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农民日报】现在的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我了，，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李云雷开讲现实主义?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李云雷开讲现实主义
来源：【农民日报】
现在的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我了，
或者说我已经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家乡人了，
但家乡却奠定了我精神的底色，
给了我面对世界的底气，
也为我提供了观察时代风云变化的独特位置与视角。
我不是职业作家，但我最近几年又拿起了笔，陆陆续续写出一些小说，出版了《再见，牛魔王》《沉默的人》两部小说集，书中所写的大都是关于故乡、童年的故事，不少朋友都问过我，我也常常问自己，为什么要写这些小说呢？
我主要是一个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和批评者，但是我在研究中渐渐感到，仅仅从理性与理论的角度去把握，难以整理生活中那些无法化约的珍贵经验与情感碎片，而小说的形式却为更加充分地把握这些碎片提供了可能，于是我便提笔一路写了下来。那么，这些无法化约的经验是什么呢？可以说既有时代经验，也有地方性经验，还有个人的亲身体验。
一
从时代的角度来说，作为一个“70后”，我亲眼见证了改革开放的过程，亲身体验到了上世纪80年代整个社会的蓬勃朝气，90年代市场经济大潮涌起时的社会躁动，新世纪奥运会举行时的全民狂欢与自豪感。进入新时代之后中国人的底气与自信，数十年间中国飞速发展带来的翻天覆地般的变化，已经远远超出了当初的想象。从现在的视野去看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革命年代的中国乃至传统中国，我们简直难以相信那时的中国竟然是那样的——那样的穷苦贫乏，那样的奋斗牺牲，那样的落后保守，而我们今天则像置身于一个完全崭新的新世界。
中国的飞速发展剧烈变化，对于我们民族国家来说是梦寐以求的，也是无数先辈为之奋斗牺牲的。但对置身于具体历史进程中的我们来说，也会带来一些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个人经验的陌生化——也就是说，我们熟悉的那个世界正在慢慢消失，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则是一个越来越陌生的世界。
这从很多方面来说是好事，比如我们的吃穿住行等物质条件越来越好了，在精神上也有了更多的自由与选择，但如此飞速与剧烈的变化也会带来主体的震荡和内在自我的裂变。就像一个人走得太快了，但是他的心灵还留在昨天；就像我们现在简直很难想象10年、20年、30年前自己的日常生活；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我们都是“历史的中间物”，是时代发展链条中的一个小小环节。而伴随着时代更新更快的发展，我们是否会被历史淘汰呢，如果那样的话，我们生命的意义又何在？
更重要的是，个人经验的陌生化也会带来代际经验的陌生化。我们成长于改革年代，没有经历过父辈经历的战争、饥荒与革命，很难进入他们的内在世界。同样成长于新时代的子辈，也没有经历过我们经历的80、90年代和新世纪初，也很难进入我们的内在世界。所以我们永远不能再像父亲那样生活了，而我们的子辈也不会像我们一样生活，我们就像孤独矗立在海边的礁石。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那些独特的时代经验和珍贵的生命体验只能封存在我们的记忆中。当然个人与代际经验的陌生化也不是绝对的，所有人毕竟要面对共通的人生问题，但我们也应该面对社会迅速发展所带来的内心安稳问题。
