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支超
弟弟的病房里，有三张病床。弟弟的病床靠近南边的窗户。在床与窗户之间，可以放一张折叠椅。折叠椅一拉开，就是一张单人床，供陪护睡觉。
弟弟来看病，陪护的是德岳。德岳是他的老伴。在我们姐弟三人中，弟弟一家的收入最少，但婚姻却最美满。一个小学教师，一个中教师，工资虽然不多，但在泾县那样的小县城里，两个人都有稳定工作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在加上两个人互敬互爱，事事协调，是县城里广被称赞的。弟弟曾经很得意地对我说，熟识他们的朋友都很羡慕他们。弟弟的脾气有点“砸冒”，生活能够如此和谐，和德岳秉性关系密切。
病房里很安静。弟弟坐在折叠椅上，坐东朝西。我坐在他对面的凳子上。因为彼此的听觉都不好，为了尽可能地保持安静，我把凳子尽量贴近他，膝盖几乎抵着膝盖，所谓促膝谈心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
在公交车上，我就想好了今天的话题。我说：“我曾经在《苏家湾小考》中提到苏家湾有两户杂姓。一家姓朱，一家姓葛。其实不止两户，还有一户姓钟的和一户姓陈的。”我原想和他聊钟家的两兄弟。没想到弟弟来了一句：“还有一户：老薛。”
“老薛，我知道。他和那几家不一样。那几家是举家迁居过来的。他是抗战胜利后，独自一人，一路讨饭流浪到我们苏家湾，紧跟着就是‘解放’、‘土改’，又分得了土地。才在苏家湾扎根的。”
“不管怎么说，也是杂姓啊！”弟弟说，接着意味深长地笑着问道：“你还知道苏家湾还有一个毛家吗？”
我知道毛家（读ga）就是葛家（读ga），葛家是怎么转换成远近闻名的毛家的故事，此前他就对讲我多次。我也在文章中写过。但他却似乎意犹未尽，聊天不是采访。聊天是小河淌水，淌到那儿是哪儿。既然他对此兴趣依旧。那就让他尽兴说吧。况且我来这里。原本就是陪他闲聊的。便装出不知道，并且很想知道的样子。我这一招真管用，他便兴趣盎然继续说道：“其实毛家就是葛家。但远远近近都知道苏家湾的毛家，但未必知道葛家，你还知道是其中的玄机？”
我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不知道。我哪知道啊？”我的装模作样大大鼓舞了他，他便绘声绘色地把葛家变毛家的故事又说了一遍。
这里简述如下：原来这葛家的当家人是秃子头，没有毛发。有人拿他开心，问他：你怎么头上没毛啊？葛家的当家人颇幽默，随口答道：“哪个讲我没有头毛啊？我的头毛是朝里长的哎！”从此，他就有了个外号叫毛朝里。一般人不知究里，以为他真的姓毛，叫毛朝里。日久天长，外村人都知道苏家湾有个毛家。
弟弟讲着笑着。他笑，我也笑。我笑的是他把我的“虚假”当真了，成了老傻瓜。笑了一阵之后，接下来说什么呢？没话题了！两个人聊天，最怕的就是忽然没话说，突然冷场。他捧起茶杯喝了口清茶，那是他喜欢的毛峰。邻床的病员起身，伸了伸胳臂，回眼看见我，笑着朝我点点头，我也笑着朝他点头。病房里依旧很静，静的出奇。此时我突然想起了“恨天高”。于是便说：“这个‘毛朝里’，使我想起‘恨天高’。你知道‘恨天高’吗？”
他说：“什么‘恨天高’啊？”表示没听说过。我说：“文革后期我在苏北教中学。学校有个副校长，姓侯，个子很矮，估计充其量也就一米五，学生调侃他，在他上课之前，有意在黑板的最上面写了三个字：恨天高。有个美学家叫王朝闻的，就专门写过篇文章，分析‘恨天高’的美学价值。照我看，这‘毛朝里’和‘恨天高’有异曲同工之妙。”
“那你也写一篇嘛！”弟弟望着我开玩笑道。
“我没有王先生那水平。”
“那是你不想写。”弟弟突然转换话题，问我：“你还记得葛家的葛友朋吗？”
“葛友朋，葛家老二。我当然记得，和我同过学。他还有个弟弟叫葛友仁，葛家老三，比我小。老四葛友义，好像比老大葛友斌的儿子还小一点。”
“葛友斌儿子叫葛强起，外号葛性种。”
