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宝武局设于雍正七年，位于湖北省武昌府江夏县县城内，即武昌省城。
宝武局是湖北省开铸时间最长、铸钱量最大的钱局，自顺治七年（1650年）开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铜钱局并于银圆局为止，前后历经二百五十年。
宝武局的建立，为促进湖北地区货币流通以及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宝武局两百余年的发展脉络，不仅反映了湖北地区的经济发展面貌，其制钱鼓铸的终结以及机器铸币铜圆的兴起更是湖北经济逐步进入近代化进程的具体表现。
一、宝武局建立的背景1、政府铸造制钱的必要性清代货币的形式主要是白银和制钱，除国家财政收支与民间大额交易外，普通老百姓的小额贸易使用的大多是制钱。
因此，制钱关乎于国计民生，掌握制钱权力对维护统治至关重要。
清兵初入关时，全国仅设宝泉、宝源铸钱局铸制顺治通宝，随着政治秩序的重新建立、经济的稳步发展，清廷开始筹划重整制钱体系，决定在中央与地方分设铸钱局铸造制钱，由朝廷垄断铸造制钱，严格禁止私铸、私销行为。
顺治元年，户部议将顺治通宝钱式颁发各省镇，有应需鼓铸者，令定议开局。各省镇相继题准，陆续设局开炉鼓铸。
2、湖北地区对货币的需求中国这么大，又为什么要在湖北地区设立铸钱局呢？清代沿袭明制，设立湖广行省，康熙三年分治，大体以洞庭湖为界，北为湖北省。
湖北省地处长江中下游平原，土地肥沃，农作物生长条件优良，很长一段时间都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说。
而且，湖北省位于中国中部、长江中游，可谓交通便利、四通八达。此外，湖北省的汉口镇素有“四大名镇”之称号，人口多、贸易往来密集。
拥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经济形势甚是繁盛，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湖北地区对货币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因此，湖北地区迫切地需要一个铸钱局。
3、湖北地区铸钱的条件想要建铸钱局，有需求性还不够，还需要有足够的币材。
汉口镇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在清代始终是铜、铅、锡等金属中转的集散口岸，而这些金属可以作为币材，直接用于制钱的铸造。
一方面，汉口是额运京铜铅锡的中转之地。
据记载，自乾隆四年起，云南每年运供京局鼓铸的所谓京铜即达六百三十余万斤，贵州、湖南所提供的白铅、黑铅亦有五百二十余万斤，再加配铸所需的点锡等，乾隆一朝每年自西南等产区运京的铜铅锡都在一千一百万斤以上，数量相当大。
另一方面，汉口还担负着各省铸局的币材中转任务。
自乾隆三年起，各省局中，使用滇铜配铸的江苏、浙江、福建、湖北、陕西等六省所采铜斤，亦都经由汉口转运回省，总数亦在一百五十万斤以上。
近水楼台先得月，借助汉口的条件优势，在此地建立铸钱局可以大大节省运费，从成本角度考虑，也十分适宜建设铸局。
二、宝武局沿革情况1、宝武局的初期发展天时地利人和，基于以上种种需求性与便捷的条件，湖北省设立了荆州局、襄阳局、武昌局及郧阳局四个铸钱局鼓铸制钱。
其中武昌局为省局，其余三个为军镇类钱局。这四个铸钱局对清初湖北省政治的稳定、经济的恢复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顺治七年，宝武局正式开炉，鼓铸本朝年号顺治通宝钱。顺治八年，户部议准各布政使司止开一局，于是湖北省内仅留武昌局。
然而，顺治至雍正年间，各省铸钱局数开数停，原因大多是铸钱形式不一、市场秩序混乱。
如顺治十四年，户部上书：“时各省鼓铸甚多，奸民或行盗铸，上谕钱法无弊，莫若鼓铸归一”，于是朝廷下令，各省铸炉一概停止，仅京局可以铸钱。
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商品经济愈发繁荣，京局的制钱能力并不能适应市场的需求。三年后，经过制定新的规范、对秩序进行重新整理，各省镇鼓铸局复开。
同时，为了统一制式，户部规定各局铸钱钱幕兼铸地名满汉文，湖广武昌府铸‘昌’字。此后，铸钱的制式又经历了“铸钱皆用‘宝’字为首，次加各省本字。”的转变。
铸钱不止版式不稳定，制钱重量、配铸成色亦几经变化，可以看出此时清政府对于钱局相应事务的管理制度体系尚未完善。
2、宝武局中期发展乾隆朝作为清代国力十分强盛的时期，其社会经济发展繁荣到鼎盛状态，货币流通十分活跃。宝武局也在这时候迎来了“高光时刻”，铸钱规模达到顶峰。
