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江代军（河南人）
撰文：胖爷
我叫老丁，你也可以叫我江代军。为何我有两个名字，且先留个悬念，后面再释疑。我是河南人，生于1979年。这个年代很有代表性，七零后的尾巴，八零后的开端，听起来很风光，其实很悲哀。
别的不讲，作为一个农家子弟，想要改写命运，只有三条途径：上学、当兵和打工。其时，高考尚未改制，考大学跃农门，实在太难。因为家中条件与视野局限，也没想过上职校学技术。当兵倒不失为一条法子，但入队服役名额有限，而且要托人找关系，对一般家庭来说，同样困难。
因此，打工成为大部分农村青年的最优选择。1995年，我初中毕业，虽然才15岁，但在家闲着无事，便和表哥一起，跟随同乡，踏上了打工之路。
进工厂不容易，男孩子找工作，要交300块介绍费。父母东拼西凑，勉强凑够了介绍费和路费。正是六月天，我无行李可带，除了身上穿的，只另带了一套衣服。
为方便次日赶路，当晚，我住进小姑家里。临行之际，姑母怜爱我，往我口袋塞了50块钱。我们一行十几人，在中间人带领下，从南阳坐火车，南下广东。
当年，交通不便，火车行驶速度又慢，从家中出发，抵达广州火车站，路上的行程，用时三天三夜。
从火车上下来，人已脏得不成样子，脸上汗水、污渍遍布。因为少不经事，从未出过远门，哪里懂得广州火车站的规矩。走出火车站，我站在广场上，放眼四顾，什么都是新鲜的，一时兴奋，无意中朝地上吐了口唾沫。
吐完口水，尚未迈开大步，人群中便冲出一个大妈，手臂上戴着红色袖标，狠狠揪住我，说我随地吐痰，破坏环境。最后，交了十元罚款，我才得以脱身。
这是我在南方得到的第一个教训。在那之后，短短一年多时间，我接二连三见识到，南方城市的生存法则。
走出火车站广场，我们转乘小巴，来到目的地虎门镇。中间人帮我们办了进厂手续，从此我成为晶日手工插花厂的一员。
插花厂位于虎门金洲工业区，规模不大，一百来号人。我们同去的11个人进了插花厂。车间里的工作，劳动强度倒不大，但时间长。对我而言，这不是问题。那时，我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吃不饱才是我最大的难题。
工厂食堂是外包的，食堂老板倒好讲话，听到我的抱怨，告诉我吃完后，可以再打第二份。后来，时间一长，慢慢也习惯了工厂饮食，吃不了那么多。
在东莞，大家都讲普通话。如果会讲白话，则更有优势。我在老家，学校未推广普通话，打工最初那段时间，我只会讲家乡话。四川话还能听懂，白话则如听天书。
厂里四川工人多，来自中原大地的豫人则不受欢迎。车间主管是广东人，大不了我几岁。因为是本地人，年纪轻轻便当上了主管。作为土著，他颇有心理优势，言语粗暴，动不动便以脏话骂人。
我尚年轻，难免干事时毛毛燥燥。主管几次三番不满足，有一回，对我出口成脏。讲的是白话，我听不懂。表哥那时与我一般年龄，但此前已有过半年的工厂经历，那句脏话是普通话里国骂的意思，但凡在广东待过一段时间，都听得明白。
表哥将白话翻译我听，我年轻气盛，一听这话哪里受得了，怒从心中起，当即与他发生争执。吵着吵着，我俩扭打起来。
虽然才十五岁，但我的身高将近一米八，比主管高出不少。只是个子虽高，但身体瘦弱，属于外强中干的体格。主管很快便将我制服，按倒在地。
表哥见我吃了亏，冲上前来，对他拳脚相向。双拳毕竟难敌四腿，主管败下阵来。主管打输了，但言语不曾输。他对我们讲了一句狠话：今天晚上小心点。
主管是本地人，当然有些势力。我和表哥还是少年郎，听了这句话，不知该怎么办，心惊胆颤了很久。