《再见，牛魔王》《沉默的人》中的小说，就是我在意识到“现在之我”与“过去之我”的巨大差异之后，重新返回过去的时代，以重建内在自我的有机连接与安稳。小说中出现的乡村大多是80、90年代的乡村，小说中出现的“我”则是童年、少年时代的“我”。我以小说的方式重返故乡与童年，但在对那时、那地、那人的书写中，又带着现在之我的眼光，以及现在之我的问题意识。
二
说到地方性经验，我在山东冠县出生成长，当时并没有家乡意识和对地方文化的自觉。只是到上大学之后远离家乡，才渐渐萌生了故乡意识，也逐渐加深了对冠县的认识。
我们冠县地处冀、鲁、豫交界之处，受儒家文化影响较深，也是出响马的地方，最初得名于春秋时的“冠氏邑”，在春秋时属晋国，在战国时属魏国、赵国，历代各有不同统属，在1952年平原省撤销后，属于山东聊城下辖的8个县之一。但是当我在家乡读书时，对家乡的历史并不关心，也没有自觉意识，那时只是感觉到我们这地方的贫穷、落后、保守、偏僻。
那时在山东，我家乡的经济是最穷最落后的，我小时候常吃的主食是红薯和玉米，只有过年过节才能吃上小麦面粉做的饺子或面条，但这相对于父母一辈来说已经是很好的了，起码能够吃饱。我母亲曾给我讲过她在饥荒年代去讨饭的经历，也讲过家里孩子无饭可吃，她回娘家时说不出口，我舅舅给她灌了半袋玉米，她背着回家一路边走边哭的情景。直到80年代中期，我们才能逐渐吃饱吃好了。
我最初从家乡那个偏僻小村庄来到北京这个国际大都市，最大的身份焦虑是来自乡村，而并非来自哪里的乡村。城乡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掩盖了乡村之间的差异，但随着时日见长，“来自哪里”的问题也变得愈发重要起来，我才得以重新审视我的家乡。
通过阅读县志和其他地方志，我才逐渐了解到，我记忆中的家乡虽然很穷，但是在旧社会这个地方更穷。我们这地方是黄河故道，那时黄泛区水土流失严重，长年风沙肆虐，新中国成立后才大规模植树防沙，挖河筑堤。
小时候常听家里人说谁“去挖河了”，但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在小说中也多次写过我们村南边那条小河，但一直不知道这条河叫什么名字。记得小时候问过我父亲，他说叫“二干渠”，当时只觉得这不像一条河的名字，感觉有点奇怪。后来我才知道，这条“二干渠”是一条人工挖掘的河流，并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我父亲那代人一锹一锹挖出来的。
再比如那时候我看到最多的风景就是白杨树，县城里，村前屋后，乡村道路两侧，到处都是白杨树，这也被我写进了小说之中，成了具有地域性的独特风景。但当时我以为这只是自然而然的风景，但其实并不是，种植白毛杨是我们县防风固沙的重要方式，曾被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确定为援助项目，我们那里现已成为全国绿化先进县，是中国北方毛白杨培育的重要基地，我们县为此还专门成立了林场、农场，这也是我小说中父亲离家30里去工作的那个“果园”的原型。
我在家乡时，从来没感觉到我们那里有风沙，对治沙的行为也所知甚少。那时虽然吃得不太好，但我能够感觉到天朗气清，云白草绿，后来我才意识到，我童年的天地并不是“自然”的天地，而是经过父辈改天换地之后的新“天地”。在风沙肆虐的年代这样的新天地是他们的理想，他们通过艰苦的劳动在自己手中重整山河，才为我们带来了这样的新天地，我们生长于其中而不自知，想起来不禁惭愧。
另一方面，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们的父辈改天换地，我的同辈和后辈也在继续改变着家乡的面貌。1983年，我们村里架设电线安上了电灯。安电线的那一天我至今还记得，那天傍晚家家户户都安好了灯泡，等着电线联网，电线工拖着像螃蟹鏊子一样的夹子在一排电线杆上爬上爬下。他后面跟着大队干部，干部后面是一群大人，我们这些小孩也跟着东窜西跑，兴奋得乱跳。等到电工说，“马上就要来电了，你们回家去看看吧”，我们就向胡同里飞奔而去。
回到家里，我不停地拉着灯绳，开关卡嗒卡嗒地响，突然一下，悬挂在屋顶的灯泡竟然亮了，那是一个200瓦的大灯泡，亮得简直像个小太阳，我被这黑暗之中突然绽放的光明震惊了，没想到夜晚原来也可以这么明亮！这个晚上是我们村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晚上，从此我们告别了昏暗的煤油灯时代，从此我们才慢慢有了电视，有了电扇，有了电所改变和带来的整个世界。
