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禹，姓姒，名文命 （也有禹便是名的说法），字（高）密。史称大禹、帝禹，为夏后氏首领、夏朝开国君王。禹是黄帝的玄孙、颛顼的孙子。其父名鲧，被帝尧封于崇，为伯爵，世称“崇伯鲧”或“崇伯”，其母为有莘氏之女脩己。
相传，禹治理黄河有功 ，受舜禅让而继承帝位。在诸侯的拥戴下，禹王正式即位，以安邑为都城，国号夏。并分封丹朱于唐，分封商均于虞。
禹是夏朝的第一位天子，因此后人也称他为夏禹。他是中国古代传说时代与尧、舜齐名的贤圣帝王，他最卓著的功绩，就是历来被传颂的治理滔天洪水，又划定中国版图为九州 。后人称他为大禹。 帝尧时，中原洪水泛滥造成水患灾祸，百姓愁苦不堪。帝尧命令鲧治水，鲧受命治理洪水水患，鲧用障水法，也就是在岸边设置河堤，但水却越淹越高，历时九年未能平息洪水灾祸 。接着禹被任命为司空，继任治水之事。禹治水三过家门不入, 正是他劳心劳力治水的最好证明。
禹立即与益和后稷一起，召集百姓前来协助，他视察河道，并检讨鲧治水失败的原因。禹总结了其父亲治水失败的教训，改革治水方法以疏导河川治水为主导，利用水向低处流的自然趋势，疏通了九河 。治水期间，禹翻山越岭，淌河过川，拿着测量仪器工具，从西向东，一路测度地形的高低，树立标杆，规划水道。他带领治水的民工，走遍各地，根据标杆，逢山开山，遇洼筑堤，以疏通水道，引洪水入海。禹为了治水，费尽脑筋，不怕劳苦，也不敢休息 。他亲自率领老百姓风餐露宿，过家门而不入，整天在泥水里疏通河道，把平地的积水导入江河，再引入海洋。经过13年治理，终于取得成功，消除了中原洪水泛滥的灾祸 。因为治洪水有功，人们为表达对禹的感激之情，尊称他为“大禹”，即“伟大的禹”。
在治水的过程中，禹走遍天下，对各地的地形、习俗、物产等皆了如指掌。禹以安邑为中心将天下规划为九个州，并制定了各州的贡物品种 。帝夏禹王还规定：天子帝畿以外五百里的地区叫甸服，再外五百里叫侯服，再外五百里叫绥服，再外五百里叫要服，再外五百里叫荒服。甸、侯、绥三服，进纳不同的物品或负担不同的劳务。要服，不纳物服役，只要求接受管教、遵守法制政令。荒服，则根据其习俗进行管理，不强制推行中央朝廷政教。
帝舜在位三十三年时，正式把天子位禅让给禹。十七年以后，舜在南巡中逝世 。在诸侯的拥戴下，禹正式即王位，居住在安邑，国号夏 。定历为夏历，以建寅之月为正月。《说苑》记载大禹“卑小宫室，损薄饮食，土阶三等，衣裳细布。”
二、嫘祖。相传是山西夏县尉郭乡西阴村人。《史记·五帝纪》记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西陵即今夏县尉郭乡西阴村。
当时西阴一带是一片浓郁的桑林，人们还不会织布、做衣，夏缠树叶，冬披兽皮。嫘祖想解决人们的穿衣问题，开始用草皮，继而用树皮捻线，后来发现桑树上的野生蚕吐丝又细又结实，便开始在家养蚕。她把蚕茧煮熟后套在木棍上，用手撕着捻线，后来称作丝（撕）线。嫘祖又受到蜘蛛网的启发，就把丝织成锦帛，后来称绸。又从河里的梭鱼得到启示，做成缠丝的工具，后人叫梭子。从此人们便开始穿上用锦帛做的衣服，结束了以树叶兽皮为衣的时代。后世为了纪念嫘祖对人类的贡献，尊称她为“先蚕娘娘”。在西阴村南曾建有“先蚕娘娘庙”，庙内塑有“先蚕娘娘像”。
黄帝打败了蚩尤，便在帐前大摆宴席，犒劳三军，许多将领和百姓都送来各式各样的宝物。西陵氏嫘祖和她进献的蚕丝一下吸引住了黄帝。黄帝望着这洁白的蚕丝，看着如花似玉的嫘祖，心中十分爱慕，就向嫘祖的爹爹求婚。嫘祖爹爹十分高兴，当场就答应了的婚事。
从此，中国的养蚕事业就在嫘祖的大力推广到了全国。嫘祖的故乡——西阴村，也就成了植桑养蚕的发源地。
三、夏启，也称夏启、帝启、夏后启，安邑（今山西运城夏县）人，他是禹的儿子，夏朝的第二任君王。其母是涂山氏族的女子。儿子至少有五人，其中有太康及中康。根据《竹书纪年》，帝夏启王在位39年，约78岁驾崩。