到了晚上，车间同事陆陆续续下了班。表哥把我叫到厕所里，商量着怎么对付工厂主管。我和表哥一人手里揣了一只啤酒瓶，他还从车间寻了一根小钢管，别在腰上。
表哥大我没有多少，却显得比我成熟稳重，似乎身为兄长，也觉得有义务照顾我。表哥对我讲，等会如果主管真要找麻烦，要是他带很多人，打起来了，你就跑，我来顶着。
听完表哥的话，我当场泪落。
表哥的许诺，让我内心多了一股力量，不再觉得多么害怕。当与表哥一起走出工厂，左右细瞧，却并未见到主管，以及他所说的来帮忙撑腰的人。
次日，到车间，主管完全忘了昨日之事，原来，他不过是狐假虎威，虚张声势。表哥拍着我的肩膀，讲以后再也没人敢惹咱俩了。
我当时不明白，随着年岁增长，才理解表哥话里的深意。我们敢在本地主管太岁头上动土，还有谁敢来惹我们？
原以来会在虎门干下去，谁曾想，我只在插花厂干了一个多月，工资还领到手，老板突然跑路了。
那日，我们出了宿舍，像往常一样去上班。来到工厂门口，看到大门紧锁。保安告诉大家，老板跑了，厂里的设备也运走了，车间里空空如也。
我们砸开门锁，发现果然如保安所言。老板在一夜之间，把设备与物料全被拉走了，人也不见影踪。
工厂食堂是外包的，老板跑了，食堂自然不会再为我们提供食宿。厂里有几位懂法的，带着我们去找劳动局。协调之后，劳动局答应帮我们争取300块回家的路费。但路费何时发，尚未确定时间。没办法，我们只能苦等。
等了几天，工人陆续四散而去，剩下一部分人，在原地坚守，等待劳动局送来好消息。表哥让我原地留守，他则前往太平另觅出路。
我随身携带的350块钱，交了介绍费，口袋里仅余三块钱，接近囊空如洗。所幸，在劳动局的协调之下，食堂答应为我们提供饭食。
待了十来天，食堂里提供的伙食越来越差。加之我是河南人，喜欢面食，食堂里的餐食不对胃口。实在饿得受不了，看到别人吃着从夜市买回来的馒头，口舌生津。
这时，第一位主动关心我的异性出现了。我们是同事，她也是我南下的同行者，一位大我两三岁的女孩。她似乎瞧出我正身处困境，一次喊我去逛夜市，主动买了几个馒头请我吃。
当年的馒头，比现在的小，一块钱两个。咬一口，特别香，特别甜，那种味道我现在还久久回味。
她个子不高，胖乎乎的。请我吃过一次馒头后，我们算是熟人了，此后，我喊她小雯姐。
厂里的同事陆续走光了，小雯姐问我有什么打算。我说我在此等表哥，小雯姐讲，已经过去了半个月，他有出路，早就回来找你，把你带走了。
听她这么说，我不知如何回答，便没吱声。见我沉默，小雯又说，你别等他了，要么，你跟我一起走吧。我有个小姨，在厚街一个鞋厂，我们去找她，进鞋厂上班。
我一想，守在这里，饭都吃不饱，去厚街，不失为一条出路。当即同意。
当年东莞鱼龙混杂，治安环境远不如现在。出发之际，小雯姐告诉我，她身上还有50块钱，她怕从虎门去厚街，路上不安全，决定把钱和身份证交给我保管。
那时流行揣钱包，我把钱和身份证接过来，和我的身份证放在一起，便和小雯姐一起，坐车前往厚街。
从虎门金洲工业区到厚街镇，途中路程有点远。坐车的人又多，小巴上挤满了我。我初到东莞，又年轻不经世事，上车时感觉被谁拉了一下，但也没在意。
直到下车后，我才发现身上的钱包被人偷了。我们的身份证和钱，都不见了。小雯姐原以为，把钱和证件交我保管，会更安全，哪想到适得其反。钱还是小事，证件丢了，进厂都难。
小雯姐伤心难过，对我一顿埋怨，羞得我满面通红，恨不得在地下钻进洞，跳进去。
埋怨归埋怨，小雯把我带到了她小姨的工厂。在她小姨的帮助下，帮我们报了名。可进厂要身份证，小雯姨讲了许多好话，人事部终于松口，答应让小雯先进厂，后续再补身份证。小雯毕竟有她姨担管，我一个外人，要弄到身份证才能办入厂手续。
因为行李放在虎门，小雯小姨给了我们一点钱，让我们回虎门取行李。其实，我没什么行李，但我要回去找表哥，请他想办法。
