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中的槽门就是指大门吗（为什么在底层群众中很有市场）

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期，四大门信仰的普遍程度相当惊人，在整个调查里，居然没有受访者否认过四大门仙家的真实存在。只要人们都相信，四大门就成了一种社会现实，具有实际功能了，下面，我们就来说四大门信仰有哪些具体社会功能。

和仙家联系最紧密的人是香头，我们前面说了，香头就是被仙家们附体的人，名义上是仙家的弟子。在调查中，香头们都说自己不是自愿的，而是被仙家选中之后拿法，忍受不了折磨才被迫同意的。香头顶仙前，要完成一系列复杂的拜师仪式。新来的仙家，要和其他设坛的仙家确立师徒关系，新香头也要和老香头论资排辈。这类拜师规则，其实是加入一个行会，如果没有这种行业资格认证，就要被同行排斥。现代宗教研究，将香头这种角色称为恶灵信仰中的灵媒。英国人类学家李维在研究了非洲部族宗教之后总结，在阶级严明的男权社会，充当灵媒的主要是两类人，结过婚的女人和社会地位低下的男人，他们通过这种方式，获取更高的社会地位，向过去欺压他们的人进行抗争。

香头也符合这种描述。民间认为，只有身心残疾，或者上辈子不积德、这辈子没福气的人，才会去当香头。这两类人的社会地位当然就很低。成为香头以后，他们的生活会发生实质改变：女香头赚来的香资，让她们在家庭里的地位变高了，很多人的丈夫还会反过来给她们当助手；对男性香头，人们虽然暗中轻视，但因为害怕仙家的法力，当面都要尊称他们为先生。出名的香头，社会地位更特殊，连达官贵人都会登门求助。另外，由于四大门亦正亦邪的宗教界黑社会身份，也就成了强盗、妓女、流民这些边缘人群的保护神，他们相信，仙家能对抗官府势力，能回应他们的一些非法要求。早年的戏班，后台也都普遍供奉四大门、五大仙。

我们可以把仙坛理解成区域性很强的民间信仰便利店，坛仙势力范围的大小和名气大小有关。人们向仙家所求助的，都是像家里人被鬼物迷住、丢了东西，或者保佑新生儿没病没灾之类的请求，大多是身处社会底层的人们没法通过其他渠道解决的私密问题。

在各种仙家业务里，最主要的是看病。你可能要问了，民国时北京郊县并不偏远，为什么非得找仙家治病？按照当时人们的认知，病有两类，一类是病源明确的疾病，可以去医院；还有一类疑难杂症属于所谓“虚病”，是由撞邪、丢魂、阴气太盛之类原因引起的，这就必须得请仙家出马了。而且，很多人相信仙家比西医西药更管用，在农村妇女眼里，打针和化验倒更像妖术邪法。而且，去仙坛上香的花费远低于正规医院，同样的病，医院门诊和药费一般是大洋四五角，仙坛只要一两角。

用今天的视角来看，疾病里有一大类是自限性疾病，也就是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依靠免疫力逐渐痊愈的病，仙家所提供的，应该是自限性疾病的安慰剂。然而，事情也可能不这么简单，当时农民辨别真伪的能力，不见得真比今天的城市人低，所以不能简单认定他们信仰四大门就是完全由于无知。比如说，在今天的医疗中，也需要心理干预和安慰剂。对于民众来说，给四大门仙家烧香，代价更小，暗示效果却更强。而且仙家能提供的服务，也远远比治病更复杂更微妙。乡民们相信，法力大的仙家，有本事给生命垂危的人从阴间借来寿命。仙家会很聪明地强调，究竟管用不管用，具体要看本人是否积德。不管哪一种结果，家属都会有“该用的办法，我们都已经用了”的自我安慰；对外呢，邻居们知道他们真心尽孝，可以获得道德上的认可。

很多现实中难以处理的纠纷，也能在仙坛上妥善解决。有一个人嫌弃自己的儿子斜眼、属相不好，强迫妻子扔掉他，亲戚们都没法调解，香头降神教训了这人一顿以后，他就从此喜欢这个儿子了。我们可以猜一下啊：旧社会是很看重儿子的，这个男人想扔掉儿子的真正原因，可能是担心他命硬克自己，更可能的，是怀疑这个孩子不是亲生的，不管哪种原因，在旧社会都没法证实或证伪的，只有靠大家都信奉的神道出来发话，才能打消他的顾虑。你看，这个宗教便利店，真是不可替代的。

民众的诉求很明确，对结果是否满意会立即体现在香火上。仙坛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不灵验就会很快被拆除，想要维系香火，仙家们也得提高自己的服务水平。当时专业化程度之高，我们今天都很难想象：一个仙坛上寄居的，不是一个仙家，而是一个庞大家族，规模较大的仙坛有狐仙一百多个，治病分内外科和专科，有专治眼睛的，有专治身上长疙瘩的，还有专管抓药的，分工比很多诊所都要明细。

因为民间信仰能满足广泛的社会需求，所以具有顽强的生存和变通能力。比如，按照我的直观观察，在东北的很多小城镇和农村，四大门信仰仍然很常见。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认为，民间信仰其实与社会是否稳定、经济发达与否、政治控制力强弱这些因素的关系都不大，它是一种个人化、底层化的社会互动现象，会一直存续下去。

题外话：读书可以扩充我们知识边界，获得更多看问题的视角，但盲从是要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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