启在禹死后，取代伯益继位。此后，又通过甘之战，击败强有力的有扈氏，消除了华夏族内的反对势力。但同时，夏启也“荒于音乐和饮食”。 在位晚期，发生了武观之乱，以至政局动荡。他一生四处征战，最终病死，葬于安邑附近。武则天改国号周时，追尊启为齐圣皇帝。
四、巫咸，夏县东巫咸山是巫咸的祖居地。
《吕氏 春秋·勿躬》：“巫彭作医，巫咸作筮。”《楚辞》记有“巫咸将夕降兮”。王逸注为“巫咸，古神巫也”。巫咸，据《尚书》《列子》等史料记载，乃安邑（今夏县）人氏。相传他是鼓的发明者，也是用筮占卜的创始者，又是占星家，被誉为中国第一个天文学家。其子巫贤，在太戊帝孙子祖乙继位后，接父之仼为宰相，故亦有贤臣之誉。据传，巫贤是最早一位确定一年中新旧交接时间点的人，即是他确定了“除夕”与“春节”交接点时间，也是他制定了第一个《万年历》。巫贤功高德勋，高寿而终，享年一百，成为“日月寿星”，故又号称“万年”。后来，民间也把过“春节”称做“过年”，每每过年之时，屋里挂上“万年寿星图”，即巫贤画像，象征新岁添寿，寿星保佑，万寿无疆。
在古代，巫是一个崇高的职业。相传黄帝出战时，要请巫咸作筮。唐尧时臣，“以鸿术为尧之医，能祝延人之福，愈人之病，祝树树枯，祝鸟鸟坠”。《尚书》记载，巫咸是商太戊帝身边的一位贤臣。他的儿子巫贤，在太戊帝孙子祖乙登基后，任宰相，也有贤臣之誉。而甲骨文中有咸戊。故有学者认为巫咸或即商王太戊之大臣。关于巫咸其人，还有其它传说。例如，传说他是鼓的发明者；据说他是用筮（一种草）占卜的创始人；也有传说他测定过恒星，是个占星家，被视为中国最早的天文学家。巫贤据《书·君奭》云：“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可知巫贤是商王祖乙时期担任上帝与商王之间媒介任务的大巫。商王朝时，担任上帝与下帝(商王)之间媒介任务的，除了巫，还有卜、史、祝。这些人势力很大。国家政事大小，都要征得他们的同意。如果他们不同意，即使其它统治者同意了，事情还是不好办。这是因为他们要卜问的至上神──天的权力太大，它可以支配人世间的一切。
五、介子推，重耳(献公子)微臣，后人尊为介子，
周代晋国大臣，夏县裴介村人。相传，寒食起源于晋文公火烧介子推的故事 介子推的出身事迹见诸文献的极少。春秋时候，晋国发生内乱，晋献公宠幸骊姬，欲废掉太子申生，改立骊姬女士之子奚齐为太子，由是引发一系列变乱。太子申生被骊姬女士陷害致死；公子夷吾和重耳畏惧逃亡，重耳避难奔狄，随行贤士五人，即：狐偃、赵衰、魏武子、司空季子及介子推，又有“赵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贾佗；先轸；魏武子”之说。介子推即是其中之一。介子推随重耳在外逃亡19年。风餐露宿，饥寒交迫，备尝“险阻艰难”。重耳最终能返回晋国，立为晋君，介子推也尽了犬马之劳。 早年重耳出亡时，先是父亲献公追杀，后是兄弟惠公追杀。重耳经常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据《韩诗外传》，有一年逃到卫国，一个叫做头须(一作里凫须)的随从偷光了重耳的资粮，逃入深山。重耳无粮，饥饿难当向田夫乞讨，可不但没要来饭，反被农夫们用土块当成饭戏虐了一番。后来重耳都快饿晕过去了，为了让重耳活命，介子推到山沟里，把腿上的 肉割了一块，与采摘来的野菜同煮成汤给重耳。当重耳吃后知道是介子推腿上的肉时，重耳大受感动，声称有朝一日做了君王，要好好报答介子推。在重耳落难之时，介子推能如此肝脑涂地，忠心耿耿，实属难能可贵。 十九年的逃亡生涯结束后，重耳先生一下子由逃亡者变成了晋文公 介子推无视狐偃等人的夹辅之力是错误的，但其中丝毫没有对晋文公的怨恨；没有对功名利禄的艳羡。有的却是对狐偃，壶叔等追逐荣华富贵的鄙夷。介子推隐居绵山，成了一名不食君禄的隐士。 《吕氏春秋》云，介子推不肯受赏，曾赋诗一首，“有龙于飞，周遍天下。五蛇从之，为之丞辅，龙反其乡，得其处所，四蛇从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桥死于中野。”