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回顾：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平民政权，西汉初期的朝廷带有明显的军政府特征，为了实现从军人政府向文官政府的转变，汉文帝选择了贾谊作为自己的帮手。
结合上期文章，点击可查看二十岁的贾谊为什么受到汉文帝的青睐，成为文治改革的策划者？
本期话题
在西汉文治更化的过程中，以周勃为代表的异姓军功贵族是最大的改革阻力。
汉文帝在步步为营的斗争中扳倒了周勃，却因为操之过急而失去了贾谊这个最重要的改革助手。
周勃罢相虽然孝文帝表面上客客气气地称许周勃为“社稷之臣”，但他心里其实很清楚：诛灭吕氏事件的实质就是以周勃为首的功臣集团发动的一场政变（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旧文《周勃灭诸吕：奉旨讨逆还是犯上作乱》）。
所以，即位伊始，孝文帝同周勃等开国功臣争夺政治主导权的斗争就已经在暗中进行了。
就在即位的当天，文帝刘恒赶在黄昏时分匆匆忙忙地进了未央宫。
随即在夜里发出诏书，任命跟随他从代国来京的中卫宋昌为卫将军，实际接管了南军与北军两支在诸吕政变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京畿卫戍部队，解除了周勃的兵权。
紧跟着，代国旧臣张武被任命为郎中令，皇宫的宿卫由此再添了一把锁匙。
紧锣密鼓地把这些事情都办妥之后，孝文帝才算吁了一口气，定一定神儿，坐在未央宫的前殿发布了新皇登基，大赦天下的诏书。
虽然周勃在孝文帝的登基大典之后被任命为右丞相，益封万户，压过了旧相陈平，成为朝廷的领班大臣。
但是长期担任军职的周勃对这份新工作显然很不适应。
《汉书·陈平传》记载，孝文帝在某次朝会上询问右相周勃：
“全国一年要判决多少刑事案件？”
周勃答不上来。
又问：“那一年能收入多少钱谷？”
周勃又答不上来。
当着满朝文武的面连着交了两张白卷，惶傀之下，周勃汗出浃背。
没有得到答案的汉文帝转头又问左相陈平。陈平回答说：“这些事儿都是有负责人的。”
“是谁？”
“陛下要了解司法决狱，问廷尉；要知道钱谷收入，问治粟内史。”
“工作都让别人干了，你当宰相干什么呢？”
“宰相的职责是协助天子，上理阴阳，下顺物宜，外抚四夷诸侯，对内亲附百姓。”
孝文帝称赞道：“好！”
散会之后，恼羞成怒的周勃劈头盖脸地指责陈平：“你平时怎么不教我该咋回话？！”
望着周勃那张因为愤怒而扭曲的脸，陈平不禁哑然失笑：“嗨呀，你当着朝廷的首相，连自己的工作职责都不清楚吗？那今天皇帝要是问京城里有多少盗贼，您还能硬着头皮报出实数来？”
知道怎么掌兵却不知道该怎么掌印——恰是因为手握宰相的权力又不会玩儿，才给了孝文帝扳倒周勃的机会。
在登基改元的当年十二月，孝文帝便开始出招了。
当月，孝文帝不顾大臣们的反对，指示相关部门废除了“收帑相坐律令”。
所谓“收帑”，就是一人犯法，妻子连坐，没为官奴婢。
之所以要在此时废除这条律令，其目的应该是要控制对诸吕残余势力的清算范围。
在周勃等人此前发动的政变中，对以吕氏家族为首的政敌采取了非常决绝的打击手段。吕氏一门，无论男人、女人、老人，甚至是孩子都被尽数铲除，无一幸免。
作为新任皇帝，刘恒显然不能放任这样的血腥杀戮无限制地扩大下去，酿成类似太平天国的“天京之乱”那样的严重内讧。
废除相坐法，就是要摆出一种不同于周勃等政变功臣的仁慈姿态，收拾人心，为自己争取舆论支持。
紧接着，到了正月，孝文帝又做出了第二个重要决定。
《史记·孝文本纪》记载：
正月，有司言曰：“早建太子，所以尊宗庙，请立太子。”
——《史记·孝文本纪》
司马迁并没有说明这里的“有司”具体指哪些人，宋代大儒吕祖谦解释道，“有司”指的应该是周勃、陈平等开国功臣，早建太子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孝惠帝继嗣不明之祸”。
我认为吕祖谦的话只说对了一半。
早建太子，公告天下的目的的确是为了明确继承权，避免出现孝惠帝驾崩之后继承人的身份争议。
