低”。他的父亲欧阳梅生是毛泽东主席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学长兼好友，中共早期党员，1928年2月因连日奔波病逝于工作岗位上。
欧阳立安从小就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童年的经历让他格外早熟。1926年北伐军进入长沙时，省会各界在教育会坪召开欢迎大会，欧阳立安被推选为学生代表到台上发言。年仅12岁的他，因身材矮小，只能站在小凳子上发言。
后来“马日事变”，长沙一片血雨腥风，欧阳梅生转移到武汉，与林育英等同志组建了中共汉阳县委。不久，欧阳立安随母亲来到这里，他们的家就成了县委机关所在地。
那时，欧阳立安肩负起了一项重要任务——将党的秘密刊物《大江报》分发到汉阳各地的联络点。每天，《大江报》和信件被他折成很窄的长条，围在棉裤腰间，再用绳子将裤头扎好，外面罩上黑棉衣，一次捆8张，分送到不同地方。有一次，他来到一个交通站，刚进门就被埋伏的敌人抓住。敌人逼问他来干什么，他机警地说是来收豆腐钱的，又随口说了附近的一个门牌号码。敌人见他是个小孩子，信以为真将他放了。出门后，欧阳立安立即拣了一块木炭，悄悄在大门的墙上画了一个“井”字。这是个暗号，表示这个交通站出了问题。
欧阳立安母亲陶承所著《我的一家》，他的弟弟欧阳稚鹤16岁时牺牲在抗日战场上
正是这样的聪明、干练，所以他在党内的地位并不低，十五、六岁就作为中共青工代表到莫斯科参加国际赤色职工第五次代表大会。就义前，欧阳立安高唱着他喜欢的《国际歌》：“起来，全世界的受苦人，起来，饥饿的囚犯们。这是最后的爆发，理性已从火山口发出轰鸣，把腐朽的一切扫除干净……”他留下了绝笔：“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国民党迟早要灭亡，我是共产党员，就是筋骨变成灰，也还是百分之百的共产主义者，我为人民而死，死而无憾！”
1931年2月7日，十七岁生日前的一个月，欧阳立安的生命定格了，而他还是个孩子。
这是殷夫，又名徐白、白莽，浙江象山人。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人，但已经是赫赫有名的诗人和青年工人运动的领袖，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提到过他：“
较熟的要算白莽，即殷夫了，他曾经和我通过信，投过稿，但现在寻起来，一无所得，想必是十七那夜统统烧掉了，那时我还没有知道被捕的也有白莽。然而那本《彼得斐诗集》却在的，翻了一遍，也没有什么，只在一首《Wahlspruch》（格言）的旁边，有钢笔写的四行译文道：
‘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又在第二页上，写着“徐培根”三个字，我疑心这是他的真姓名。”
没错，“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白莽就是那个把匈牙利诗人裴多芬介绍到中国的人，每当我们读起如此朗朗上口的诗句时，可曾想过译者经历了什么才会如此翻译。
徐培根不是白莽的名字，是他大哥的名字。大哥与白崇禧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同期同科同学，历任国民党航空署长和总司令部秘书处长等要职。大哥数次从牢狱中将他保释出来，也曾经多次规劝他放弃革命，他有能力给他安排一个更好的工作，但最终殷夫选择告别了敬爱的兄长：
“别了，我最亲爱的哥哥，
你的来函促成了我的决心，
恨的是不能握一握最后的手，
再独立地向前途踏进。
二十年来手足的爱和怜，
二十年来的保护和抚养，
请在这最后的一滴泪水里，
收回吧，作为噩梦一场。
……
别了，哥哥，别了，
此后各走前途，
再见的机会是在，
当我们和你隶属着的阶级交了战火。”
向前是危崖，是荆棘，是死尸，是白骨，当两个阶级交战时，他倒下了。
这是李求实，笔名李伟森，湖北武昌人。1919年五月7日，五四运动的浪潮影响到湖北，在恽代英的领导下，武汉成立了学生会，李求实也参加了学生运动，就是这个时候他看到了群众的力量，看到了中国的希望，立志投入改革社会的运动中去。随后，他跟随老师恽代英走向了革命的道路。