邻居解张为子推不平，夜里写了封书信挂到城门上。晋文公看到这首诗后，后悔自己忘恩负义，赶紧派人召介子推受封，才知道他已隐入绵山。晋文公便亲带广众人马 前往绵山寻访。谁知那绵山蜿蜒数十里，重峦叠嶂，谷深林密，竟无法可寻。晋文公求人心切，就下令三面烧山。没料到大火烧了三天，介子推的影子也没见。晋文公叫人在山前山后放火，周围绵延数里，火势三日才熄，介子推终究没有出来。后来有人在一棵枯柳树下发现了母子的尸骨，晋文公悲痛万分，将一段烧焦的柳木，带回宫中做了一双木屐，每天望着它叹道：“悲哉足下。”此后，“足下”成为下级对上级或同辈之间相互尊敬的称呼，据说就是来源于此。又命人葬之于绵山，秦二世时迁葬于故里裴介村。并改绵山为介山，以警戒自己的过错。将一山岗定为介子推名义上的封地——介公岭，将介子推母子隐居的岩洞改建成介公祠，并立“介庙”于绵山脚下柏沟村南的柏树林之中，又命将定阳县改名为介休县寒食节在清明节前二日，冬至以后一百零五日，这一天要禁火，从上到下只吃瓜果点心一类冷食。民间普遍认为寒食起源于晋文公火烧介子推的故事。人们为了纪念介子推，就在那个月不生明火，吃饭也吃冷的食物。后来一个月渐渐减少到清明节的前一天，即为“寒食节” 传说文公为哀悼介子推，下令全国介子推被焚的三月五日为火禁日，禁止烟火，禁食寒食，并从此形成了中国古代一个著名的节日“寒食节。
六、魏文侯（前472年―前396年），姬姓魏氏，名斯，一名都，安邑人，魏桓子之孙。战国时期魏国开国君主。公元前445年即位。公元前403年，韩、赵、魏，被周威烈王正式承认为诸侯，成为封建国家。
魏文侯在位时礼贤下士，师事儒门子弟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人，任用李悝、翟璜为相，乐羊、吴起等为将。这些出身于小贵族或平民的士开始在政治、军事方面发挥其作用，标志着世族政治开始为官僚政治所代替。
魏文侯是魏武侯的父亲，魏国百年霸业的开创者。魏文侯在战国七雄中首先实行变法，改革政治，奖励耕战，兴修水利，发展封建经济，后来的秦国孝公和商鞅变法都是以魏国为蓝本的。
在战国时代，魏国西有秦韩，南有楚，北有赵，东有齐，地处中央，易攻难守。忧患的环境和勃勃雄心使魏文侯成为战国最早推行变法图强的君主。他用李悝、翟璜为相，改革弊政；用乐羊、吴起等为将，攻掠中山国、秦国、楚国；以李悝教授法经，依法治国，魏国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旺盛生机。
战国二百余年历史中，魏国是最先强盛而称雄的国家。文侯在位50年，选贤任能，内修德政，外治武功，向西攻占了秦国河西地区，向北越过赵国，伐灭中山国，向东打败齐国大军。 公元前403年，魏与赵韩一起被名义尚存的周天子正式封为诸侯。后世史家著书无不称赞魏文侯之贤。魏文侯任用西门豹、子夏、翟璜、魏成等人，富国强兵，开拓大片疆土，使魏国一跃为中原的霸主。
七、阳城（753-805），字亢宗，原为定州北平人，迁居陕州夏县。他从小聪慧好学。但是，由于家境贫寒，无钱买书，恳求为集贤院当差僮，借此机会刻苦读书，遂精通经史。建中四年（783）进士，官拜左谏议大夫。阳城为人谦恭简素，又疾恶如仇。其时裴延龄为相，挤走名相陆贽，文武百官敢怒不敢言。阳城冒死上奏，弹劾裴延龄，为陆贽主持公道。德宗大怒，将阳城贬为道州刺史。
阳城到道州后，在刺史任上做了大量有利于道州人民的事，尤为道州历史上最有名的刺史之一。其中，可圈可点并口碑相传者有三，即封五龙侯，罢矮奴贡，自囚入狱。
相传阳城风雨兼程，跋山涉水，赴任道州，稍事休息后，便微服私访。此后，演出了立“五侯庙”的好戏。
阳城把部属和地方知名人士信使到县衙大堂。和颜悦色地问：“列位知道道州城附近有个叫五老山的地方吗？”这个地方，大家本来就很熟悉，于是点头说是。阳城接着说：“我从陕州来上任，路过襄阳时，有五个老人迎候道旁。他们个个慈眉善目，鹤发童颜。我连忙下马施礼：‘老先生有何见教？’那五个老人说：‘我们是道州人，家住五老山下，云游四方，不期在此拜会使君，深感荣幸。’我一听是道州来的，也十分高兴，连忙请他们赐教。五个老人齐声说：‘记得太宗皇帝说过，民犹水也，可以载舟，可以覆舟。自古以来，爱民者民亦爱之。’我感到老人可敬可爱，随取五匹彩绢分赠给他们，拜辞而别。今天，我想同大家一道，到五老山去看一下他们的家。”大家欣然同往。
