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78年夏，湖北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曾侯乙编钟。曾侯乙编钟的出土改写了世界音乐史，是中国迄今发现数量最多、保存最好、音律最全、气势最宏伟的一套编钟，代表了中国先秦礼乐文明与青铜器铸造技术的最高成就，在考古学、历史学、音乐学、科技史学等多个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时隔40余年，历史文化学者王金中最新研究指出：曾侯乙编钟横梁上的神奇“二维码图”，是中国先秦时期的古乐谱。它以独创的“文字＋符号”方式，记录了2500年前的编钟乐谱。其乐谱符号色彩鲜明，形象独特、内涵丰富、表达精准、功能全面，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中国先贤发明创造的一种最古老、最原始、最淳朴、要素最完备、绘制最精细的乐谱，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化意义和价值，也必将改写中国乃至世界的古代音乐史。
“二维码图”：曾侯乙编钟横梁上的古乐谱
作者：王金中
1978年曾侯乙编钟出土，至今余音缭绕。以往众多研究者的目光大都集中在编钟的铸造技艺、规模结构、音律音域、演奏效果和装饰艺术上，他们经过科学严密系统的考察、试验、论证和与国外资料的对比中，取得了改写古代音乐史的重大研究成果，得到世界的公认。然而，四十二年来，很少有人关注到曾侯乙编钟横梁上的“二维码图”究竟有什么实用功能？是不是与编钟演奏配套使用的乐谱？这种古乐谱能够辨识和演奏吗？本文将对此作一个初步的分析和探讨，以求教于各位方家。
一、“二维码图”就是古乐谱吗？
什么是乐谱？简而言之，就是记录乐曲的图案、符号与文字。古乐谱就是古代先贤记录乐曲的图案、符号与文字。
悬挂曾侯乙编钟的横梁与立柱，学名叫簨（sǔn，音笋）虡（jù，音锯）。簨也写作筍，指古代用来悬挂钟、磬的横木；虡也写作簴、鐻，指古代用来悬挂钟、磬的木架上的立柱。《考工记·梓人》曰：“梓人为筍簴。”郑玄在此注释：“乐器所悬，横曰筍，植（直）曰簴。”为了方便阅读，这里把簨虡通称为编钟架子上的横梁与立柱。
曾侯乙编钟的横梁是一件先秦时期的精美漆器，其上纹饰密布，与众不同。一般人都认为这不过是一种古代宫廷中的豪华装饰。的确，无论是那黑红相间的色彩，还是那流畅细致的花纹，都把这件举世无双的编钟装饰得富丽堂皇，光彩夺目，当初与金光闪闪的青铜编钟交相辉映，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图1）。不过，让人产生的疑问是，横梁上那些类似“二维码图”的纹饰还有更重要的实用功能吗？会不会是记录乐曲的图案与符号呢？这是需要认真加以辨识的。
图1
首先，从构成“二维码图”的基本元素看，它们相对一致（图2）。初看图案中的纹饰眼花缭乱，似乎比较复杂，但仔细分析起来，构成“二维码图”的基本元素却有惊人的一致性。如由圆圈围起来的“×”字形、由四个拐角组成的“＋”字形、由两头卷起而中间成尖的“山”字形、由两边卷曲的“骨棒”形等等，都反复出现在“二维码图”中，形成相对固定的符号，再组合成与敲击编钟相关的系列图谱（图3）。这显然是为了便于演奏者迅速识别，然后照谱敲击悬钟。
图2
图3
其次，从“二维码图”绘制的位置看，非常便于演奏者近距离观看与识别。编钟横梁为粗壮的方木，所有精心绘制的“二维码图”全部集中在方木的正面与背面，而方木的上面与下面是黑色的底漆和间隔的红漆，很难找到与正面和背面相同的“二维码图”。另外，横梁上表明音律的篆书铭文，均刻在随钟口朝向的一面，因此有的铭文随钟口刻在横梁正面，有的铭文随钟口刻在横梁背面。这种位置上的安排只能说明，“二维码图”中的基本符号与文字，都是供演奏者直视的。