他于1922年入党，并在武汉担任《日日新闻》总编辑，与主持《真报》的林育南遥相呼应，默契配合。李求实的报道生动翔实，林育南的时评精准泼辣，两人一唱一和，是当地工人运动的喉舌，名噪三镇，两人也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左三林育南，左五李求实
早在1927年1月份，应陆定一之请，李求实写过一篇文章《旧调重弹——革命尚未成功》发表在《中国青年》上，文中针对同志们对北伐的胜利进军的盲目乐观倾向提出了警告，分析了革命潜在的危机，提出了革命高潮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宁汉合流，蒋介石下野后，他又一次告诫身边的战友不要被蒋介石的言行所蒙蔽，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洞察力与敏锐性。
1930年春“左联”成立，组织委派他参加“左联”的领导工作，当时国民党一方面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另一方面对国统区实行文化“围剿”。李求实身上的担子任重道远，他把同敌人的斗争放在第一位，把写作放在了第二位，因此，准确来说，李求实牺牲时，还不是“左联”的成员。
当我们翻开中共中央军委特科人员李趋时从敌人内部摘抄的审讯笔录时，我们会发现他是一位很沉着冷静和经验丰富的中共党员。
法官问道：“姓名？“ “李伟森。” “年龄？” “28岁。” “籍贯？” “湖北。” “职业。” “译员。”
“地址？” “没有。”“被捕缘由？”
“我17日由鄂抵沪，预备到北新书局拿稿费，因为书局欠我100多元，现在我女人快生产了，所以来取。十八日早上去得太早，书局没有开门，就到新东方旅社三十一号找同事学李长寿君，跑到五马路新东方旅社三十一号没找到，又到三马路东方旅社三十一号房间去，我一看名字不对，隔壁有人问我，就把我捉住了！我十三号收到北新书局叫我来拿稿费的信，现在没带到身上。”
事实上，李伟森已经把家搬到了杭州，如果他晚几天送妻子回去，真的很难想象后果。笔者甚至相信，来到东方旅社前，他已经准备好了那封“信”，他真的知道很危险，但他来了。却再没能重新拿起笔像鲁迅先生那样战斗了。
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写道：“同时被难的四个青年文学家之中，李伟森我没有会见过，胡也频在上海也只见过一次面，谈了几句天。”
我一开始是疑惑的，一个是左联的旗帜，一个是左联的领导人，难道两人真没有见过吗？从后来的资料来看，李伟森在左联是以“林伟”为名字开展工作的，为了保密鲁迅先生可能见过“林伟”，但不认识李伟森。
可以告慰英烈的是，他的妻子秦怡君（又名陈凤仙）和孩子都活得好好的，大儿子现在还在世。
与李求实相比，左联的几位作家是乐观的，他们无限热爱生活，不肯放弃重新出狱的希望，他们似乎更把狱中的生活当作一次“浪漫”的体验。
当上海互济会的同志设法往监狱送进一些钱和日用品时，有人主张添些过冬的衣服，有人主张存起来以备不时之所需。胡也频则幽默地表示我们应请一个理发师：“就义后给反动派拍起照来亦可威武一点。我就是做了鬼，对反动派也不会放松的！”
狱内的胡也频表现出乐观豁达，狱外的丁玲发疯似地来回奔走，营救自己的丈夫，我们可以从她的文字里感受到那时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我到家的时候，从文也来了，交给我一张黄色粗纸，上边是铅笔写的字，我一看就认出是也频的笔迹。我如获至宝，读下去，证实也频被捕了，他是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会的机关中被捕的。
他的口供是随朋友去看朋友。他要我们安心，要我转告组织，他是决不会投降的。他现住在老闸捕房。我紧紧握着这张纸，我能怎样呢。我向从文说：“我要设法救他，我一定要把他救出来！”我才明白，我实在不能没有他，我的孩子也不能没有爸爸。
最终的结果，没能如丁玲所愿，她那三个月的孩子真的永远失去了爸爸，一年后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两年后她也被捕了。
出狱后，丁玲来到了延安，在她参加前线的战斗时，毛泽东主席专门发了一封电报给她，是一首词，称她“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
