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年正月初八的早上，趁着尚未化冻，刚从乡镇调到县城南街小学不久的大哥建国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去五年级插班读书，现在记得班主任是柳老师，女性，很慈祥。
当时学校给了大哥一间单身宿舍，他还是单身没有结婚。和我、五哥三人挤在一个单人床上，只好在床外面加上长短不一的凳子防半夜睡熟滚掉，大哥似乎自然而然躺在最外面，现在想来肯定是被挤掉过，只不过当时尚小的我和五哥，每次都是呼呼入睡不知道而已。
后来，天气热了，记不清大哥那时有没有电扇，遑论空调。大哥给校方说好话打招呼，我和五哥得以到资料室兼教工之家的乒乓球桌上睡觉，早上把被子收拾起来抱走。
村小的教学自然比不了县城小学，从村小来的我，不会做广播体操，很是尴尬，当时学校早操量化考核不像现在这么严格，我在队伍的最后，慢慢学着比划。
县城小学比村小教学质量要好很多（当时我们村小老师大都是民办教师，年龄也大，学历往往很低甚至谈不上有，师范专业毕业的老师屈指可数、寥寥无几，“小升初”很多年份往往是乡初中正式录取人数为0，村里人叫“剃光头”）。
后来回想起来，在南街小学，我的学习应该是进步很快，记得当时邻座的县城孩子逐渐开始问我作业如何做了。
每天放学后，写完作业，我很喜欢看大哥的藏书。兄弟姊妹多，大哥作为小学老师收入一般，我和五哥上学也是负担，经济条件肯定不行，但买起书来很大方，在当时甚至现在，都是县城藏书较多的人之一，尊重知识那是发自内心的，潜移默化，这些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水到渠成的。在当时年代，在巴掌大小县城，短短时间内，能看到《格林童话》《五角从书》等多种图书，得到知识或文学启蒙，是非常幸运的。
当时县城东大街邮政局大门旁边有一个报刊零售部，是全县除了新华书店之外唯二的可以购书之处。大哥应该是县城为数不多的长期订阅《读者文摘》（后来的《读者》）之人了。我自然很是受益，每次看见大哥拿《读者文摘》回来，我写完作业，就是一口气读完。觉得那书无论是封面、版式还是内容都俱佳。
时间过得飞快，很快，小升初考试就到了。考场在一中，当时有关部门习惯在一中操场开公开审判大会，震慑犯罪分子，县城中小学往往学生集体步行参加，所以，对一中很熟悉，考完，我就回家了。
有一天傍晚，大哥骑着自行车回到湾上，我记得很清楚，在厨房门口，告诉母亲我考上了，能上县一中，但一中没有住校生没地方住，就上招收走读生的城关中学。不知为什么，我高兴但并没有很喜悦。事实上，一直以来，很多时候生活都是让人郁闷的，读书才心情好一些。当时应该是没有意识到或根本不知道教育能改变命运吧。
在城关中学，我还时不时穿过当时路上猪粪炸弹很多的小东关巷道去大哥家看《读者》，甚至到了高中，再去大哥家，他还拿《读者》给我看，知道我喜欢看。
后来大学期间，几乎每天中午，没有什么特殊事情，我都去图书馆，先看报，后看期刊，然后去书库翻书，流连忘返。但《读者》看的就少了，毕竟可看的东西太多了。期间，一天中午，趴在只有我一人的教学楼大阶梯教室，我“文思泉涌”，用稿纸手写了一篇童年时和爷爷一块，在秋收后，走过树影斑驳的林荫道，步行去县城买《美猴王》连环画和看南大桥建设的小文。我自觉写得文采较好，曾经被评为校庆征文一等奖。可惜当时没有电脑记录，纸质底稿遗失后也就再也找不到了。
后来，去高中当政治老师，在夜自习守班的时候，会翻看学生桌头的《读者》。再后来，工作调动，文学院订阅有《读者》，但已经很少看了。
看是很少看了，但我一直很关注《读者》。
2016年夏天，我和小史一块去兰州甘肃书刊批发市场不远的甘肃省档案馆查阅档案。她要查的是抗战时期西北防疫处等医疗卫生史料，我闲来无事，首先想查一直关注的五七干校档案，不出意料，馆员照例是面露难色，答复没有解密。于是更闲。
忽然想起自己一直以来的一个疑问：中美两家《读者文摘》曾经有长达数年的版权之争。《读者》当年创刊时用《读者文摘》刊名到底受没有受美国《读者文摘》的影响，有没有直接借用刊名？为什么有“甘肃人民出版社科技室的两位编辑胡亚权和郑元绪，他们的想法一开始就瞄准了美国《读者文摘》。新杂志从文摘选题到风格把握，无一不脱胎于美国《读者文摘》，甚至名字也一般无二”这个情况？（引自：沙都：世界上最好看的杂志到哪去了？_网易读书 http://book.163.com/09/0901/14/5I4OPQGQ00923ING_all.html）
于是，用电脑检索档案目录，非常欣喜——竟然有相关档案。
除了有早期《读者》创刊以及检查整顿的1981年4月10日甘肃人民出版社《关于申请登记<读者文摘>的报告》（甘人出[1981]8号）（甘肃档案馆藏 案卷号：093-005-0202-0035）、