再次，从“二维码图”的排列上看，与编钟演奏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横梁上的图案就像竹杆一样，是由一节一节衔接起来的。上梁是以较粗的红线相分割，中梁和下梁是以较宽的黑线相分割。从正面看65个编钟有62节图案，从背面看65个悬钟有65节图案，共计127节图案，大体上是正面和背面两节图案对应一钟。这些“二维码图”中基本元素的组合千变万化，使用的色彩也有某些差别，没有明显的规律性，就像世间没有相同的指纹一样。这说明敲击不同的悬钟，需要不同的“二维码图”。越是相对复杂的图谱，越需要演奏者照谱击钟，才能准确奏响人世间动听的乐曲。
第四，从“二维码图”之间大量的篆书铭文看，都与编钟悬挂的位置和音律、乐律有关。曾侯乙编钟的主要横梁上，都有规律地散布着铭文，均为髹饰底漆后刻制而成，字体不甚规整，刻工并不考究，显得拙朴。据统计，铭文共计41处，每处四至五字不等，合计187字。经过专家学者深入考证后认为，横梁上的篆书文字都是标示编钟悬挂的位置和注明所用的音律、乐律，而这正是一件完整的乐谱必不可少的重要构成部分。
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先秦之前人类并没有发明纸张，文字或乐谱只能书写在竹简和木牍上，富贵人家可能使用帛书，但非常稀少。如果用竹简或木牍记录乐谱，既不便于随时携带，更不便于在演奏时腾出手来翻阅和对照。因此，把乐谱以“二维码图”的方式描绘在编钟的横梁上，既能起到装饰作用，又能起到记录乐曲的作用，真是一个非常巧妙的发明与创造。
综上，曾侯乙编钟横梁上的“二维码图”，确是一件为演奏者精心准备的非常完整的古代编钟乐谱！它以世人从未见过的各种纹样、符号、文字、色彩的排列组合，巧妙地浓缩进一个又一个小方块中，构成了编钟演奏的精彩乐章。我们中华民族的先贤们就是以这种充满智慧的独特方式，把人间最美妙的音乐忠实地记录下来，再永久地流传下去。
据查，曾侯乙大约生于公元前475年，死于公元前433年。如果按此推算，这件世所罕见的编钟古乐谱随着曾侯乙死后埋入地下长眠，失传长达近2500年之久。
二、破解古乐谱中的“二维码图”
在曾侯乙编钟横梁上的乐谱中，“二维码图”占据了绝大部分的空间。这种“二维码图”在记录乐曲中有什么深刻的含义？起什么重要的作用？这是辨识古乐谱必须破解的一个难题。
第一， 关于击音符。
编钟既然是打击乐器，那么，击音符号在古乐谱上就必不可少，而且是判断古乐谱的重要依据之一。因此，寻找和辨识击音符号，就是破解古乐谱之谜的一把钥匙，也是认识“二维码图”的起点。
那么，从哪里入手去寻找和辨识击音符号呢？常识告诉人们，声音是由振动引起的。而简单的振动模态可以分为线状模态、管状模态和板状模态，编钟近似于板状振动模态。一块正方形的铜板，以其中心点为支撑点，用弓弦拉动其任一边的中央，振动模态即呈现出“×”（图4 a）；用弓弦拉动四角之任一角，其振动模态即呈现出“＋”（图4 b）。
图4
如果说，中国文字是象形字；那么，中国古乐谱中的符号也会留下象形字的某些特点。或许正是受到这种板状振动模态的启发，曾侯乙编钟乐谱“二维码图”上也出现了类似“×”字形(图5）和“＋”字形的击音符号（图6）。
图5
图6
为什么会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击音符号呢？这与曾侯乙编钟具有一钟双音的敲击功能有关。具体地说，每个悬钟的形状都是合瓦形，内壁有隧，这种独特的结构，使人们分别敲击它的正鼓位和侧鼓位时（图7），会得到音程相差三度的两个音。一钟双音的奇特构造和功能，是中国古代的一个伟大声学创造，是青铜乐器铸造史上的一大奇迹！
图7
拿编钟乐谱上的“×”字形符号来说，其轮廓很像振动模态下用弓弦拉动一边中央而产生的“×”。不过在交叉点上有意画出一个小圆圈，代表悬钟的敲击点——正鼓位。小圆圈伸展出来的四翼，好像一对飞舞的鼓槌。由此可以判定这是击音符号，所敲击的部位为正鼓位，命名为“正鼓击音符”。不过，图5中选取的四个正鼓击音符尽管大同小异，但仔细观察还是有明显区别的，这可能与敲击时的手法有关。