“‘性种’是我们那一带的方言。不知道这两个字究竟是那两个字。意思也不大好翻译成普通话。”我说。侧过脸，把目光投向窗外。两米宽的阳台上洒满阳光。阳台上有个铝合金管子制作的晒衣架。晒衣架上挂着五颜六色的夏日的衣服，在风中漂动。弟弟倒似乎无需思索，就开口说：“‘性种’好像有点‘冲’，说话不知轻重，冲头冲脑的意思。爆竹性子，不拘场合，不问对象，一点火就炸。遇到这种人，最好让开点，弄不好，他一句话就让你下不了台。你还千万不要计较。愈计较愈下不了台。”
“是有点这个意思。用现在话说，可能就是‘非理性’。”
“‘非理性’也不能把“性种”的意思完全表达出来。这种人，当领导的最‘含糊’。‘含糊’也是方言，就是有点怕，有点发憷的意思。当领导的遇到这种人，很难办。整他吧，好像他根本提不上筷子。不整他吧，他常常冷不防一句话，弄得你难堪，让你威风扫地。”
“这样的人，每单位都有几个，就好了！。”
“喔！对了！那——就好玩了。”弟弟开心地笑起来，他一笑又漏出了半嘴豁牙巴。
“这种人多了，说不定大跃进就跃不起来了！”
“那到可能。那他二叔也许就不会死了。”
葛性种的二叔就是我的同学葛友朋。他在大饥荒时期盲流出去就没回来，不知道倒在什么地方就没了！
弟弟说：“他三叔葛友仁，也是盲流出去的，但是却‘流’好了。不但没有饿死，最终还搞到淮南煤矿当旷工，一直干到退休，末末了，还有退休养老金哩！”
“运气！命！”我说：“一切都是‘偶然’！‘偶然’就是‘不可知’，‘不可知’的只能是一个字：命！”
“是的。不能不承认‘命’。弟兄俩都是‘盲流’，结果却大不一样。葛友仁能有后来，得感谢江西劳动大学。”弟弟解释说：“葛友仁和他哥哥不一样，他哥哥硬是让饥饿逼出去的。葛友仁除了饥饿，还有一个原因，是被“帽子”压出去的，不出去受不住。”
葛友仁能有什么帽子呢？他家是苏家湾祠堂的佃户，真正的贫农。我颇为不解。
弟弟告诉我，葛友仁1955年考到芜湖三中。后来，马鞍山成立了一个钢铁技术学校。他就去了那里。可能是受“水浒文化”的影响吧？那里有十个结拜弟兄的同学，号称“十大弟兄”。葛友仁就是其中一。学校认定“十大弟兄”是反动组织。葛友仁就被学校开除回家了。面子上难堪不说，在有些人眼里那就和四类分子差不多。再后来粮食紧张，他就跑出去了。他先跑到江西，后来不知道怎么又跑到江西劳动大学。江西劳动大学就把他收下了。弟弟想不明白，“江西劳动大学怎么轻而易举地就让他进了呢？”
这确实是个问题。可是我也回答不出。弟弟见我不做回答。便接着说： “当时从各地盲流到江西劳动大学的人可能不少。饥荒过去之后，这些人统统遣返回原籍。葛友仁是安徽人就遣返回安徽。安徽就把他派到淮南煤矿去了。在淮南煤矿干什么？不清楚。不管干什么，反正已经属于工薪阶层了。退休回苏家湾，月月有养老金到账，养老金不算多，但比一般农民去高得多了！小日子过得挺滋润。”弟弟说：“改革开放后，葛友仁在当地还干了一件大事哩！”弟弟直直腰，颇有点夸耀的意思。又像是卖关子，稍许停顿了一下，才继续说：“他和老十合作，居然领头把黄山庙重新修建起来了！”
我不禁感慨：“哦！这真是大事。一家一户，七零八落，钱款怎么凑啊？老的黄山庙，你没见过。你记事时已经拆掉了。规模很大，庙门口还有对石鼓。那是我平生最早见过的石头雕刻。修复之后，你去看过吗？”
“没去过，估计是比较简易的。”
“再简易也不容易，他俩既不是领导，又不是名人。就两个平头老百姓，这钱怎么筹啊？”
“我想也是这样。不容易！但是他们不照样把庙盖起来了吗？”
这时候，去菜场买菜的德岳回来了。一进门，就和我打招呼。打过招呼，就从坤包里取出两个苦瓜，出去洗了又回来。弟弟右首的床头柜上，放着一个玻璃盛具，她就站在那里，用小刀把苦瓜削成片片，落在那玻璃盛具里。她曾经说过一句话，让我过耳不忘。她说：“家务事看起来琐碎又平常，但也能发展智慧哩。”单就这句话，就可以判定她对家务劳动的态度了。没有长期的家务劳动经验，是说不出这样的话来的。
她站在那儿削苦瓜。我们聊我们的天。
弟弟说：“刚刚提到老十。老十，你记得吧？”
“老十我怎能不记得？不就是雨生吗？曾经和我在龙王寺同学。”
于是我们又聊起了雨生。雨生是“远”字辈，苏家湾油坊的子弟。老弟兄四个，繁衍他们嫡堂小弟兄十个，他最小，老十。他是远字辈，但是没按辈分取名，叫雨生。
