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重阳lp
“蚂蚱吃了庄稼就变成了人，人造反就成了蚂蚱。”
2012年，在《一九四二》上映前三个月的时候，很多影城贴了它的海报，发行方做票房数据表时内部统一了一些说法，发片的、写稿的都有些胆战心惊，因为在当年一众都市爱情和拳脚相加的时节里，这部显然有些“晦气”的电影多少有些不合时宜。
但那年一位同事在深夜做完排片表后跟我说了一句话：
“看完这部电影，吃饭的时候真香！”
我倒还好，只是当年因为要观影做宣发计划看了好几遍，张涵予饰演的安神父，成了我印象中先是嬉笑后是敬畏的人物。
他坚定信仰，对茫然无措的灾民们说：
“他为啥这般下场嘞？因为他不信主！”
可当安神父自信满满誓要做当年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的摩西后，那些悲惨和无力也在击溃他的信仰。
于是，安神父一脸菜色地走进修道院向主教提出质疑：
“是不是世上发生的一切都是主的旨意？灾难不是主的旨意，是恶魔的诅咒！”
这句疑问来自于他一路的所见所闻，饿殍遍野、卖儿卖女。
影片开场的独白细述了在一九四二年世界上发生的几件大事，还包括了领袖们的感冒。最后“我”慎重而小心地说：
“那年，家乡发生了一场旱灾。”
一
三升小米打龟孙
《一九四二》有两条线索，一条以官场应对灾难作为主线的衬托，一条则是以灾民一路逃难的故事作为全片的主要情节。前者恰到好处的、以“高高在上”的姿态讲述了“指点江山”的“大局观”，似乎如此看来更能让人理解在一场饥荒中为什么大家都活得如此艰难。
大灾遇到大战，主战场位于河南。
国军将士在拼死抵抗，有人说：“你们的军粮我可以免，但我的兵要吃饭，不吃饭怎么打鬼子？你们要顾全大局。没有国哪儿来的家？！”
于是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李雪健 饰）跑到重庆找蒋委员长（陈道明 饰），来了没说一句话，却先听到陈布雷（段奕宏 饰）跟他汇报各种军国大事。等委员长要外出时问他一句：“你干嘛来了？”他憋了半天说“没事”。陈布雷问他“你怎么不说呢？”李培基有些腼腆：“我听你们说的都是大事，我觉得不好意思说。”
他又辗转回了河南，亲眼面对各路财主和老江湖们。
在一阵踢皮球的诉苦中，画面切换到了普通老百姓彼时承受的苦难中。他们自己也很清楚，自己活在了一个乱世。
那么乱世之中什么样的人最得志呢？自然是小人。
老马（范伟 饰）本是个伙夫，阴差阳错成了“战区巡回法官”，身边的人问他为啥不叫“灾区”叫“战区”呢？老马凭他的本能回答：“叫‘灾区’就显得不够大气了！”
于是在“战区”中他遇到了不久前还守着一片土地的财主范殿元（张国立 饰），他家产被抢，只好居家逃难，他也不是没想过不抵抗，可哪怕喊出“一人三升小米跟龟孙干了”也敌不过乌泱泱的灾民，最后还把儿子（赵毅 饰）也折了进去。
无奈之下，同乡瞎鹿（冯远征 饰）和老婆花枝（徐帆 饰）跟着老爷一起“润”，都想逃活命，长工栓柱（张默 饰）也拿着老爷给的枪要一路保护他们。可还没走出多远就被老马抓住了。
老马问：“你们逃荒带着枪干啥？”范殿元唯唯诺诺：“怕路上不安生。”老马怒了：“路上有什么不安生的！你这样搞分明就是恶毒攻击我大民！”最后被范殿元用白面收买了过去，枪收了，人放了，老马再接着“刮”其他人。
接着他们继续上路，不但要躲饥荒，还要躲残兵的抢掠和天上的日军飞机，灾年里倒霉的都是老百姓，是个人都能往他们身上“噶”一顿。
所以范殿元随后只能眼睁睁看着粮食被抢、家财被抢、老婆饿死了、儿媳也在生完孩子后死了，与他一路上纠缠不清的瞎鹿也死在了溃兵的铁锅里。
剩下的拴柱、花枝和女儿星星（王子文 饰）成了彼此一路依靠的见证。
二
一条人命两张饼
“把我卖了吧，我还有条活路。”星星说，说完就去了人贩子面前问：“你看我值多少粮食？”
星星这个角色设置得很好，随着灾荒路上的行进，她从一个朝气蓬勃充满浪漫的女学生逐渐变成了一具只求苟活的行尸走肉，从爱护书籍到撕了当柴火烧，从珍爱家养的猫到要求杀了猫以后“分碗汤”，从纠结栓柱一块饼“亲一嘴”的纠结到坦然去陌生男人那甘愿“侍奉”。
她能让观众感受到一个人的自尊与梦想是如何被一步步击碎的。
一个脑满肠肥的“客人”问她：“你咋老是站着说话呢？”
她说：“我是吃得被撑住了，弯不下腰了。”……
那“客人”都傻了，然而没过多久，他也不好过，因为“发国难财”被绑出去游街然后枪毙。枪声过后只有“留白”：
那些被他搜刮的灾民还好吗？
一点也不好，同样麻木的花枝为了保住孩子，把自己卖给了鳏夫，临走前领着拴柱去了一片草地，她脱下裤子说“你这辈子没个媳妇，我当你一回媳妇，可你答应我，照顾好我的孩子。”
栓柱答应了，远处的范殿元看着这两个早已在心里成了亲人的“穷苦人”，失去了财富的他终于“感同身受”起来。