再拿编钟乐谱上的“＋”字形符号来说，其轮廓很像振动模态下用弓弦拉动一角而产生的“＋”。不过这个“＋”字形符号是由四个像鼓槌似的拐角构成，代表悬钟的敲击点是左右两边的侧鼓位，命名为“侧鼓击音符”。图6中选取的四个侧鼓击音符基本相同，只是代表鼓槌的颜色稍有变化，可能也与敲击手法有关。
在一部乐曲的演奏中，使用正鼓音往往多于使用侧鼓音。考察曾侯乙编钟的全部“二维码图”表明，正鼓击音符多于侧鼓击音符。这是符合音乐规律的现象。
第二， 关于止音符。
在曾侯乙编钟乐谱“二维码图”中，还有一类符号依附在击音符上，有的衔入一面，有的衔入两面，有的衔入三面（图8）。
图8
有人认为画的是古代的一种卷云纹，起装饰作用。其实，从象形的角度说，似乎与卷云毫不沾边，而与“山”沾点边，可以称为“山”字形纹。那么，这些“山”字形纹又代表着什么意思呢？
如果把“山”字形对应到悬钟上的部位，最恰当的就是“枚”。通常把悬钟上像乳头凸起的部分叫做“枚”（见图7）。枚有长有短，有大有小，当然也有无枚的编钟。一般地说，枚的数量是相等的，悬钟的一面有两组，两面共四组；每组有9枚，呈三横三纵排列。除了礼制的意义外，枚的实际作用既可以起到增强振动、延长发音的效果，也可以起到减少振动、制止发音的效果。当悬钟敲响后，将人手贴在枚上，声音便会迅速衰减下来。而“山”字形就像人的一只手张开，平放在三个枚上，达到止音的效果。因此命名为止音符。
在曾侯乙编钟乐谱“二维码图”的击音符上，为什么会衔入止音符呢？这与打击乐器的特点有关。
其一，每个悬钟发出的音长（也叫延时）是不同的，特别是低音钟发出来的声音低沉绵长。据测试，曾侯乙编钟的高音纽钟自然延时不超过2秒；中音甬钟大约5秒；而低音镈钟竟达10秒。当敲击低音悬钟时就需要迅速止音，才不至于干扰其他乐音，使演奏得以继续下去。
其二，不同的悬钟有时会产生同样的振动频率，即共振。这样，当敲击一个悬钟时，相同频率的悬钟也会发出声音，在演奏时出现杂音，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因此也需要对产生共振的悬钟迅速止音。
其三，编钟演奏有时还需要人为地制造颤音、抖音、柔音、跳音等，这也要依靠在击音的同时做出不同的止音动作来实现。
图9
仔细观察三层横梁上的编钟乐谱“二维码图”，可以发现止音符大量依附在正鼓击音符上，而侧鼓击音符中几乎找不到这类符号（图9）。这说明侧鼓击音时乐音的衰减比正鼓击音时要快得多，不需要止音。这也说明，止音符深深地嵌入到正鼓击音符内部，很可能提示演奏者在击音的同时就要做出止音的动作。
第三，关于分谱符。
对比三层横梁上的各节“二维码图”，可以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各节符号从横向上看，上层横梁按照二行排列（图10），中层横梁按照三行排列（图11），下层横梁按照四行排列(图12)。而从纵向上看，上层横梁两列居多，三列居少；中层横梁至少一到两列，个别的三列；下层横梁至少四列，多的到九列。
图10
图11
图12
照此粗略概算，下层横梁上各节符号的总和，竟然大大超过中层与上层横梁上各节符号的总和。而下层低音悬钟数量最少，在演奏中使用的也不多，为什么乐谱符号反而比中层和上层多呢？唯一的解释是，下层横梁上的“二维码图”是乐谱的总谱，中层横梁和下层横梁上的“二维码图”是乐谱的分谱，总谱涵盖着分谱，而分谱衔接着总谱。用以涵盖与衔接的符号，就是两两相对的山字形符号，称为分谱符（图13）。
图13
在两两相对的符号中，一种是横向相对的，一种是纵向相对的。曾侯乙编钟的摆放是曲尺形，长梁与短梁呈现角抵状。根据横向符号较长而纵向符号较窄特点，可以判断为横向符号代表着编钟架子上的长梁，而纵向符号代表着编钟架子上的短梁。这样，就可以在长梁和短梁之间，分别找到总谱与分谱之间的衔接点。
第四，关于休止符。
在编钟乐谱“二维码图”中，还存在一种常见的现象，就是在有些章节的右边，连续出现大量单独的山字形符号（图14）。
图14
如果说古代中国人的书写和阅读习惯一般是从右到左的话，那么，演奏也是这样。在尚未敲击悬钟的时候就出现止音的山字形符号，不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吗？