1981年4月18日，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关于初版<读者文摘>的批复》（甘省委宣发[1981]22号）（甘肃档案馆藏 案卷号：093-004-0211-0014 另一案卷号为093-003-0119-0007档案载：甘肃人民出版社：你社[1981]008号收悉。经研究。同意《读者文摘》杂志正式初版，从一九八一年四月起在国内公开发行。请你们注意加强对编辑工作的领导，严格审稿制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思想性、知识性和健康的趣味性很好地结合起来，使《读者文摘》既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又丰富多采、生动活泼。此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此处加盖有红色印章）1981.4.18 抄送：国家出版局、省出版局）、
1983年12月30日中共甘肃省委文件《中共甘肃省委关于<读者文摘>检查整顿情况的报告》（省委办发[1983]224号）（甘肃档案馆藏 案卷号：091-013-0303-0005）、
1992年3月19日甘肃省计划委员会《关于确保<读者文摘>杂志按时出版发行的会议纪要》（甘计生综[1992]209号）（甘肃档案馆藏 案卷号：144-006-0347-0008）外，
《读者》有关档案还有：省府秘书处《为办理美国读者文摘月刊社征求免费读者事宜的*》（甘肃档案馆藏 案卷号：026-003-0425-0006 ）、
1943年7月27日，总署总务科《为兰州关员工订购读者文摘致函》（甘肃档案馆藏 案卷号：087-001-0102-0012）、
1943年9月13日，兰州关《请总务科为绥远分关订购读者文摘的函》（甘肃档案馆藏 案卷号：087-001-0102-0013）、
1943年9月17日，海关总署总务科《关于<读者文摘>出版费用致龙海关函》（甘肃档案馆藏 案卷号：087-001-0086-0018）、
1943.10.22，总署总务科《为绥远分关送读者文摘复函》（甘肃档案馆藏 案卷号：087-001-0102-0014）
、1944年7月7日，绥远分关《请兰州关向总署为分关征订更多积分读者文摘的函》（甘肃档案馆藏 案卷号：087-001-0104-0022）、
1944年7月17日，兰州关《请总署为绥远分关员工多发九本读者文摘致总务科函》（甘肃档案馆藏 案卷号：087-001-0102-0015）、
1946年1月5日，兰海代办处《关于订阅美国<读者文摘>的通知》“贵府各科室公务员可获得150至200免费名额，待就其中有阅读英文能力及兴趣者开示名单寄至上海狄思威路七一一号，以便……”（甘肃档案馆藏 案卷号：059-003-0396-0025）、
1946年12月，美国读者文摘社上海代办处《关于征求中国读者意见事宜给西北师院的公函》（甘肃档案馆藏 案卷号：087-001-0102-0017）、
1947年1月29日，教育部《就美国读者文摘公司索取名单以便赠说讯予一列的代电》（甘肃档案馆藏 案卷号：087-001-0102-0017）、
1947年1月，西北师院《关于开列本院阅读英文刊物能力与兴趣之人名单给美国读者文摘社上海代办处函》（甘肃档案馆藏 案卷号：033-001-0267-0019）。
1947年1月，西北师院《关于美国读者文摘社征求中国意见事宜给各系科的便函》（甘肃档案馆藏 案卷号：033-001-0267-0018）等。
从档案里看，当时西北师院有美国《读者文摘》的赠阅。
随即，上网百度一下,知道西北师院（似乎）是现在的西北师范大学的前身。
1981年，甘肃人民出版社的总编曹克己要创办一个刊物，让胡亚权“动动脑子，看怎么做这个事情”。胡亚权与郑元绪一起创办了《读者文摘》杂志。
《读者》创始人：左起=彭长城、郑元绪、胡亚权、曹克己、张力、丛海、高海军（图片源于网络）
胡亚权（武威人）是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毕业，郑元绪（山东人）196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
加入稍晚的彭长城（多处简介写的是河南罗山人）1978年3月兰州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学习。1982年1月，经由甘肃人民出版社进入《读者文摘》杂志社做编辑。
2014年11月21日，彭长城在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接受王秋林的访谈时说，《读者》是1981年创办的。创办者（三人）中有一个咱们兰大的校友，叫胡亚权，是地质地理系的学生，胡亚权上学时很喜欢在兰大图书馆读书，虽然学的是自然地理，但是兴趣非常广泛，什么书都读，这样就为他创办《读者》打下了基础。1981年创刊第一年，出了5期。我是第二年元月去的，是《读者》编辑部的第四个人。（引自： 【萃英记忆】彭长城访谈录：《读者》与兰大_兰州大学新闻网 http://news.lzu.edu.cn/c/201504/34104.html）