比起胡也频，柔石没有一个精明能干又漂亮的妻子，他是在父母的逼迫下成婚的，一个俗不可耐而又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巨大的文化差异，让两人常常没有共同语言。柔石不满意这这桩婚姻，只有一味地躲避，甚至两年除夕都没有回家。
在文学上，比起胡也频年少成名，柔石一直到了27岁才在鲁迅的帮助下正式发表自己的作品，算是鲁迅的弟子，鲁迅在文章中对他着墨也很多。柔石是天生的的乐观派，他甚至在狱中向殷夫学习德文，向李求实学习俄文，准备出狱后大显身手。但是，他没能。
在狱中柔石托人送信给同乡王青溪：
青溪兄：
在狱已半月，身上满生起虱来了。这里困苦不堪，饥寒交迫。冯妹脸膛青肿，使我每见心酸！望你们极力为我俩设法。大先生能托得一蔡先生的信否？如须赎款，可与家兄商量。总之，望设法使我俩早日脱离苦海。下星期三再来看我们一次。借钱给我们。丹麦小说请徐先生卖给商务。
祝你们好！
雄 五日
信中的“大先生”指的是鲁迅先生，“雄”是柔石的化名“赵少雄”的简称，其实柔石也是笔名，鲁迅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提过柔石的真名，“大约最初的一回他就告诉我是姓赵，名平复。”这封信可能有点颠覆我们脑海中对英烈的一些印象，不是我们想象中一直视死如归的那样子，他不是林育南、何孟雄这样的职业革命者，也就是普普通通靠写作养家糊口的文人。
不一样的是，他是一名共产党员，为了自己信仰，为了贫苦人民写了几篇文章。柔石没有想到自己会死，他对生活充满了无限热爱，他遇到了自己真正热爱的人，美好的生活才刚刚开始。信是2月5日，星期四写的，两天后柔石被杀害，一切戛然而止。
实际上，大先生真的无能为力去救他，大先生在这一夜，“我烧掉了朋友们的旧信札，就和女人抱着孩子走在一个客栈里。”狱内的柔石还不知道外边的形势是多么严峻，上海纷纷再传鲁迅被捕或被杀了。
大先生即使能托得蔡先生的一封信也于事无补，先前丁玲已经找过邵力子，甚至还想过托人找张群、陈立夫，她的朋友沈从文也找到蔡元培，胡适应沈从文要求也托蔡元培去说情，当蔡元培回复胡适，自己已托函给张岳军（张群）设法营救，“然至今尚未开释也”，这已经是2月20多号的事了，也从侧面说明，敌人杀害二十四烈士后，严格封锁了消息。
蒋介石的残忍，恐怕邵力子、蔡元培这些国民党的元老人物都没有想到。
柔石的信中，所提的“冯妹”，就是冯铿（keng），光看名字，我想大多数人都以为这是一位英俊潇洒的小伙子，冯铿原名冯梅岭，用现在的审美来讲，她是个肉乎乎的、“人畜无害”的小清新。然而，这位长着娃娃脸的女作家着实是嫉恶如仇、性情刚烈的“女汉子”。她常说的名言是:“我要做秋瑾！”
我们可以读一下她十八岁时，发表在《友联期刊》的作品，我们会发现她的内心世界是有些忧郁和仿徨的：
当她望着两旁的电线杆，一支支的过去，她想到：“人生的历程，正是这个象征呀！”当她看见人力车夫挥汗如雨，她会问：“人生究竟是为受苦而来吗？”当夕阳西下，她看到自身的倒影，就怀疑：“人生哪一件是真的呢？连自己的影儿都有变幻呵……痛苦！又何必以为痛苦呢？看做快乐便是快乐！”当她看见小鸟在空中飞翔，她便会说：“鸟儿，鸟儿，你们只要低下头，那么，树林、电线，何处不是你的归宿？只是茫茫的人海，那些像小舟般漂泊的人们，正不知在哪里靠岸呢！”
冯铿是在兄长的指引下走向革命的，四▪一二后，白色恐怖袭来，很多人牺牲，很多人被捕，很多人叛变，冯铿也成熟了，不再是那个靠想象创作的姑娘了。她接连写出了一系列的小说：《最后的出路》、《女学生的苦闷》、《无着落的心》、《遇合》……
1929年5月，冯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仿佛获得新生一样，为了党的工作，她很少写作了。冯铿是非常敏锐多思而又大胆泼辣的一个人，当她怀揣着党的机密文件遇到盘查时，有时会装作若无其事，有时会以攻为守，有时趁人不备横冲直闯，总能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
在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时，鲁迅先生作了重要的发言，提到了“韧”的精神。“所谓‘韧’，就是不要把文学当作‘敲门砖’，出了一二本诗集或小说集后，有了一点小名或大名，就不再写诗写小说了，永远不见了。”鲁迅先生号召大家要百折不挠，锲而不舍，发扬韧的精神，创造出更多的成绩。