原来，这些单独的山字形符号相当于现代音乐中的休止符。其实，这些休止符在每节乐谱的上、下、左、右甚至中间都会出现，说明一首乐曲在演奏过程中，总会在某些节点上停顿、停留或停止一下。休止符在乐曲中往往起到“此处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
休止符在音乐中并非可有可无，它不仅担负标记音乐暂时停顿或静止的作用，而且可以制造出乐句中不同的情绪表达，使乐曲流露出的情感更加丰富。
总之，曾侯乙编钟乐谱上的击音符（正鼓击音符与侧鼓击音符）、止音符、分谱符和休止符，都呈现出了“二维码图”的形式，因此可以把这种古乐谱命名为中国式的“二维码图”乐谱。这种“二维码图”形式之美、设计之巧、纹饰之精、组合之妙、蕴含信息量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这是先人留给我们的需要不断破解的艺术之谜，也是一份无比丰厚的文化遗产。
三、横梁铭文在古乐谱中的作用
曾侯乙编钟横梁上的41处铭文，是编钟古乐谱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二维码图”的补充和注释。值得欣慰的是，这些先秦时期的篆书铭文，连同青铜编钟上的所有铭文，都已经被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专家成功破译，排除了后人阅读这些文字的障碍，为今天继续研究编钟古乐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至于横梁上的41处铭文对曾侯乙编钟的作用，前些年已经有研究先秦时期的音乐家们作过一些研究和探讨，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这里运用这些成果，就铭文在编钟乐谱“二维码图”中的重要作用进行初步的阐述。
第一，悬钟位置的标记。从曾侯乙编钟横梁12个套头处的装饰中可以发现，是先用油漆绘制出古乐谱“二维码图”，再将编钟悬于横梁，而不是相反。在横梁的65个位置上悬挂65个编钟，必须排列有序，不能出现任何差错。因此，横梁上的铭文首先标明了每个悬钟的位置。具体的操作方法是：横梁上的铭文，必须与所悬之钟的正鼓位或征部上的标识音相对应。例如短横梁中间的3—11号位置上（图15），依次写着“姑洗之少商”“姑洗之少羽”“姑洗之下角”“姑洗之商”“姑洗之宫”等9行文字，分别与对应悬钟的正鼓位所标识的“少商”“少羽”“下角”“商”“宫”等9件铭文，相互一致。这样，就使所有悬钟都对号入座，照谱排列。
图15
当然，这里也出现一个特例，就是在下层长横梁中间体量最大的那件镈钟，根据铭文可知，是楚王赠送给曾侯乙的，因此被悬挂在了中间的显著位置，挤掉了原来悬挂在此的“姑洗之大羽”钟。由此可知，楚王赠送的镈钟是在曾侯乙编钟已经铸造悬挂好以后，甚至可能在曾侯乙去世后才送到的。而那件“姑洗之大羽”钟并未下葬。
第二，古代音律的注明。曾侯乙编钟所使用的音律是中国古代独有的“五音”“十二律”。“五音”属于相对音高，按照顺序排列的名称为：宮、商、角、徵、羽，如果加上变徵、变宮，便是“七音”。“十二律”属于绝对音高，它是古人按照中国特色的音律“三分损益法”，把八度音划分为十二个半音，即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假设黄钟是现在钢琴上的“C”音，其他各律则依次向上升半音。这些音律名称在曾侯乙编钟的横梁铭文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这种把常用的音律标注在编钟的横梁上，用来确定音阶首音音高的方法，通俗地说就是“定调门儿”，让人照谱敲钟寻调，以增加演奏的精确性，减少失误。