不久，大家来到一处地方。这里丘陵起伏，山塘错落，杂树生花，风景秀丽，却四野茫茫，并无人烟，耳边听不到鸡犬之声。阳城笑问：“这是什么地方？”大家齐声说道：“这就是大人所说的五老山。”阳城说：“这里杳无人烟，那五位老人家住何处？”众人道：“老者想是谎言。这里从来就是无人居住的荒凉之处。”阳城道：“他们都是忠厚老者，不可能说谎。你们要仔细查访一下。”于是，众人连忙四处查访寻找，终于有人回禀在五龙井边的草丛中发现了五匹彩绢。阳城接到手上一看，喜形于色，对大家说道：“这五匹彩绢，正是我在襄阳赠给五位老者的。原来，这五龙井正是他们的家。”大家听后，精神为之一振，连声附和：“天哪！五位老人正是五龙井的龙。不然，井边哪会拱出五匹彩绢？大人您真是神人！”众人于是一齐拜倒在地。阳城把大家扶起来，说：“既然是龙王显灵，我们一定要好好记住他们的话，把道州治理好。这五条龙，我要封他们为侯，立庙祭祀。”后来，这里建起了一座金碧辉煌的五侯庙。庙宇一直保存到20世纪80年代末。可惜的是，当地人为了兴建五侯学校，将这座庙宇拆毁了。好在今之道县富塘乡还有一个小村叫五侯庙村，可以印证这段历史传说。
阳城刺史任上，坚持以民为本，廉洁自律，赏善罚恶，与治内人民有着良好的关系。对此，《唐书·列传》多有记载：“阳城……徙陕州为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宜赏赏之，宜罚罚之，不以薄书介意。月俸取足，则官收其余，日炊米二斗，鱼一大鬻，置瓯杓道上，人共食之。前刺史从罪下狱，吏有幸于刺史者，拾不法事告城欲自脱，城辄棒杀之。”然而，最值得称颂的是，阳城奏请朝廷废止了矮奴贡，为道州人民免除了一个最不能容忍的苛政。
所谓矮奴贡，就是要向朝廷进贡矮奴。这里所说的矮，实际上就是侏儒。相传这一苛政始于隋炀帝。当其时，炀帝下诏，要各地进贡太监。永阳（今道县）进献了一个矮小伶俐、能言善辩的秀才王义，深得炀帝宠爱，常常把他带在身边戏弄玩乐。后来，进贡矮奴成为定制。唐时称为“任土贡”，规定道州岁贡一人。这种惨无人道的进贡，对于道州人民来说，确实是一种不堪忍受的侵扰和勒索。为了完成进贡任务，甚至出现了将婴儿从小放进特制的坛缸内，限制其生长发育，使之成为畸形的侏儒，从而满足朝廷的需要。
阳城上任后，了解到这种苛政亵渎人，不尊重人，且劳民伤财，导致很多人的生离死别。为此，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不仅不进贡侏儒，而且上书皇上：“臣按《六典》之书，任土贡，贡有不贡无。道州水土所出，只有矮民，无矮奴……州民尽短，若以贡，不知何者可贡？”因此，阳城要求皇上废除这项苛政。皇帝看了他的奏章后，认为他说的很有道理，从而将这项伤天理、灭人性的虐政予以废除。当道州人民得知这一重大消息后，大家扶老携幼、奔走相告。那种兴奋与感激之情可想而知。他们不仅当时感铭肺腑，还深怕时间一久，忘记了这位为民做主的好官，于是生下男孩，都用“阳”作名字，让崇敬之情世代相传。
阳城罢矮奴贡的壮举，当时在朝廷上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些有识之士，纷纷传颂阳城的爱民精神。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还专门写了一首《道州民》咏颂其事：
道州民，多侏儒，长者不过三尺余。市作矮奴常进俸，号为道州任土贡。任土贡，宁若斯？不闻使人生别离，老翁哭孙母哭儿。一自阳城来守郡，不进矮奴频召问。城云：“臣按《六典》书，任土贡有不贡无。道州水土所生者，只有矮民无矮奴。”吾君感斯玺书下，岁贡矮奴宜悉罢。道州民，老者少者何欣欣。父兄子弟始相保，从此得做良人身。道州民，民到而今受其赐，欲说使君先下泪。仍恐狲忘使君，生男多以阳为字。