三
其实变化一直在发生，但当我们置身于其中时并不会有清醒的意识。我们村在80年代前期初步解决温饱问题后，开始大量种植经济作物——在我们那里主要是棉花，如果说粮食的丰收让村里人吃饱了肚子，那么棉花则让村民手里有了积蓄和零花钱。村里人开始翻盖房子，开始购买自行车、电视，整个村庄洋溢着蒸蒸日上的氛围，村里人的日子越过越好，也感觉越来越有希望和奔头，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我去上大学的90年代中期。
90年代初市场经济大潮兴起，也冲击着我们这个小县城。我们村里有人率先引入机器加工木材，每台机器用工十几人，购销、加工、晾晒、捆绑一条龙，以个体企业的方式推动经济迅速发展。村里不少人发家致富，鼓起了钱包，村里掀起了第二轮翻建房子的热潮，水泥红砖结构的楼板房取代了以前的红砖木梁房，摩托车、电话安装渐渐普及，但村里有人开办工厂，有人进厂打工，传统的宗族、伦理关系也受到市场经济的极大冲击。
这一时期我每次回家，都能听到不少讨债的故事，金钱和欺骗的故事，以及兄弟合伙办企业失和的故事，这可以说是一个村庄工业化的早期，让我想起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以及19世纪巴尔扎克、狄更斯等人的小说，但中国的国情又有其特殊之处，“熟人社会”的逻辑与市场经济的规则纠结在一起，出现了很多独特而引人深思的现象。
从2006年开始，我们村又进入了一个城镇化的时期，村里抓住修建东环路的契机，以村集体的形式推进城镇化，在村子西部新建了住宅小区。现在这个小区有住宅楼十余栋，村民大部分已搬至小区，几乎家家都有小汽车，生活与县城居民已经没有太大差异了。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故事，关于拆迁的故事，关于上楼的故事，关于楼上如何养鸡养猪养狗的故事，关于兄弟姐妹争夺楼房指标的故事，等等。在这个时期，我每次回家都觉得村里更新了，更美了，但似乎跟我记忆中的那个乡村也越来越远了。
2011年春节，我乘车回家时才发现，我们县里修通了高速公路，但我不知道在哪个出口下来，打电话给我外甥，他说让我在最近的服务区下，他开车来接我。我在服务区下车后，一个人看着天边彤红的夕阳，不禁生起了一种巨大的沧桑之感。
短短二三十年间，我眼看着村里的黄土路变成了高速公路，眼看着遍地庄稼变成了遍地工厂，眼看着人们从土坯房住进了住宅楼，眼看着人们从骑自行车变成了开小汽车，这是何等巨大的跨越与变化啊！简直就像变魔术一样，远远超出了我们儿时的梦想。
当然发生变化的还有熟悉的人和风景，我所熟悉的村庄风景已经消失了，我所熟悉的那些人也都老了，有的已经去世了，像我的父亲、奶奶、伯父以及更多看着我长大的长辈，他们的逝去牵动了我太多的情感与回忆，不必细述。
2007年，为了修那条东环路，我们家的老房子也被拆掉了，当时我正在贵州出差，我姐姐突然打来电话，告诉了我这件事。我一下子愣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心上最柔软的某个地方似乎被刺了一针，我感觉到我好像永远失去我的“家”了。
这个老房子是我父亲和姐姐亲手盖起来的，是我出生成长的地方，承载着我所有美好的回忆，但是突然一下，就这么消失了。此后我们在新建的小区里给我娘买了一套房，但是我每次回家，都要到我家老房子的旧址去看一看，我始终觉得，这里才是我真正的“家”。
我在《再见，牛魔王》《沉默的人》等小说集中写到的“家”，就是我家的老房子，这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小院，但对我来说却是分外珍贵的，虽然这座老房子在世界上已经永远消失了，但却永存于我的心间。
四
到目前为止，我的小说大多写的都是童年时期的故乡及其回忆，并没有将上述沧桑巨变充分地表现在作品中，但这些沧桑巨变却是我创作这些小说的前提。正因为我的家乡已经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我所熟悉的人和风景已经消失不见了，所以我才格外珍惜，想以小说的方式留住我记忆中的那些风景。