第三，旋宫转调的提示。先秦时期人们已经总结和运用旋宫转调来演唱各种乐曲。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描写荆轲赴秦时慷慨高歌：“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一种乐器），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忼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其中的“变徵之声”与“羽声忼慨”，都属于旋宫转调，增加了歌曲的悲壮。
旋宫转调的基本含义是，以七音宫、商、角、变徵、徵、羽、变宫，配十二律，每律均可作为宫音，因此宫音的位置就有十二种，商、角等音也随之有相应的位置变化，称之为“旋相为宫法”，简称为“旋宫”。以各律为宫所建的音阶，称“均”，如以黄钟宫为宫的音阶成为“黄钟均”，以大吕宫为宫的音阶称为“大吕均”等。把十二律和七音都按相生关系来排列，叫“旋宫图”（图16）。图中呈现简单的规律：十二律隔八相生、七音隔五相生，每均有七调，十二均得八十四个调，即所谓“八十四调”。实际上，旋宫就是旋宫转调，在十二律和七音位置相应移动中，曲调的主音由不同阶名的音来担任而造成的调式转换。
图16
曾侯乙编钟横梁上铭文所写的“姑洗之大羽”“姑洗之大宫”“姑洗之羽曾（增）”“姑洗之少徵”“姑洗之商□（甫页）”“姑洗之大徵”“姑洗之大鍡”“姑洗之商”“姑洗之少商”“姑洗之少羽”“姑洗之下角”“姑洗之宫”“姑洗之羽”“姑洗之徵”“姑洗之宫角”“姑洗之羽反”“姑洗之角反”“姑洗之商角”等，就是旋宫转调的名称。古代的音乐理论认为，“宫”音所在的音高位置，被称为调高，“调”与“宫”相等，“宫调”一词即宫与调的合称。把宫调以铭文的形式镌刻在编钟的横梁上，便于演奏者确定调门，把握乐曲的基准音。
曾侯乙编钟乐谱所开创的中国古代这种以“文字＋符号”的记谱方式，千百年来一直在民间延续与流传着。现在能够看到的较早的乐谱是南北朝时期的古琴谱《碣石调·幽兰》，它将弹奏的指法详细地以文字叙述。后来为了简化记录方法，唐朝后期出现了减字谱，记录指法动作、弦序和徵位，其中夹杂着一些符号，是工尺谱的前身。宋代出现了记录音高的俗字谱，证明当时的宋词是可以歌唱的。明清两代的戏曲，包括昆剧、京剧、粤剧以及当时不少器乐曲都应用了工尺谱，其中既有文字，也有符号。从这个意义上说，曾侯乙编钟乐谱首创的“文字＋符号”的记谱方式，是光照千秋的。
四、发现编钟古乐谱的文化意义和价值
目前，由于笔者手头掌握的资料有限，致使编钟乐谱上还有一些非常奇特的符号尚未辨识出来，有些组合符号的含义尚须进一步辨析。至于各节乐谱之间如何衔接、如何搭配、如何过渡，上梁、中梁和下梁之间的转换关系，即总谱和分谱之间的关系等，更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专业问题。再有，当初演奏这件大型乐器究竟需要几个人、怎样分工、怎样配合，也笼罩着神秘的面纱。因此，要想按照曾侯乙编钟古乐谱“二维码图”演奏出正宗的先秦时期的乐曲，让人们大饱耳福，还需要付出长期巨大的努力。
四十多年前，当曾侯乙编钟以它宏大的规模、精美的纹饰、复杂的铸造、动听的乐音出土时，惊艳了全世界。人们深入研究后确信，曾侯乙编钟上体现出来的一钟双音、五音十二律、旋宫转调以及五个八度的宽广音域等现象，是中国乃至世界古代音乐的重大发现，改写了公元前五世纪的古代音乐史，树立起了东亚音乐文化的历史标杆。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曾侯乙编钟乐谱“二维码图”的发现，以其独特的符号、丰富的内涵、精准的表达、完备的功能来记录当时的乐曲，同样也是中国乃至世界古代音乐的重大发现，若能将这一古乐谱中的“二维码图”完全破解出来，将再次改写古代音乐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化价值。