回到虎门金洲工业区，小雯取了行李，分别之际，给了我五块钱。随后，我坐车前往太平南栅工业区找表哥求助。
表哥听我讲完情况，安慰我别急，他来想办法。讲完，表哥四处找老乡借钱。借了一圈，表哥神色严峻地回来了，他只借到五块钱。表哥把钱塞到我手里，我俩都哭了。
好在表哥帮我解决了身份证的困境。带我们南下的学兵叔，行李箱子里，藏有几张备用的身份证。表哥见他打开过箱子，里面装了几张身份证。
打工者丢了身份证，通常会花钱买一张，或者借用别人身份证进厂。在九十年代的东莞工厂，冒名顶替者，比比皆是。学兵叔藏在箱子里的身份证，应该是从别处买来或借来的，以免不时之需。
可当表哥提出借用身份证时，被学兵叔拒绝了。表哥觉得，你一个中间人，我们又是老乡，在异乡落了难，你却不帮忙，他怒了。趁学兵叔没留意，表哥偷偷把皮箱撬开了。
打开一瞧，里面有好几张身份证，表哥抽出一张，递给我。世上之事，真是讲不清道不明，似乎冥冥之中安排好了一样。我接来身份证一看，上面的照片，竟然与我长得有几分相似。
自此之后的一年多时间，我成了江代军，一个湖南通道侗族人。这也是本文开头，我所提到的，为何我有两个名字的原因。
拿上身份证，我再次奔赴厚街，和小雯姐一起，成了鞋厂的一员。小雯姐有技术，被安排去了车间，干技术活。我身无所长，被分配到包装车间。
车间主管叫阿花，四川人，二十岁左右的样子，个子不高，但人长得漂亮。因为进厂办手续，需要填表。我虽只念过初中，但成绩还算不错，尤其字迹工整，很有个性。我们那个年代，流行抄写歌词。同学们夸我的字写得好，不少人找我帮他们抄歌词。
阿花看过我写的字，夸了我几句，给我安排了一个轻松的岗位，在打包的纸箱上，用大头笔（现在也叫马克笔）写出货地址。
鞋厂打包装的，共三个人。一个负责装箱，一个封箱，而我则只管在纸上写字。这个岗位最轻松，因此，私下里，总有一些工友，称阿花对我极照顾。言语里，不免有些酸意。
工作安稳下来，慢慢与工友熟悉了，不久与一位名叫阿豪的同乡，我俩特聊天特投机，上班下班都在一起，很快成了铁哥们。
鞋厂四川人特多，其他车间的主管，也多是四川人。四川女人行事果敢，作风泼辣，也因此，川渝一带，“耙耳朵”极出名。
厂里的四川大嫂大姐们，行为大胆，喜欢开玩笑。车间里的嬉戏欢悦，亦是常事。我十五六岁，但个子很高，极显眼，常成为大姐们笑闹的对象。
常常开玩笑，难免出事故。有一回，我和工友抬着箱子，出去装车发货。这时，车间里一位四川大嫂，开玩笑似地，拍了一下我的屁股。
我那时年轻气盛，脸皮也薄，感觉被调戏了，放下箱子，伸手就回了她一巴掌。大嫂当众被一个小年轻打耳光，面子上自然挂不住，她随手拿起一盆胶水，扣在我头上。
胶水沾了我一脑袋，不但有毒，而且很难清洗干净。我怒火攻心，动起手来，大嫂也不甘示弱。最终，我俩被主管叫到厂长办公室。
毕竟大嫂有错在先，厂里罚了我们一人一百块钱。原以为，此事就此罢了。
大嫂老公且不罢休。大姐三十来岁，老公和兄弟都在鞋厂。大约以为我欺负了她，下班后，几个人把我挤在墙角，想拉我出厂，整治整治我。
我自知不是对手，趁机挣脱，跑回宿舍，找到阿豪。讲了情况，阿豪随我一起去找大嫂老公。
虽然错不在我，但毕竟我打了人家，见到他们，我道了歉。大嫂老公问我为何起争执。于是，我说，她摸我屁股，然后把前因后果，细细讲了。大嫂老公听完，二话没讲，低头便走。
我们主管阿花也是四川人，与大嫂他们也是朋友，但她并未指责我，只批评了我几句，让我好好工作，别再生事。细想之下，阿花对我的确很照顾。可当时我未曾深细。
鞋厂为主管以上管理者，在厂外另租了房子。加班很晚时，阿花经常让我送她回去。只是，我这个护花使者，陪她走了许多夜路，始终未曾明白许多事。只觉得，阿花对我好，我心存感恩，送她回去，也算报答之一种。也许，这便是年少不开窍吧。
