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包玉刚邀请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到上海江南造船厂参加“世谊号”命名典礼。资料照片
时间的指针回到25年前。1997年7月1日，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香港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重回祖国怀抱。
宁波与香港血缘相亲、文缘相近、商源相融。在香港回归的历程中，大量香港宁波帮人士将爱国爱乡爱港情怀化为实际行动，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有力推动了相关进程，为回归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宁波帮博物馆二楼建功立业展厅，有三件主要展品是这一历程的见证。它们均由宁波帮人士捐赠，分别从不同阶段反映了宁波帮在回归前后所作的努力。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之际，让我们通过这三件藏品，回望那段风起云涌又波澜壮阔的往事。
“世谊号”航海天文钟：见证谈判之曲折
作为“世界船王”，包玉刚的一生拥有许许多多条船。1983年在上海下水的“世谊号”是其中的一艘，或许也是最不平凡的一艘。
中国想要收回香港的决心，在1979年3月29日邓小平会见香港总督麦理浩时就已明确表露。而在中英双方谈判过程中，就英国试图以“主权”换治权，以及保持回归后英方在港传统利益等问题上，双方曾经过多轮谈判。
对于中国坚持1997年收回香港后的“驻军权”，并且要行使“驻军权”，当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曾经“非常恼火”，双方谈判一度陷入僵局。
“船王”包玉刚与多国政要长期保持着良好关系。在撒切尔夫人当上英国首相前，她和包玉刚就是高尔夫球场上的好友。自1981年7月首次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邓小平见面，以及1982年2月从邓小平口中直接得知中国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作为“民间大使”的包玉刚就在中英双方间默默承担着“润滑剂”的职能。
据包玉刚的女儿包陪庆回忆，1982年冬天，她和丈夫苏海文陪父亲一同去见撒切尔夫人。双方先就英国造船业的衰退进行了真切交流，而后包玉刚送给撒切尔夫人一份礼盒装着的礼物——一条运动用的普通跳绳。
“世谊号”航海天文钟。宁波帮博物馆供图
爸爸笑着说：“首相，您可以像我每天跳绳，不但可以强壮心脏，也可以通脑，整天要想的烦事实在太多，我可以保证，这条简单的运动用具，可以为您解决一些问题！”(包陪庆《包玉刚我的爸爸》)
包玉刚用他特有的幽默令撒切尔夫人大笑起来。随后他才认真地说，其实真正的礼物是他刚刚向英国船厂下单，斥巨资订购了一艘巨轮。撒切尔夫人听说，“差点跳起来拥抱爸爸”。
但作为交换条件，包玉刚说他在上海也订了一条同类的船，希望撒切尔夫人能够去中国主持那条姐妹船的下水仪式。撒切尔夫人这才知道包玉刚的真实用意。
按照外交惯例，首相身份不会答应到别的国家去主持轮船下水仪式。
“但是爸爸明知吃亏还在英国订船，这个完全意外却见真情的举动，首相永远难忘！”(包陪庆《包玉刚我的爸爸》)
1983年9月25日，撒切尔夫人如约在上海江南造船厂为这艘名为“世谊号”的崭新货轮下水剪彩并命名。此行她也到访了北京与香港，中英谈判的僵局随她在剪彩仪式上用银斧砍断的红绳打破。
宁波帮博物馆。记者王思勤摄
宁波帮博物馆讲解员张维娜告诉记者，陈列在展厅中的“世谊号”航海天文钟正是当年船上的原物，由包陪庆女士捐赠给宁波帮博物馆。“不要看这小小一座钟，正是这一次到访，让撒切尔夫人初步了解了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促成中英谈判出现转机。”张维娜说。
基本法起草工作纪念牌。宁波帮博物馆供图
1998年，范徐丽泰授勋后与家人合影。 资料图片
参与香港基本法起草的宁波帮人士
乐承耀，今年79岁，是一位资深的宁波帮研究者，曾就香港回归前后宁波帮的贡献进行过系统梳理。
“在包玉刚之后，与邓小平见面的一位香港宁波帮人士是马临。”近日，乐承耀在家中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
马临，1924年生于北京，原籍鄞县(今宁波)。他的家族是鄞县望族、书香门第，他的父辈中出过大名鼎鼎的鄞州“五马”：马裕藻、马衡、马鉴、马准、马廉。他们同为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都曾是中国文化最高殿堂的知名文人。这在北大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几千年中国知识分子家族中也十分罕见。马临正是马鉴之子。
1982年6月5日，马临作为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在北京与邓小平见面。据其传记记录，马临性格比较内向，为人处世沉稳老练，但当亲耳听到洗雪中华民族百年耻辱的时间表终于制定时，他也禁不住热血沸腾，夜不能寐。