但做出这个建议的人应该是孝文帝从代国带来的旧班底，而他们要针对的正是以周勃为首的政变功臣。
因为当初周勃等人发动政变清算吕氏的时候，连带将与吕氏关系密切的孝惠帝的庶子们全数铲除，借口正是诬陷他们并非孝惠帝的亲生儿子，而是冒名顶替的“狸猫”。
现在孝文帝刚刚登基便公开宣布建储。这样一来，即便他本人在此后的权力斗争中遭遇不测，太子刘启的血统和身份也绝不会成为政敌大做文章的把柄了。
到了四月，孝文帝做出了第三个重要的决定，发布诏书，提拔自己在代国时期的旧班底全面进入权力中枢。
先前已经担任了卫将军的宋昌被封壮武侯，另外六人官职皆至九卿。
这意味着虽然朝中的三公即左、右丞相和太尉仍然由诸吕政变中的三巨头周勃、陈平和灌婴三人把持，但在九卿当中，代国旧臣已经占据大多数的席位，三巨头有渐被架空的趋势。
废除连坐、确立储君、提拔旧臣，在这三步曲相继完成之后，孝文帝开始正面向周勃等人发起挑战了：
封淮南王舅父赵兼为周阳侯，齐王舅父驷钧为清郭侯。
——《史记·孝文本纪》
根据《史记·吕后本纪》的记载，周勃等功臣在发动政变消灭诸吕之后，曾经就拥立哪位刘姓诸侯王继承大统展开过讨论。
大家最早想到的人选是首先起兵反对诸吕的齐哀王刘襄。
但是因为刘襄的舅舅驷钧是个让功臣们忌惮的狠角色，他们担心齐王即位之后，驷钧会成为像吕氏那样的强势外戚，从而威胁到功臣们的既得权利，所以把齐王否掉了。
也因为类似的原因，淮南王刘长同样没能成为即位人选。
现在孝文帝发布诏书，封爵赵兼和驷钧，这是一个高明的两手策略：
一方面以此向齐王刘襄和淮南王刘长示好，力图与他们结成政治同盟，连手应对政变功臣，避免从前吕氏与功臣和刘姓诸侯两方势力同时为敌的孤立处境;
另一方面，向周勃等政变功臣发出明确的示威信号——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你说不能用的人我就偏要用！
在政治上缺乏敏感的周勃或许没有立刻接收到这个信号，但他身边的人显然看出了其中的危险，于是劝说周勃道：
“君本诛诸吕迎代王，今又矜其功，受上赏，处尊位，祸且及身。”
——《史记·孝文本纪》
面对着孝文帝一系列快、准、狠的组合拳，周勃只能无奈地上表请辞。
于是，在首相的位置上待了不到一年，他便被孝文帝拉下了马。
贬谪贾谊虽然在一年之后，因为陈平的薨逝，周勃又再度回任丞相，但这时他的政治影响力与第一次拜相的时候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主持西汉的文治改革，周勃显然不是适当人选，汉文帝心中真正心仪的公卿辅臣是贾谊。
但是，就在贾谊距离公卿之位仅一步之遥的地方，他与汉文帝却功亏一篑。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就在周勃回任相位的几乎同时，汉文帝颁布了这样一道诏令：
朕闻古者诸侯建国千余岁，各守其地，以时入贡，民不劳苦，上下欢欣，靡有遗徳。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亦无由教驯其民。其令列侯之国，为吏及诏所止者，遣太子。
——《史记·孝文本纪》
这道诏书表面上的意思是：
当时的列侯并不像诸王一样多居住在自己的封国，他们普遍定居在长安。这样一来，侯国的赋税收益只能通过长途运输的方式转输京师以供列侯们享用，这造成了极大的财力与民力的浪费。
为了扭转这种靡费的现状，皇帝要求列侯们原则上都要回到自己的封国去居住，在京担任官职或者皇帝特旨慰留的，可以派遣太子代替之国。
孝文帝颁布这道诏令始于贾谊的建议。
之所以给皇帝提出这个建议，一方面可能有贾谊以农为本、爱惜民力的考虑，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要实现西汉政府的文治改革，必须首先刷新吏治。
在汉文帝即位之初，京官的主体仍然是高祖时代从龙起兵的军功贵族。
这些曾经战功显赫的将军们如果还待在朝中担任要职，那么这个政府的底色就始终只能是军人政府。
要建立文治政府必须重用文官。