尽管阿花对我颇多照顾，但我在鞋厂干了不到半年，便被开除了。说起来，只怪我自己，到底未成年，少不经事，干活时吊儿郎当，好几次出了差错。
厂里生产的鞋子，通常发往香港澳门等地。一个箱子里，装了25双鞋，价格都不便宜。我好几次，在纸箱上写地址时，明明照着发货单照抄，几次三番，填错地址，搞了几次乌龙。有一次更离谱，箱子里竟然藏有一把剪子，都未被发现，送到了收货人手里。
一次失误还可理解，接二连三地犯低级错误，则是消极怠工的态度问题。阿花也许想保我，可我屡屡用实际行动打了她的脸。
长此以往，阿花承受了诸多压力，又或者，她对我终于失望了。终于，在又一次发货少了五双鞋之后，阿花找我谈心，言下之意，工厂不打算让我继续干下去了。
离职就离职，我也没想太多。阿豪得知我要走，他也不想干了。于是，我俩一起离厂，准备另觅工作，重新开始。
结了工资，怀里揣着一千来块钱，心里有了底气。鞋厂不大，管理不算严格，加之阿花从中说情，我们虽然出厂了，但仍在厂里借宿，省下不少钱。
厚街的工厂很多，我和阿豪这里转转，那里晃晃，看看电影，找找工作，日子倒也惬意。
期间，我们去服装厂面试，得知踩电车工资很高。回去后，我和阿豪商量，决定去学电车。说干就干，我们各自花了三百块钱，去培训机构学电车。
这天，正在学踩电车，突然听到有人尖叫，转头一望，发现出事了。电车的车针尖细锋利，有位同学在踩电车时，一不留心，手指头被车针刺破了。
目睹这一幕，我吓坏了。加之，踩电车原本就是女孩子的活。第二天，我和阿豪再未去培训班。因为单方面毁约，交给培训机构的钱，自然也没能要回来。
介绍我进鞋厂的小雯姐，知道我在厂里干得不好，如今又吃了鱿鱼，似乎怪我不上进。那天在厂门口遇到，她责怪了我几句。
此前一天，在大岭山一家玩具厂上班的老乡过来相聚，提到玩具厂正在招工。身上的钱，日渐减少，我已有了去大岭山的打算。和小雯姐讲了，她说，你想去哪里，就去哪吧。离开厚街后，彼此就断了联系。
很多年后，我回到南阳老家。一次在街头无意中碰到小雯姐，因为有过东莞的情谊，在老家再见到，彼此备感亲切。
她已经结婚生子，婆家离我老家不远。后来，我还专程跑到她婆家看望她，表示她当年对我的怜恤之情。
离开厚街，我和阿豪来到大岭山。在同乡的帮助下，如愿进了新兴玩具厂。
新兴玩具厂算大型工厂，有七八名员工，年轻女孩占绝对主力。工厂占地面积广，工厂后面，是一座大山，山上一片荔枝林，还种了许多桔子树。没事时，我和工友钻进荔枝林。树林里，也是工友们恋爱拍拖的绝佳场所。
进厂不久，便过年了。那时工资低，加之进厂不久，过年前几天，发了上个月工资，按工作时间算，我只领到半月薪水。
临近春节，工人们都往家里寄钱。我出门快半年了，却未曾寄过一次钱回家。领到工资当天，我去邮局汇了一百块钱给家里。
后来我才知道，我妈收到汇款单后，哭着说，我肯定在外过得不好，要不然一定不会只寄一百块钱回家。
我当时情况，的确如同我妈所猜测的那般，捉襟见肘。
1996年春节，是我第一次独自在异乡过年。过年得有过年的样子，发的工资，我买了一套黄色西装，当时的流行款式。买完衣服，手里只有不到一百块钱。
这么一点钱，再怎么蹭吃蹭喝，还是不够花。玩具厂门口的士多店，可以赊账。但我们初去，与老板不熟。老板在看过我们的厂牌后，又以身份证作抵，赊回两箱方便面。
买了方便面，我们用电热杯，悄悄在宿舍里偷电烧，用来煮方便面。靠着两箱泡面，我和阿豪过了一个年。
广东的冬天也很冷，至少大岭山的1996年，寒风来袭。我和阿豪一人一条薄薄的毛毯，挤在一张床上，仍又冷又饿。那种感觉，终生难忘。
熬到春季，天气转暖，加之开了工资，手有余粮，日子慢慢好起来。
