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现代学术名著200种第32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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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夏天，费孝通先生在一次出版座谈会上说，我们写文章其实不是自己写的，而是时代借我们的手来记录它所经历的变迁，所谓“应是鸿蒙借君手”；要理解20世纪前半期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变迁，一定要读他上一辈社会学家的著述，在这个意义上说，陈达、潘光旦、吴景超等人的遗作都需要整理出版。
说到吴景超时，费先生口气停顿了一下，说：“还有吴景超，他是有点东西的。”这句话很口语化，事后整理的发言记录并没有写进去。费先生停顿下来加重语气地提到吴景超，绝对不是偶然的，这里面有他对这位老师的敬重。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吴景超的全部著述至今还没有经过系统的整理出版。
吴景超生于1901年，1916至1923年在清华留美预备学校7年，受到良好的英文训练，系统学习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1923至1928年，吴景超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学习社会学，先后获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在此期间，正是以派克（Robert E.Park）为首的社会学者致力于都市社会学研究取得重要成就，形成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时期，吴景超浸润其中，一生的学术路向深受影响。
1928年9月，吴景超学成回国。这时中国社会学的学科体制化建设进入最为蓬勃发展的时期，他和其他20年代中后期陆续回国的同道们一起，在这个学术阵地上开辟草莱，参与并推动了社会学学科化的历史进程。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社会学获得较快发展的时期。这时“社会学中国化”已经成为站在学术前沿的若干学者的共同追求。但是各个学者之间的学术路径仍然具有很大的差异，比如陈达搜集丰富的材料专门研究人口和劳工问题，李景汉致力于深入实际做社会调查，吴文藻希望借鉴人类学的方法开展社区研究，潘光旦侧重于优生学和社会思想史研究。
吴景超的研究是宏观的，他特别熟悉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注重搜集世界各国的统计材料，用全世界各国的材料来做比较，去寻找中国社会的出路，去理解中国社会。各位学者在学术上的差异并没有对他们之间的欣赏与合作造成多大的障碍，学术上的互相帮助、互相尊重造就了那个时期中国社会学的辉煌。
在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中，吴景超关注的面比较宽，但将焦点放在经济问题上。大约在30年代中期积极参与《独立评论》社的撰稿乃至编辑工作以后，他的研究成果的现实感越来越强，最后聚焦在都市化和工业化上。那时，吴景超针对当时风起云涌的各种农村运动，鲜明地提出自己的主张：“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
在他看来，这些从事于农村运动的志士仁人在各地的努力，不能说对于农民的生计改善毫无影响，但是，“假如现在还有人迷信农村运动，可以解决中国农民的生计问题，将来一定会失望，会悲观”。理由很简单：运动所涉及的农民相对于农民全体，不过九牛一毛；最重要的是农民生计问题的性质太过复杂，涉及方面太多，不是几个私人团体所能解决的。他认为，中国问题最迫切的是完成统一，在此之后的主要问题是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所谓农民的生计问题，应当是经济建设这个大问题的一部分。他不能单独的解决，他只能与工业、矿业、运输业、交通业、商业等问题一同解决”。
吴景超关于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思路是：发展都市，尤其是兴办工业、发展交通、扩充金融机关，以都市来带动农村的发展。他认为，都市工业的发展可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使乡下争食者略为减少从而提高生活水平；发展交通可以使都市和附庸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使农产品得到善价；扩充金融机关一方面可以吸收内地的现金做生产事业，另一方面可以使高利贷者无所施其技。
在30年代有关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论争中，吴景超始终坚定地站在发展都市、发展工业一边，对二三十年代“以农立国”论的各种论调都做了批判。《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一书所收的《都市教育与乡村教育》和《我们没有歧路》两文里便有最集中的论述。30年代中期以前，吴景超在批判当时颇有声势的各种农村运动和“以农立国”论的各种论调中，确立了自己作为工业化、都市化的代表人物的地位。
30年代中期以后，论证工业化的必要性已经不是吴景超的论述重点，主要是由于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历史发展已经证明了吴景超确实是站在时代前沿的弄潮儿。没有工业化，一个国家是没有前途的。工业化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中国必须尽快实现工业化。吴景超此后要研究的是中国如何实现工业化，在工业化过程需要解决哪些具体问题。
在《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一书中，吴景超力倡工业化，提出“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这些努力提高人民生活程度。而此时他的思想转变为节衣缩食，再过几十年苦日子，尽一切努力把重工业、国防工业建立起来。因为没有重工业就不可能有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没有强大的国防工业，其他工业成就很容易被敌国摧毁。这是社会实践中血的教训所换来的认识。
这个认识虽然因特殊的战争环境而引发，但并不是时过境迁就失去意义。战后中国仍然面临如何建立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如何发展重工业为建立强大的国防工业创造条件的问题。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方针，可以说是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在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上，吴景超始终密切联系实际，把他对现实社会需求的观察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并以研究的结果来参与历史的进程。他不愧是一个与时俱进，始终站在时代潮头的先进人物。
吴景超一生勤于笔耕，著述涉及面很宽，数量也很可观。但影响最大的还是这本《第四种国家的出路》。这本书对于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提出了一种总体上的分析框架。他以人口密度和职业分派为标准，将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划分为四种类型。中国属于第四种类型，即人口密度颇高，但在农业中谋生的人百分数也比较高，“所以中国人的问题最为艰难，而中国人对于改良的工作，也应当特别努力”。中国人要提高生活程度就必须开发资源，实现工业化，公平分配，控制人口数量。“第四种国家”已经成为对时代课题做出有力回应的标志性论断，《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也因之成为代表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学水准的经典著作。
2008年12月，商务印书馆曾出版过《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吴景超文集》一书。该书除收录《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全书以外，还以“社会与制度评论补编”作为下篇，增收吴景超的15篇文章，试图比较全面展现他的学术思想风貌。2010年商务印书馆决定出版总结百年中国学术成就的“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仍将《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列入书目。这次我们对《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一书在2008年版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校订，并补充了相关的论文5篇，小册子1种。下篇选文突出论题的相关性和学术性，希望能够深化读者对吴景超学术思想的认识。
——以上内容摘自《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一书，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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