躲过了盘剥、饥饿和死去了亲人的灾民们一路扒火车想从河南流窜到山西讨活路，似乎在车顶上大家都在睡着，没睡的也勉强在眼中保留一些希望。
火车在入山西境时却被军人拦下。
司机说：“我们是接到命令的，要让他们过去。”
军人说：“我们也是接到命令的，不让他们过去。”
由此可见“一个地方一个说法”这种事早在民国就有了。由此产生的绝望”也不独于战火，只永远为难无助的百姓。
求生的灾民们跳下火车四散逃开，一面躲“追兵”一面躲饥荒，躲着躲着，孩子不见了，老人被踩死。范殿元的孙子也在爷爷惊慌失措中被捂死。花枝卖身求活的孩子也终于在拴柱手中失散了。
对，人命在灾荒中就是如此易失，因为黑压压的一片人，谁顾得了谁？
留下的只有辨不清身份的倒卧，还有幸存者今后想起时的愧疚和……麻木。
三
遇事不决甩包袱
“政府统计死亡一千二百六十人。”
“实际上呢？”
“三百万人。”
李培基走到蒋中正身后，仰望着领袖。
当他转过身看着李培基时，那副悲悯的表情却在瞬间让我理解了唐宗宋祖和秦皇汉武：
“这个世界上我最羡慕两个人……他们没有负担，可以融合民众。”
然而我分明记得当陈布雷跟他说“外国人都说你放弃河南了”的时候他还在生气“谁说我放弃河南了？！”影片同样留白——
不发粮、只守土。也许真就“没放弃”吧。
若以演员饰演的角色进行大胆“穿插”的话，我甚至想起当“无名”用剑柄抵住“秦始皇”时告诉他的最后一句话：
“死去的人请大王记住，那最高的境界。”
在“境界”的另一边，拴柱身边只有一个风车，他也早已成了行尸走肉，唯一激发他反抗的是日本军官的践踏，哪怕武士刀捅进嘴里他还在骂人。
成了日军伙夫的老马却聪明顺滑了很多，杀过人的刀上插着馒头，他惊恐地吃了下去……
其他活下去的人在影片结尾处用字幕交代了去处，留给观众想象的空间，那些女人有的泯然于世，有的再也不想回来。
剩下的是后代人对当年这场大灾的模糊记忆，记忆之中总有一些不合时宜的警告：
“人相食，是要上史书的！”
不知道当年有没有人真的这样劝过蒋委员长，但镜头只能在切换中看到晋豫边界上，万念俱灰的范殿元向着反方向走去，途中有人跟他说：“老哥，回去可是死路一条啊！”他只喃喃道：“想着就是个死，死也离家近些。”
直到他遇到一个守在“倒卧”边上的女孩，他说：“你叫我一声爷，我带你活下去”……
也许人最绝望的不是没有粮食，是失去了生存下去的依赖，而只有找到了活下去的理由时，求生欲又开始复苏了吧？
四
蚂蚱依旧是蚂蚱
“我的母亲一辈子没流过眼泪，不吃肉……很多年后当我因为要写一九四二年发生在老家的这场灾难去问我母亲的时候，她愣了一下说‘都过去这么久了，我都忘了，你再提这些糟心的事图个啥？”
有一年冯小刚骂人，说观众太“垃圾”这事当年闹得挺大，不少人回怼他：“你个拍烂片的货好意思骂我们垃圾？”
但我觉得他是个好人，起码在《一九四二》这部电影上，他有一个电影人应有的良心，也挥发出一位文艺工作者应有的“荷尔蒙”。
再后来，他的荷尔蒙挥发出另一部叹为观止的《我不是潘金莲》，同样也是华语电影的大赞之作。
因为这两部电影，让我开始正视这位以拍贺岁片发迹的导演，我认为他很优秀。
曾有负面评价说“《一九四二》这部电影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多少有种无法继续往下探讨的负气感……”
但有一说一，你让他怎么“继续往下探讨？”
什么？让我往下探讨？呸！我又不傻。
我只讨论电影，并在电影中感受冯导带给我的巨大的、无以复加的、难以言明的悲怆和人性。
电影在接近尾声时，飞机上有两位日本军官在讨论接下来的计划。
一个人说：“等接收了灾民之后，给他们粮食给他们枪，让他们帮咱们打国军。”另一个人问：“怎么可能？他们是中国人！”那人却说：“没错，可他们首先是人。”……
十年过去了，这段对话我至今记忆犹新。
站在一个普通人通视历史的视角去看待一件已经发生的事情，比如《一九四二》、比如冯小刚骂人、比如“父母仆人”等都在十年的观望中通透了然。
每个人都是历史的观望者，也是历史的缔造者，区别只是有的人成了指点江山的偶像，有的人成了史书中毫无感情的的数字。
可无论是谁，他们的后代是否正视或无视这段历史，历史终究是真实发生过的，只是需要有人用镜头详实地记录下来，让人去正视去铭记去避免一些“我这么做不会重蹈覆辙吧？”的念头。
然后等观众看完后再去品味历史中的众生百态，以及应对灾难时的大义凛然与无可奈何。就像我，除了记住悲伤和愤怒，还记住了老马在牛车上得意洋洋地说：
“等这场灾过去，咱们可都是‘官’了！”
而让沧桑洗尽了一幅幅悲伤的面容后，在俱都喜气洋洋的表情之下，我还记住了另外一句话：
“饿死人的年头很多，你问的是哪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