唐代大文学家韩愈也写了一篇《送何坚序》，赞赏阳城的壮举。何坚为道州人，长通经史与百家之说，官国子监司籍，因不附宦官而退隐家乡。韩愈在《送何坚序》中说：“道州守阳公（指阳城）贤也……吾闻鸟有凤者……”将阳城比作鸟中之凤。韩愈还勉励何坚，“倡其州父老子弟，服阳公之令”。倡导州民成为有道之士，希望道州“鸟鸣而凤翔”。
阳城罢矮奴贡是他治理道州的不朽杰作，表现了他对道州人民的赤子之心。正因为如此，阳城的这一壮举加载了史册。
当朝廷来考察州官的政绩时，阳城自己承认安抚百姓心系劳苦，催收赋税不力，政绩为下等的下等。观察使派判官来道州督税，见阳城不来迎接而感到奇怪，于是问州署的属员。这些属员说：“阳刺史以为有罪，自己坐到牢房去了。”判官惊慌地问阳城：“你哪里有什么罪？我是奉观察使之命来向您问安罢了。”但阳城仍然不敢回衙门。判官只好另做打算。阳城考虑再三，感到还是不回衙门好，于是带着家眷，弃官逃走了。
阳城此举，并不是什么幽默。阳城身为朝廷命官，安抚百姓心系劳苦，这是理所应当的。而作为地方官员，督催赋税不力，完不成朝廷分派的赋税任务，当然也是自己的失职。由于当时百姓生活极其艰苦，在安抚百姓与督催赋税二者之间的抉择中，阳城选择了前者。但是这样自己就称不上一个称职的朝廷官员。为此，他在尊严与痛苦中挣扎。当上级派人来督查赋税时，阳城别无选择，只好自囚入狱。上级判官虽然解释是受观察使派遣，前来看望阳城的，然而阳城还是感到不好向上级交待，只好携家弃官而逃。这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我们可以从中看到阳城的浩然之气和无奈之情。阳城离开道州后，从此隐居不仕。唐顺宗继位，闻知阳城贤能，下诏阳城回京任职，但阳城已经去世，只好封赠他为左散骑常侍。阳城死后，被人尊为“ 福神 ”。
八、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10月11日），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省夏县）人 ，世称涑水先生 。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自称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之后代。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进士及第，累迁龙图阁直学士。宋神宗时，反对王安石变法，离开朝廷十五年，主持编纂了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官至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元祐元年（1086年），去世，追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名列“元祐党人”，配享宋哲宗庙廷，图形昭勋阁；从祀于孔庙，称“先儒司马子”；从祀历代帝王庙。
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奋。以“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自诩，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生平著作甚多，主要《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稽古录》、《涑水记闻》、《潜虚》等。
九、嘉康杰（1890年—1939年11月18日），又名寄尘，山西运城夏县胡张乡其毋村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两次留学日本。嘉康杰被刘少奇称赞为河东“群众领袖”。