1983年9月撒切尔夫人访华后，出于对未来的不确定，香港一度刮起可怕的“九月风暴”。外汇挤兑、市场抢购，黄金价格急剧上升。当年12月的香港中文大学颁授学位典礼上，马临发表了《“责任感”与“进取精神”》演讲：“责任感和进取精神不仅对个人重要，对社会前途也是同样重要的。”
而当次年中英两国终于对香港问题达成协议，马临又在中文大学“中国文艺节”开幕典礼上讲话表示：“香港的前途必须在中国维护主权完整的大前提下决定……蓝图是美好的，目标是远大的。但它们是否能够实现，并不能全凭两国政府的诚意和决心，还系乎香港人今后能否面对现实，负起自己对自己的责任。”(马临《香港历史的新里程碑》)
在香港回归的历史进程中，基本法的起草和制定凝聚了众多人士的心血。它不仅要将“一国两制”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还须从香港的实际情况出发，反映香港各界同胞的意见、要求和愿望。为此，全国人大成立了一个专门的起草委员会，由59人组成，其中香港委员占23席，宁波人有4人，分别是包玉刚、安子介、马临、邬维庸。
起草委员会成立了5个专题小组，马临为召集人之一，负责“香港特区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宗教小组”。在整个起草过程中，马临凭借一颗赤子之心反复奔走，其中一项重要成果便是推动了区旗、区徽的确定。
作为一个不尚空谈的实干家，1987年前后，马临曾在香港发起过一系列区旗、区徽的征集推广活动，得到良好效果。香港方面的投稿一度多达3698份，充分激发起香港同胞的热情。而最终确定下来的衬以红底的动态紫荆花则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多次讨论后的结果——红旗代表祖国，紫荆花代表香港，既体现“一国两制”，设计又美观大方，具有时代感。
身为教育界代表人士，马临对由包玉刚等宁波帮人士发起筹立而成的宁波大学也多有照拂；作为邵逸夫先生的私人代表，他还亲自落实了邵氏基金会对原宁波师范学院的多个捐赠项目，从设计到落成都一一指导，为宁波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在宁波帮博物馆二楼展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工作纪念牌，正是由马临先生捐赠，是他这段工作的一份纪念。
金紫荆星章。宁波帮博物馆供图
盛放的紫荆花：香港回归前后的宁波帮
展柜中，与纪念牌相对陈列的，是另一枚重要的勋章——那就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于1998年颁授予范徐丽泰女士的“金紫荆星章”，由她本人捐赠给宁波帮博物馆。
“金紫荆星章”为香港特区政府于1998年创立，专门颁授给对社会有重大贡献或积极参与公共志愿服务而得到高度评价的人士。范徐丽泰是香港特区成立后的首任立法会主席，在香港回归前后，她利用自己在香港的社会影响力、与英国方面的良好关系，倾力推动了回归进程，并为回归后香港社会秩序的稳定做出了自身贡献。
范徐丽泰籍贯镇海庄市，1945年生于上海，后移居香港，其父徐大统为“上海纸业大王”。1993年，在香港特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成立时，范徐丽泰应邀担任委员，主要负责“社会及保安小组”；1996年12月，她又成为过渡时期的香港临时立法会(简称“临立会”)议员，两个月后，被选为临立会主席。
马临(1924-2017)资料图片
范徐丽泰曾说“我们是在做历史性的事”，并表示“我们需要做到治理香港比英国人在的时候更好，否则，将辜负祖国对香港的支持和中华儿女对我们的期望”。当选临立会主席后，范徐丽泰在办公室墙上挂了一幅字，是屈原《离骚》中的名句：“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香港回归前后，范徐丽泰主持临立会做了大量工作，健全机构，完善制度，拟定法律适应化条例草案。她又把办公室的题字换成了另一幅：“忍一刻则百事易处，退几步反千里可行”，由新华社香港分社前副社长张浚生所写，提醒自己“任何事情都要各方面考虑周详，不但自己要做到不偏不倚，也要令大家觉得我是公平、公正的”。
1998年7月2日，香港特区第一届立法会议员正式宣誓就任，议员们通过互选、无记名投票，选出了特区成立后首位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后来她在此岗位上连任三届，成为香港政界的传奇女性。
在收集整理范徐丽泰资料的时候，乐承耀对一首歌印象深刻。即1997年7月2日在香港回归庆典上，由指挥家谭盾指挥、大提琴家马友友奏响的《交响曲1997：天·地·人》。
乐承耀在家中。记者顾嘉懿摄
“这两个人是范徐丽泰作为香港各界庆祝回归委员会(简称‘庆委会’)副主席联系邀请的，其中马友友也是我们宁波人。”乐承耀说，整支曲子的高潮莫过于颂歌的部分——“不再是离别的钟声，敲响了春天的大门；不再是冬天的风，吹响了庆典的号角；不再是昔日的战鼓，奏响了永恒的谐和；不再是哭泣的母亲，唱出了欢乐的歌……”
舞台上，一轮红日喷薄而出，而这个时候，范徐丽泰等一众宁波帮人士都在台上，见证着、迎接着香港新时代的到来。
宁波晚报记者顾嘉懿王思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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