这道列侯就国的诏旨一旦颁布，在京赋闲的将军们将从此被排除在京官的行列之外。而现任官职的将军们，一旦老病死亡，他们那些已经去了封国的“军二代”也就很难再回来顶替父辈的职务了。
这样一来，由开国将军们腾出来的空缺将由新晋的文官迅速填补。
这是一道足以让西汉政治版图天翻地覆的诏令，它是要拿整个开国功臣集团开刀，执行起来将会遭遇多大的阻力，可想而知。
但是一向稳健的孝文帝对此似乎缺乏充分的估计和准备，在尚未实现列侯之国的情况下就急不可耐地向群臣提出了这样一个动议：让贾谊升任公卿。
本来列侯之国就是贾谊的建议，这已经使他同整个功臣集团的关系趋于紧张。
现在孝文帝提出让贾谊出任公卿，功臣们当然会认为贾谊建议皇帝颁诏是为了抢夺他们的权力。
于是周勃、灌婴、张相如、冯敬乃至整个功臣集团便联合起来向皇帝施压，把他们的不满发泄在贾谊的身上。
他们说：
“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
——《史记·贾生列传》
自战国以来，洛阳风俗轻薄，惯于经商逐利。所以洛阳学子往往在政坛上表现出强烈的功利心态，其中的典型代表是战国时代以追名逐利而闻名的纵横家苏秦。
现在功臣们说贾谊“洛阳之人，专欲擅权”，显然是认定贾谊撺掇皇帝让列侯之国是出于私心，为自己攫取政治权力。
面对着整个功臣集团的集体施压，孝文帝被迫弃车保帅，将贾谊贬谪出京，担任长沙王太傅，以此来平息功臣们的怒火。
可以说，正是因为孝文帝爱才心切，急于提拔，才让贾谊成为众矢之的，造成了他仕途上的最大挫折。
贬谪贾谊，是周勃领衔的功臣集团组织的一场对孝文帝文治改革的狙击战，虽然在这场激烈的博弈中周勃成功地放逐了贾谊，但是他和孝文帝之间从此就结下了深深的梁子。
就在贾谊被贬出京之后不久，前元三年十一月，孝文帝下达诏令：
前日计遣列侯之国，或辞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为朕率列侯之国。
——《史记·孝文本纪》
本来上年度列侯之国的诏令规定的是不在朝担任官职的在京列侯之国，现在却要让正担任丞相的绛侯周勃率先之国以为表率，这份诏书明摆着就是冲周勃来的，目的是要罢免周勃，报复他之前率领功臣逼迫皇帝贬谪贾谊的行为。
于是，第二次出任宰相之后仅仅十个月，周勃就再度罢相，回到了封国，这时他自己也清楚和孝文帝之间的矛盾已经很难缓和。
因此每当河东官吏巡行绛县，周勃就像惊弓之鸟一样，常常被甲执兵，生怕被朝廷诛杀。
但是他和家人们总是全副武装地接待地方官员，这实在是愚蠢地授人以柄。
果然，朝廷很快就收到了有关周勃谋反的举报，周勃随即被逮赴廷尉进行拷问。
用彼之计，还施彼身。
当初周勃诬陷诸吕谋反，现在这一招转被用在了他自己身上，这可算是绝大的讽刺了。
关于周勃谋反这件事儿，连孝文帝的母亲薄太后都不相信。
在文帝请安的时候，质朴的老太太顺手抓起一张头巾愤怒地掷向儿子，骂他说：“当初周勃手握皇帝印玺，掌管北军的时候都没谋反，现在住在一个河东小县城，反倒谋反了？！”
面对着太后的愤怒，揣着明白装胡涂的孝文帝也只是冷冷地说：“司法部门审查之后就会放他出来的。”
周勃可能不会想到，在他身陷囹圄的时候，直言进谏，请求皇帝尊礼大臣的人正是他当初中伤过的贾谊。
和深陷在愤怒与仇恨之中的孝文帝不同，贾谊是一个思维冷静、极有风度的人。
他之所以要上书请求孝文帝尊礼大臣，是因为在贾谊的观念中，要建设一个文明而廉洁的文治政府，必须培养大臣们的职业荣誉感和自豪感。
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自觉地维护自己的身份和体统，抗拒蝇营狗苟的政治恶行。而要教化大臣，皇帝和朝廷必得先拿出足够的尊重，不能像牛马那样奴役驱使他们。
正是为了实现文治更化的远大理想，贾谊放下了孝文帝放不下的私人恩怨。
虽然孝文帝与贾谊分属君臣，但从思想境界上说，仁智兼修的贾谊已经超越了尘俗的爱憎，他绝对是那个时代堪为帝师的第一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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