先后担任中共河东特委组织部长、河东中心县委书记、中共晋豫特委、中条地委委员、军事部长，晋豫边区八路军抗日游击支队后勤供给部部长兼第六大队政治部主任、第七大队大队长等职；嘉康杰是中共“七大”候补代表。
1939年11月18日，在返回中条地委驻地的路上，嘉康杰遭到国民党特务暗杀，不幸牺牲，时年49岁.
十、康俊仁（1908--1944），山西省夏县人，八路军太岳第五军分区司令员。
康俊仁从小性格刚毅，抑强扶弱，爱抱打不平，深得乡亲们拥戴。遇到什么难事，大家都乐意找他拿个主意。1937年七七事变后，时任周村村长的康俊仁，耳闻日军杀人放火的暴行，义愤填膺。在共产党干部金长庚的指示下，他经常以村长的身份作掩护，进入县城为党刺探情报。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山西形势急转直下。到1938年初，临汾、安邑、运城相继沦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武装在敌占区揭竿而起。同年康俊仁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康俊仁担任周村党支部书记兼村长，村里政治气氛空前活跃。面对日军经常到周村骚扰百姓，奸污妇女，抢劫财物和汉奸横行乡里祸害百姓的残暴行径，康俊仁再也忍不住了。他想只有建立地方武装，才能保护百姓。当他把自己的想法向上级党组织汇报后，中共夏县县委书记宁毓俊指示他参加当时在夏县有千余人的一支由冯虎林领导的游击队，并伺机做冯的工作，争取这支队伍能够成为革命力量。
康俊仁参加游击队伍后，和游击队员们先后在夏县尉郭、中卫等地重创日军。战斗中，他足智多谋，英勇奋战，不久便被提升为夏县第二中队中队长。
1941年初，日军发动中条山会战，击溃了号称20万人的国民党军，并在沿中条山一带构筑碉堡，派驻民团，严加把守。抗日游击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康俊仁为了鼓舞部队的士气，撕破敌人的罗网，第二中队于3月23日晚上包围了山底、小王、陈村三处民团，在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持下，一 未发，就使敌人全部做了俘虏，收缴 30多支，收编归降人员30多名。游击队的名声也因此大振。
康俊仁所在的冯虎林游击队不断壮大，且时常重创日伪军，引起了日伪的注意，同时也被国民党特务率二中队盯上了。当时地方实力派特务头子贾真一，打着自己所谓的“野战军”招牌，不断派人以高官厚禄进行了拉拢。当冯虎林牺牲后，其部属王文海便接受了贾部的收编。但是，由于王文海同中国共产党人接触较多，比较倾向革命，被贾真一察觉后，假借点验发饷之名，将王文海部集中到闻喜县上、下横榆村全部交了械，并当场杀害了王文海。当时康俊仁得到地下党的指示，没有率二中队随大队前往，故得以全部保留下来。
针对这一突然变化，中共条西地委于1941年5月23日研究决定，以康俊仁第二中队为基础，成立自己的抗日武装——夏县抗日游击队康大队。由于康俊仁的影响，被编入贾真一部的许多游击队员陆续逃跑回来，加入康大队。康大队首先击毙了作恶多端的土匪头子张树森，收缴长 29支，收编其残部30多人。同年7月，康俊仁率领30多名精兵，在夏县郭道村以北的黄洛渠两岸伏击护送从太岳“扫荡”掠夺来的物资的五六名日军和部分伪军，不到半小时即结束了战斗，全歼敌人，共缴获 5支，掷弹筒1个，骡马49匹以及军毯、军装、香烟、食品等大量物资。这是康俊仁游击大队成立后，首次同日寇直接交战并获全胜。从而大大鼓舞了这支新生游击队的士气。仅两个月时间，康大队就发展成一支拥有近千人的武装力量。游击队员们利用天时地利人和及地理位置熟悉的优势，白天藏起 敢拿起农具是农民，黑夜则拿起刀 杀汉奸，打日本，除恶霸，穷苦百姓无不拍手称快。日伪军似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对康大队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恨不能把康大队一网打尽，方解心头之恨。