我们村只是华北平原上一个普通的小村庄，虽然变化巨大，但也只是时代和中国巨大变化中的一个小小角落。如果说有什么特殊之处，那就是我们这里传统文化影响深厚。我在小说里也写过，孔子的弟子冉子的墓就在我们县，孟子就是在路过我姥姥家那个村时留下了千古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千百年间儒家文化浸润深厚，对父子、夫妻、师生等关系有一套完整的规则，讲究礼义廉耻，讲究家族文化，讲究伦理秩序，虽历经20世纪革命思想的冲击而仍有较多的遗留。
在我成长的年代，村里待客女性仍然不上桌，现在春节拜年仍然要给村里长辈“磕头”——我了解过各地风俗，现在仍然真正“磕头”的似乎只有我们那里，只是最近两年因疫情防控等原因而减少了。
如此“传统”的乡村，在迅速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引发剧烈的思想冲突，漫长的农耕文明中所形成的交往规则与生活习惯，也在工业与信息文明的冲击下发生着裂变。改革开放以来，村民的家族意识、人情态度、生育观念、经济理念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发生在我们这里的故事，不仅有“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也有“现代”与“后现代”的矛盾，还有“传统”与“后现代”的矛盾，错综复杂地混合着不同年代、不同层次的丰富矛盾，远比19、20世纪欧洲经典小说精彩，只是尚待发掘和提炼。
现在我离开家乡已20多年，在北京生活的时间已超过了家乡，对家乡后来的巨大变化并没有亲身参与，但从家人亲友的经历和讲述中也对家乡的变化有所了解，而且远离家乡也让我有一定的距离去观察与思考。
我个人的经历很简单，但也包含着丰富的时代内容。我从一个贫苦的乡村少年考上大学，读到博士，又从事自己喜欢的文学与研究工作，其中有个人的奋斗与追求，但也拜改革时代所赐。在这个过程中，我不仅看到了故乡的沧桑巨变，也看到了北京的巨大变化。
我刚到北京来的时候，三环刚修通，地铁只有一、二号线，海淀还只是一个镇，颐和园的门票只要两块钱、月票四块，北京城的风光面貌还很古朴平实，就像当时热播的《我爱我家》所拍的街景一样。但一转眼北京就变了，现在不仅早就修了六环，地铁四通八达，海淀镇成了四环边上的一条街，颐和园的门票贵了，北京城的面貌更是崭新的，摩天大楼林立，新修的机场光滑平整广阔，一个全新的国际大都市矗立在世人面前。
故乡发生了巨变，北京发生了巨变，置身其中的我也在发生变化。我从一个乡村少年转变成一个小小的知识分子，我的内在自我被新的生命体验与一部部书不断解构，又不断重构，蕴含着丰富复杂的内在矛盾，现在的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我了，或者说我已经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家乡人了，但家乡却奠定了我精神的底色，给了我面对世界的底气，也为我提供了观察时代风云变化的独特位置与视角。
在《再见，牛魔王》《沉默的人》中，我在精神上一次次返回故乡，那里是我生命的源头，保留着我生命最初的珍贵记忆。我个人虽然渺小平凡，但也可以从某个层面折射出时代的沧桑巨变，可以从往昔岁月中汲取面向未来的勇气，就像我现在最喜欢吃的是家乡的普通食物，就像在小说中我似乎仍是那个未经世事的少年。
关于作者
李云雷，1976年生，山东冠县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现任职于《小说选刊》。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青年委员会委员。著有评论集《重申新文学的理想》、《新时代文学与中国故事》等，小说集《再见，牛魔王》、《沉默的人》等。曾获冯牧文学奖、茅盾文学新人奖、2008年年度“青年批评家奖”、十月文学奖、《南方文坛》优秀论文奖、《当代作家评论》优秀论文奖、《诗刊》2020年度陈子昂青年批评家奖、中国文联中国评协“啄木鸟杯”年度优秀作品奖等。
作者：李云雷
监制：杜兰萍 编辑：刘自艰 李忆宁 刘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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