首先，这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中国先贤创造发明的一种最古老、最原始、最淳朴、要素最完备、绘制最精细的乐谱。曾侯乙编钟古乐谱“二维码图”既不同于现代世界通行的五线谱，也不同于我国古代民间流行的减字谱、工尺谱，它属于以“文字＋符号”方式记录的以悬钟击奏为基本发音单元的组合式器乐乐谱。古今中外不同的文化和地区有不同的记谱方法，但大体可以分为记录音高和记录指法两大类。五线谱、简谱和点字谱都属于记录音高的乐谱，吉他的六线谱和古琴的减字谱都属于记录指法的乐谱。而曾侯乙编钟乐谱“二维码图”则属于记录悬钟击奏的乐谱，类似于记录指法的乐谱。尽管曾侯乙编钟古乐谱已经失传了2500年，但它却像汉字中的甲骨文一样，是乐谱中的源头，是音乐中的“化石”，蕴含着大量古代音乐的历史信息，千载难见，弥足珍贵。它把人类发明乐谱的历史提前到公元前500年。这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一件完整乐谱，也是继曾侯乙编钟出土后再次改写中国古代音乐史的重大发现。
其次，深化了人们对曾侯乙编钟所创造的音乐成就的认识。如果说编钟是硬件，那么乐谱就是软件。就硬件认识硬件，即就编钟研究编钟；或就软件认识软件，即就乐谱研究乐谱，其认识都是不完整的，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乐谱乐谱，一乐之谱，乐钟易得，乐谱难觅。正是乐谱赋予了乐钟以生命和灵魂。现在人们初步掌握了编钟乐谱“二维码图”，再来研究曾侯乙编钟，就能进一步开阔视野，有所发现。就拿演奏人员来说，曾侯乙墓出土演奏编钟的工具共8件，计撞钟棒2件、钟槌6件。有人据此计算后认为，整个编钟应当由5人演奏，其中2人执撞钟棒，每人持一棒；3人执钟槌，每人持二槌。他们考证，墓中最接近编钟位置的西室陪葬女乐工是13人，其中5人是演奏编钟的。这样，曾侯乙编钟是由5人演奏的说法似乎成为定论。其实不然。编钟乐谱“二维码图”发现后，直接面临的问题是，古乐谱上出现的大量止音符由谁来完成？怎样才能完成？出土的撞钟棒长达2·15米，直径6·6厘米，其重量不会很轻。而13名陪葬女乐工中最大的24岁，最小的才13岁；最高的1·61米，最矮的才1·41米，她们根本拿不动这样粗重的撞钟棒自如地演奏乐曲。事实上，在编钟出土后的历次演奏活动中，都是由男子执撞钟棒。这样推测，曾侯乙编钟在演奏时至少应由7人完成，其中未执棒、槌的两名女乐工负责做编钟乐谱中规定的十分重要的止音动作，以保证乐曲演奏的和谐效果。
再次，人们有机会聆听按照编钟乐谱“二维码图”演奏出来的古代乐曲。在古代帝王和贵族的所有享乐活动中，最高级、最奢侈、最豪华的享受就是欣赏音乐。《列子·汤问》中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描写。《论语·述而篇》记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说的是孔子在齐国欣赏到《韶》乐，竟然很长时间尝不出肉味，还说：“没想到音乐竟然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这是因为古代像《韶》这样的乐曲演奏，轻易是听不到的，至于那些平民百姓，一辈子也听不到美妙动听的音乐。其原因就在于那时的音乐演奏必须有专门的乐队，有齐全的乐器，有欣赏的场地，有长期的训练和磨合。如果环境、场地、人员和条件变化了，就演奏不出同样美妙的乐曲。而这正是令世人无限神往之处。目前人们听到的只是曾侯乙编钟奏响的现代乐曲。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当人们完全破译了编钟古乐谱“二维码图”，就能让曾侯乙编钟奏响2500年前的曾乐、楚乐甚至像《韶》这样的周乐，以原汁原味、原钟原调的美妙佳音，再次惊艳世界！
2020年8月31日
本文参考资料：《史记》《中国古代文化常识》《中国重大考古发掘记·曾侯乙墓》《湖北出土文物精华》《曾侯乙文物艺术》《曾侯乙编钟》
本文照片摄影：张余
来源：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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