我说：“他后来是在哪儿上中学的？”
“芜湖二中。比我早一年考取的。”
“1956年寒假，我见过他。那时候他二十岁，才上初一，但是却已经结婚了。他对我说他们夫妻感情很好。开学返校，老婆舍不得，总要哭鼻子。结了婚才上初中，现在想来，简直不可思议。简直开玩笑。”
弟弟哈哈地笑道：“葛友仁不也是吗？他是结了婚才上初一的他老婆到车站送他，当着我们面就哭。我们都笑他。康守信你知道吧？岁数比你还大，和我同学，小学三年级就结婚了！那时候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
我说：“这可能是从过去科举制度沿袭下来的。科举时代，秀才相当于‘小升初’考试，李鸿章的老爸，21岁才考上秀才。四五十岁还在考秀才的也有。”
弟弟接着说：“讲到老十，我又想起来一个人——远杰家（读ga。轻音）妈。”
“远杰是谁？”
“苏家湾东头子不是有个王小楼吗？远杰就是王小楼的儿子。”
“王小楼这个名子我倒是很熟悉。远杰显然姓苏，他父亲怎么姓王呢？”。
弟弟说“这我就搞不清楚了。王小楼肯定也姓苏，叫苏自什么的，记不得了。王小楼肯定是绰号，就像‘毛朝里’一样。”
“远杰这个名子我也没听说过。”
“那是当然。”弟弟说：“他比你年纪小得多。比我还小。你离开家乡的时候，他还是小孩蛋，在苏家湾读书那会儿，你哪知道他？文革后期，他接替远震当大队书记。他和我有缘，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和我要好，我搬到小苏家以后，只要去苏家湾总是是他招待我。”
“刚才我打断了你的话头。你说你因为讲到老十，你想起了远杰家（读ga）妈。”
“这又要提到一个你不知道的人。这个人叫李林普。钟明武这个名字，你记得吧？”弟弟问。
他不提，我还真忘记了这个人。你一提，我就想起来了，也是一家外来的杂姓。钟明武也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好像有点儿虚胖。也是从西山那边迁移过来的。”
“钟明武去世后，他老婆招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李林普。李林普是哪里人，不知道。只知道这个人当过远征军，抗日战争期间到过缅甸。抗战胜利后回来的。会说书，解放前，就以说书为生，算是个江湖人。这人善于见风使舵，跟风跟得緊，喜欢倚仗权势，虽然不识多字，但新名词学得快，一套一套的，张口就来。有一次在水利工地上，不知道为什么和老十吵了起来。这个人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是他骨子里已经懂得只要‘政治正确’，其他的都不在话下。老十的父亲是苏家湾油坊老四，自华的儿子。雨生属于黑五类子弟。单凭这一点，训斥老十。李林普就天然地站在了政治的制高点。据此他就逮着老十大耍威风，大帽子，小帽子，一个劲儿朝老十头上戴。戴就戴吧，嘴里还不干不净，骂骂咧咧。那时候文革还没结束，他这一招也真灵，在场的人都觉着不平，但就是没有人吱声。他没想到在场的就有一个不吃她这一套的，这个人就是远杰妈。就在他盛气凌人，不可一世，自鸣得意的时候，远杰妈突然开口，劈头盖脸给他一顿臭骂，怎么骂的没听说，只知道直骂得李林普抬不起头，吭都不敢吭！”弟弟说，语气中满含着对远杰妈的佩服。
我说：“这大概也是传说吧？”
“我不在现场，当然是听说的。你说是传说也行。不过这事儿是千真万确的。这类事儿传得快。这就叫路不平，众人踩。李林普也是机灵人，打这以后，他那一套也收敛的许多。你该回家去了吧？”
我看看表，估计73路车就要到了。于是起身，德岳对他说：你送送哥哥吧，走动走动是必要的。弟弟很听她的话，便起身送我至电梯口。直到我进了电梯，彼此挥挥手，明天见，电梯关上了门。
最忆是巢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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