1941年8月2日，日军调动两万多兵力，由铁路沿线开始，东至闻喜，西至运城安邑，南至夏县中条山一带，采用木梳战术，妄图一举全歼康大队。康俊仁闻讯后，立即命令各中队化整为零分散行动。避实就虚，各自为战，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以确保游击队力量。这期间，因敌强我弱，康大队一度损失严重。而日军满以为康大队已被基本摧毁，便松懈起来。康俊仁抓住机会，在条西地委的正确领导下，认真分析形势，总结了经验教训，决定重整旗鼓。他一面召集隐蔽的战士归队，一面上山搜寻国民党溃军丢失的武器弹药，在很短的时间里，康大队又活跃在中条山一带。
1941年底，条西地委决定整编部队，加强正规训练，扩大游击区，建立根据地，把康大队改编为康俊仁抗日游击支队，康俊仁任支队长，地委书记柴泽民化名李敏之兼任副支队长。
5月28日，康俊仁受命率部攻占日军在楼底村的警备炮楼。他利用夜深人静，带直属队百余人，摸进敌营，在警备队长赵雷生的接应下，一 未发，就将30多名敌人全部抓获，收缴机 41支， 18支，掷弹筒1枚。
7月21日，国民党特务贾真一部属李永贵率领300多人，突然进驻康支队活动区——苏庄、洋桥一带，骚扰百姓，掠夺民财，康俊仁火速通知所属大队，于当天晚上就集中700多人，从东、南、西，三面包围了李永贵匪部。从拂晓开始，激战一小时，全歼贾匪李永贵部。重创了贾真一地方日伪恶势力。此后一段时间，日伪军再也不敢轻举妄动，穷苦百姓安居乐业。康俊仁抓住时机，将部属各大队轮流调往中条山进行军事、政治素质训练，以提高部队的素质。经过休整，康支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斗志旺盛，求战心切。康俊仁决定部队攻打贾真一匪部，除暴安良。他采取集中优势兵力，远距离分进合击，避强打弱，各个击破的战术，连续两天一夜的激战，贾部主力800余人即被击溃，使游击区范围扩大，人民群众免受那些不思抗日、专坑百姓的“司令”、“队长”们的搅扰、压迫。人们更加拥戴康支队，许多热血男儿纷纷加入到康支队的行列中来。
康支队发展很快，迅速成为中条山地区党领导下的主要武装力量。太岳区党委，太岳军区决定，在条西成立太岳第五军分区，由康俊仁任司令员，柴泽民兼任政委。
康支队迅速扩大，对日伪军构成很大威胁。1943年12月上旬，日军集中万余兵力，分4路对中条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康俊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采取集中优势兵力，避开日军大部队，消灭日军有生力量，最后各个击破的原则，守住了阵地，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
12月下旬，日军又调集两万多兵力，同贾真一残部配合，大举“扫荡”根据地。康俊仁精心安排，周密布署，身先士卒，带领所属军民浴血奋战，又一次击退了日伪军的大规模进攻。为了重挫日军，取得更大的胜利，1944年元月22日，康俊仁决定亲自深入敌战区侦察情况，同志们考虑到太危险，一再阻拦，但他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做不到知己知彼，怎么能有把握指挥全军打胜仗。”不幸的是，康俊仁一行侦察完敌情，返至李家坪司令部时，因他身穿日军服装带着指挥刀，被哨兵误击，当即牺牲，时年3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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