鲁迅先生的话如醍醐灌顶，敲打了感觉还很良好的冯铿。用今天的官话来说就是：“百忙之中，冯铿同志夜以继日地坚持创作与工作两不误，她又写下了《重新起来》、《贩卖婴儿的妇人》、《友人C君》、《小阿强》、《红的日记》等振聋发聩的小说。”
最终，那一夜，冯铿倒下了，她喜欢柔石有一年多了，我想就义前，“冯妹”肯定会对柔石大声高喊，表达她炽热内心的些许肉麻话语。那年她才24岁，一位很有天赋的女作家，留下了很多未完的手稿。
李硕勋烈士也在龙华就义，他是李鹏委员长的父亲
二十四位就义者中有两对革命夫妻:恽雨棠和李文、蔡博真和伍仲文。李文21岁，怀着身孕，可想而知作为丈夫的恽雨棠是怎样的心情！1930年，28岁的恽雨棠赴任中共江苏省南京市委书记，听起来不错呦，这时的南京是国民政府的首都，在这个地方开展工作，其难度可想而知，这里是全国最危险的地方，没有之一。
恽雨棠没有退缩，只是苦了妻子。李文性格开朗，能说会唱，朋友们亲昵地称她为“小八哥””。本应是依偎在丈夫肩膀上撒娇的年纪，本应是安安稳稳在家里养胎的日子，本应是满怀憧憬准备当母亲的时候，小八哥再也不能引吭高歌，不能喋喋不休了。
一碗蛋炒饭，对于现在的很多人来说，是再普通不过的食物。然而在九十年前，对于那时积贫积弱的中国来说，却是难得的美餐。伍仲文在狱中就享受到了这样的美食，她的弟弟就经常地带着家里做好的蛋炒饭和一些配菜，托在龙华监狱中打杂的师傅送过去，并在此时确定她狱中的情况。
1931年2月8日，弟弟再次拿着饭盒，询问师傅伍仲文的安危时，师傅却面色阴沉地摇了摇头。就在他父亲请师傅再次带饭进去时，对方这样回答他：“你不用再来送饭了，她已经不在了。”
24烈士墓
伍仲文和蔡博真都是广东人，碰巧都留过洋，碰巧都从广东调到上海工作，两人相恋了，还是在那一天，1931年2月7日夜，伍仲文与一同被捕的革命烈士走向刑场时，在囚车之上，她与自己志同道合的爱人蔡博真向大家宣布二人共结连理。
据当时的目击者称，伍仲文是最后一个倒下的，在被打了第十枪时，她发觉自己还活着，用尽力气呼喊了一声：“中国共产党万岁！”，“嘭，嘭，嘭”，敌人又加了三枪，她倒在了蔡博真旁边，再也没有醒来。或许，我们可以想象她是否，用尽自己的力气爬到所爱的人身边，触碰了他的手指没？或许，敌人根本没有给她机会……
罢了，罢了，把烈士及生前的职务在文末一并列出吧，事实上，除了上面的那些英烈，对于其他人笔者也知之甚少，在特殊的年月中，他们很少留下照片、日记和信件。
只知道临行前，敌人骗他们说，我们要把你们押送南京，车没行多远，敌人就来到附近的一条冰凉小河的小桥旁，早已等在这里的国民党法官立即宣布他们死刑。英烈们手挽着手，不约而同地唱起了《国际歌》，随着密集的枪声倒在了自己的血泊中。
敌人慌忙把他们就地掩埋，埋得很深，甚至在上面铺上了荒芜的杂草，就如同什么都没有发生，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走了。
三年后，又一批前辈被捕时，他们当中有一人留下了一首诗，很经典：
“龙华千古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穷，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般红。”
清明时节，龙华公园内，定是桃花盛开，游人如织，当我们走在这人间仙境时，请不要忘记长眠在这里的可爱的人。
到此，读者朋友们会好奇，他们为什么会同时开会，会议的内容是什么？消息是怎么泄露出去的？30年前，一位笔名为麦阳的学者在他写的《龙华24烈士牺牲60周年祭》中提到：
“对于唐禹（又名王拙夫，当时是一名交通员）告密，1950年8月27日欧阳立安的母亲陶承，摘录当时与二十四烈士同时被捕的黄理文等三个给中央组织部写的材料中说到：‘烈士被捕于1931年1月17日、18日，当时正准备于2月7日在苏区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上海的东方饭店及中心旅社设有临时联络处及招待处。因交通唐禹告密而破坏。’……
有党史工作者访问了当时与24烈士同时一起被捕或知情的人，其妻说她亲眼看到是唐禹带敌人去抓人的，使被捕同志也有怀疑王明告密而认定唐禹告密；敌人在审讯时，是拿着已写上被捕者化名、真名与身份的照片逐个审问的，有人认出那是唐禹的笔迹；烈士之一的汤士伦被提审后回牢房曾说，敌人非常注意他的断指，特别让他伸出验证。