过完年，在厂里认识的人多了。才知道，玩具厂有很多河南人。与我同一个镇上的老乡，都有不少。
老乡在一起，下班后回到宿舍，聊得热火朝天，特别热闹，我很喜欢那种氛围，觉得来玩具厂打工，真是找对地方了。
我和阿豪那时年轻，为人又大方，经常出去喝酒宵夜，与他们的关系越来越铁。有天晚上，在夜市喝酒时，一位老乡问起我和阿豪的工作情况，又说带我们去拜拜码头。
隔天，我们依计行事，去士多店，一人买了一条万宝路。万宝路当时是高档烟，100多一条。我们平时抽的羊城，才两三块一包。
烟是送给车间主管的。主管开心地收下了，后来专门找了师傅教我们。在玩具厂，我们分在喷漆车间。现在我们知道在那样的环境工作久了，对肺伤害很大。但那时，哪懂这些。
玩具厂美女成群，但喷漆车间全是男工。其时，我尚年少，对情情爱爱似乎没有感觉。下了班，更喜欢和老乡宵夜喝酒，溜冰，看电影，没想过一定要在玩具厂找一个女朋友。
这天，相熟的一位老乡，约我宵夜。同去的，还有他老婆。席间，嫂子对我说，兄弟，你这么帅，我给你介绍个女朋友咋样？
我心想，介绍便介绍呗，认识认识，也没什么不好，就没拒绝。隔天，便和女孩见面了。在厂门口，一家老乡开的小饭店里。我请吃的宵夜，炒粉加蛋。那时流行吃炒米粉炒河粉，是宵夜的标配。
女孩又高又瘦，披肩秀发，是我喜欢的类型。这次见面，我们便像朋友一样，在一起了。那之后，我也才知道，她早就对我有好感。老乡老婆的介绍，其实是受她之托。
她大我两岁，情爱方面，也比我懂。我那时，懵懂无知，像个傻子。虽说在谈恋爱，其实无非上班后聊聊天，看看电影啥的。越是如此，现在回想，这份情感越纯真美好。
1996年10月，我不想再在东莞打工，便回了老家。那时，没有电话，我们之间全靠写信联系。
在南阳待了几个月，次年春天，我前往郑州找工作。我运气不错，进了一家旅游公司。办公室有电话，我把号码写信告知她，之后，她常给我打电话。
很快到了1997年，不记得三月还是四月份，她给我打电话，说她辞工回河南了，想来郑州找我。我那时觉得自己初到郑州，还没站稳脚跟呢，她一来，我不知如何处理。于是，让她先回家，待我安稳再说。
年底。她姐姐突然给我打来电话，先问我工作情况，后要我去一趟她家。我有点莫名其妙，心想，去你家，什么意思？见我没吱声，她姐便说，你若不来，以后你别再和我妹联系了。
她父母早亡，长姐当家，让我过去，原本是想让我们见见她的家人，确定关系。但我当时，有点茫然无知，又有点害怕，没能赴约。
之后，我在电话里试图找她，却怎么也联系不上。1998年上半年，我给她写了一封信。几个月后，我收到了她的回函。信的开头如下：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当妈妈了……
读到这一句，我的泪便落了下来。
现在，再去回想这件事，我才明白，为何当初她姐姐要让我去她家，为何让我不再和她联系。身为一个女孩，又大我两岁，在年华最好的年纪，她的确需要一个依靠。而我却从未想过这一点。
这段感情没有杂质，浪漫纯真，因此更加刻骨铭心。如今，我已年过四十，生活美满幸福，就让往事随风而去吧。毕竟，许多人和事，只能放在记忆里，才会永远美好如初。（图文无关）
每个人的故事，都值得纪录。每个人的经历，都是时代的一部分。三惊胖爷专注于非虚构纪实故事，欢迎提供采访线索。只要您有故事，不用担心文笔，只要讲给胖爷听，剩下的事，交给胖爷负责，您的经历，会变成一个精彩文本，呈现在读者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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