兰州大学和西北师范大学在兰州相距有一段距离，而且当时的交通工具尚相对落后。彭长城读书期间或者工作期间是否去过西北师范大学见过美国《读者文摘》抑或兰州大学图书馆、甘肃人民出版社本来就藏有《读者文摘》，不得而知。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刚刚出台，美国《读者文摘》就在中国注册了“读者文摘”这个刊名，并获审批通过。当时由甘肃人民出版社科技室的两位编辑胡亚权和郑元绪创办的国内版《读者文摘》已经发行，美国《读者文摘》随后质疑中国《读者文摘》刊名的合法性，并要求其停止转载美国《读者文摘》的文章……中美两国《读者文摘》的版权官司在1993年以美方胜诉告终。中国《读者文摘》被迫面向社会征集新刊名，最后使用了《读者》一名。”（引自：http://dsb.gzdsw.com/html/2012-06/10/content_106088.htm）
胡亚权1995年和2000年的署名文章说“甘肃地处大西北,经济落后,文化不很发达,作者队伍较弱,只有编辑实力可以有竟争的余地。利用我们的编辑优势,找出空白点,独辟蹊径,做别人没有想到的事是正确的办刊思路。于是创办起一份集众家之长的文摘性刊物”（引自：胡亚权：《读者》办刊之道 ，中国出版1995（01））
“1993年7月,《读者》由原来的《读者文摘》改为今名。对这一件事,社会上至今还有许多传闻,主要的一种是我们侵犯了美国《读者文摘》的知识产权。其实原委不是这样。1993年,中国商标法正式生效。当时我们这些书生,茫然无知,甚至不明白一本期刊和商标有什么直接的联系。而美国人深谙此理,他们在中国商标法公布不久,抢先一步,在中国注册。然后,依照“注册优先”的法律原则,向我们提出更名要求。这是合法的。国家和上级管理机构,也无法保护你。于是中国《读者文摘》开始更名。在CCTV等中国著名媒体的宣传和帮助下,我们顺利地完成了更名程序。改为《读者》后,也遵照法律,注册生效。这件事本身是简单的,但启示是深刻的。它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一个企业要生存下去,必然要适应外部挤压和内部竞争的环境。唯一的办法就是树立并强化自己的形象,保护和壮大自己的品牌。”（引自：胡亚权：《读者》的新走向，出版发行研究，2000（06）：67-68）
根据胡亚权的说法，看不出来，创刊的时候他们是否直接借用《读者文摘》刊名。
后来，2019年6月，我又想起来这个事情，无意中在网上查看到水木社区里楼主名称为Firster (风中亮出某人的旗帜)的网友在2004-11-01 07:40:25发布的主题为“中国第一杂志——《读者》副主编及创始人郑元绪”的帖子，帖子上说“兰州文化落后人才匮乏，无力办原创只能办文摘。 杂志的定位有了，但刊名还没有。碰巧此时郑元绪收到了几本朋友从香港寄来的美国《读者文摘》中文版。两人一翻，其风格品味正合他们之意。胡亚权当即对郑元绪说：我们为什么就不能也办一本中国的读者文摘呢？郑元绪听罢完全赞同。杂志的名字就这样定下来了。”（引自：http://m.newsmth.net/article/Alumni/7417?p=1）
2008年1月8日，《读者文摘》中文版终于登陆中国大陆，命名为《普知》，与其合作的为上海新闻出版发展公司，负责发行公司则为赫斯特集团旗下华道发行。不过，《普知》在初生之际，便遭遇不测。2009年，全美发行量最大的杂志《读者文摘》，静悄悄地宣布申请破产保护。
甘肃读者集团总裁彭长城在得知“美国《读者文摘》退出大陆市场”消息后，向时代周报记者说 “《读者文摘》和我们《读者》在很多观念上还是有相同点的。在信仰缺失的时候，这种温情脉脉的杂志都回归到了人的本身。所以说我们模仿了《读者文摘》，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引自：《读者文摘》退出中国 - 贵州都市报数字报 - 电子版 - 网络http://dsb.gzdsw.com/html/2012-06/10/content_106088.htm）
话已至此，深究下去似乎再无必要了。
“2004年11月16日，兰州市甚至以“读者”命名了一整条街道。隔天，兰州主流媒体几乎都刊登了一张标有“读者大道”路牌的照片”。（引自：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24612485208610123&wfr=spider&for=pc）但这些我在到兰州之前，一概不知。
到了兰州，坐公共汽车时，看见兰州有读者大道路牌，但因为人生地不熟，加之，那年兰州遭遇当地人说的多年不遇的炎热，下水道气味上翻……总之，在各种自欺欺人的借口下，没有直接去找去朝圣《读者》编辑部。
2019年在网上查看读者大道图片，景观很美，据说，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楼5层小楼外观平平，掩映在绿树中，但却和不远的敦煌研究院一样都是知识分子眼中的文化盛地。
有人说，兰州市是一条河，一碗面，一本书的城市。《读者》编辑部无疑是甘肃的骄傲，甘肃的名片，值得文学爱好者前往拜访参观。
以下杨朔笔法：甘肃受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自然形成的绿色景观相对少，但显然，有了《读者》这一文化绿洲，甘肃就是生机盎然的了。
于我而言，《读者》这本似乎离开视线已久的杂志，已经在我的人生经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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