乾隆八年，宝武局开炉鼓铸，试铸制钱一年，乾隆九年正式开铸乾隆通宝。乾隆后期，滇铜产量锐减，宝武局鼓铸不得不采买汉铜以补滇铜之不足，而民间私铸盛行，弊端百出。
五十九年，清廷停各省鼓铸，宝武局也停铸，直到嘉庆元年，才重新开铸，制嘉庆通宝。
然而，宝武局又面临了在乾隆后期遇到的同样的问题——滇铜不足。这一次，长芦官商只能赴洋采办洋铜，直至二十三年无力支撑，宝武局停铸。
道光年间，铸钱的形势依旧不理想，宝武局时开时停。另外，随着世界市场的逐渐发展，国内的经济形式受国际影响越来越大。
由于美洲白银产量减少，全球白银的价格也上涨了不少，中国甚至出现“银贵钱贱”的局面，民间不愿买铸钱而倾向于收白银，铸钱越来越“不值钱”了。
3、宝武局后期发展咸丰时期，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断，加上太平天国运动的内乱影响，军费开支让清政府不堪其中，国库所存难以维系国家运转。
为缓解财政困难，清廷在咸丰三年允许开铸大钱，各地开铸当五、当十、当五十、当百、当五百和当千等大钱，其数额之大、品种之多，在清代货币史上前所未有。
大钱行使不久，民间物价飞涨，货币贬值，通货膨胀现象异常严重，社会经济达到崩溃的边缘。
宝武局也参与其中，开炉鼓铸，但受太平天国运动影响，武昌省城多次被太平军占领，宝武局的鼓铸也就时断时续。
咸丰时期宝武局的最后一次鼓铸，是在咸丰八年二月至同年六月，太平军第三次撤军后，清政府收回了对宝武局的控制权，此次铸钱共计二十六卯一万九千串文，除解交司库一万六千串文外，其余解交粮台总局交收。
4、宝武局晚期发展由于咸丰一朝鼓铸大钱，致使清代币制大乱，进入同治朝后，全国铸钱都很少，各省局已基本停铸，宝武局鼓铸时间累计不足半年。
在此背景下，同治朝成了宝武局历朝鼓铸时间最短的一朝。
光绪帝继位后，曾经试图整顿钱法规复制钱，但清代原有的制钱体系已经濒临崩溃，再怎么样也无法力挽狂澜。
光绪十四年，洋铜价格上涨，铜铅折耗过大，铸钱不但不能获利，反而亏折成本，宝武局在恢复铸钱一年后又被迫停铸，此后未再开局。
至此，宝武局的使命结束，退出了历史舞台。
宝武局铸钱业的发展反映了清代湖北省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趋势：由封闭的封建区域经济向开放的资本主义经济转变，是中国经济逐渐步入近代化进程的具体表现。
三、宝武局铸钱的版式及流向1、宝武局铸钱主要版式宝武局在历史沿革中历经数次变迁，版式几经变化，宝武局咸丰钱版式，极多又杂。
其中的许多版式，因为有共同的属性特色，形成了诸多版式系列，使宝武局咸丰钱更具特色与历史研究价值。
学者依据铸钱上满文武字写法的不同，以及其他文字和纹饰等特征，归纳出了主要的八个系列：美字长武系列、月纹系列、大字大武系列、大字细武系列、小字小武系列、缶宝断武系列、部颁式系列、异书长武系列。
此外，还有许多特殊版式，由于仅存个别品种而不成系列。每一式铸钱形态各异，又各富美感，蕴含着当时的历史特色。
它们的收藏价值也极高，2004年7月，河南一位泉友来到武汉市收藏品市场，带来一枚缶宝断武当百钱，品相尚佳，立即被人天价买走。
此系列的主要特征是，满文武字首部断开由点和撇二笔构成宝字写法为“缶宝”，故称“缶宝断武系列”。
该系列钱币计值较全，但数量极少，属珍稀品种。
宝武局前后历经二百余年，所铸的制钱又投向何处了呢？
正所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宝武局的铸钱主要通过搭放兵饷、发卖民用以及制钱协运等途径投放到市场，用于流通。
清代各省的铸钱局基本“自给自足”，服务本省的需求，只有少部分需要协济其他地区。
清代宝武局铸钱主要用于搭放本省兵饷，搭放时间与京城一致，初为每年二月、八月按银与制钱各半成搭放，后根据本省的具体情况随时更改银钱搭放比例、钱文搭放时间。
除此之外，制钱还将投放至民间，设局发卖。清政府将根据市场流通的情况调整货币的发行量，以保证国家经济的平稳运行。
全国上下皆为同胞，由于各个地区地理历史条件的不同，铸钱的能力也各有区别。因此，统治者会将铸钱量大的地区所铸的制钱向铸钱量小的地区调度，确保总体的流通平衡。
清代宝武局历经250年，其总体发展形势是随着清代的政治、经济变化而改变的。
清代晚期国力衰微，已经是强弩之末，外敌的步步侵入以及统治阶级的腐朽都使得国家运行举步维艰。
清代的制钱体系早已难以维持，逐步让位于铜圆，制钱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宝武局时开时停，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宝武局铸钱业的变迁历程反映了湖北地区的近代化进程，其建立与终结，都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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