他的手指是参加江苏如皋1928年“五一”武装暴动被打断的，此事，他在1930年被捕与唐禹同时关在提篮桥监狱向唐禹介绍过；烈士恽雨棠夫妇是在1月21日敌人搜捕的最后一天被捕的，几天前恽雨棠自南京到上海后，与唐禹有过联系，有同志告诫他唐禹靠不住，最好搬家，恽雨棠认为他与唐禹的关系很好，未加防范，结果果然被捕。”
也有党史学者认为，唐禹仅是一个《红旗日报》的交通员，叛变后不会知道这么多信息的。无论怎样，斯人已逝，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我们缅怀先烈，无论求死的林育南、欧阳立安，还是求生的柔石、冯铿，都值得我们敬佩和尊重。更须知道，八九十年前，提一句“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可能丢掉性命，可能会祸及妻儿，甚至家破人亡。
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里提到：“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九十年过去了，又到了2月7号，依旧是还剩几天就要过年了，我脑海里仿佛出现了一个画面：监狱中的柔石盼到了大先生的来信，除夕前他回到了两年过年不曾回的家。党员朋友们，如果扶贫时被社员误解，防疫时受了委屈，但愿读到“龙华二十四烈士”的故事后，能够释然，比起牺牲性命来说，这又算得什么，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
附二十四烈士名单及职务：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会秘书长林育南；
● 中共江苏省委候补委员、原中共沪中区委书记何孟雄；
●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作家李求实；
●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作家柔石；
●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作家胡也频；
●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作家殷夫；
●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作家冯铿；
● 共青团江苏省委委员欧阳立安；
● 上海市工会联合会秘书长龙大道；
●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会秘书彭砚耕（刘后春）；
● 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王青士；
● 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恽雨棠；
● 党的机要工作人员李文(恽雨棠的夫人)；
● 中共上海沪中区委书记蔡博真；
● 共青团闸北区委书记伍仲文(蔡博真的夫人)；
● 中共青岛市委负责人罗石冰；
● 上海市工会联合会秘书段楠(阿刚)；
● 上海市工会联合会沪东办事处主任费达夫；
● 红军第14军干部汤士德；
● 红军第14军干部汤士伦；
● 华德小学教师刘争；
● 中共上海市沪东区委委员贺治平（贺林隶）；
● 2位无名烈士（姓名无法查清）。
参考文献及书籍：
《龙华革命烈士史迹选稿》龙华烈士陵园史料陈列室编；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2辑；
《左联五烈士传略》张小红；
《龙华24烈士牺牲60周年祭》麦阳；
《一个人的呐喊：鲁迅1881-1936》朱正；
《林氏三兄弟：林育英▪林育南▪林彪》汪幸福；
《鲁迅文集》、《丁玲文集》、《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图片来自网络，若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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