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半夜12点有人敲门(第一次当头家)(1)

(农健/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3月1日《南方周末》)

【新春走基层·记者回家】一年一度,回乡过年后的“我”又与你相见。拥抱亲情的“我”,卸下在外的一切武装,以儿女与记者的双重视角,感悟生活冷暖与时代脉动:

70后的“我”,以合乎期待的习俗办完了母亲的丧事,方能独自一人涕零;80后的“我”,父母坚守传统信仰,只为游子回家时还能寻回儿时的年味;90后的“我”,试图逃离逼婚的恐惧,又渴望“疾驰回家的列车再快一些”……

此刻的“我”和你一样步履不停,为梦想,更为下一次更好地回家。

失去了农耕基础,传统乡土社会逐渐被稀释,变得模糊、游离而陌生。世代传承的习俗能否接续,也成了需要担心的问题。

是资格,也是义务

临近春节,母亲便交代:结婚头一年,最好回来过年,要当“头家”。又补充道:也没啥,到时候我替你去便是。

在闽南,“头家”常用以称呼店铺老板,也指民间祭祀的主事人。以我家所在村子为例,过去一年新婚的男丁,才有资格当“头家”。

“当‘头家’,一辈子就这一次。”煌伯告诉我。煌伯年过七旬,与我父亲同属苏氏宜字辈,已在本村的三仙殿主持了三十多年的庙事。

三仙殿主要供奉玄天上帝,即道教中的真武大帝,也是武当山供奉的主神。庙里每年举办三次祭典,“头家”的职责就是筹备祭典事宜。

祭典的日子也叫“封建日”。在我儿时,村里的“封建日”一年多达六七次,次次宴请;后响应“为农民减负”号召,才减为现在的三次。今年又有“移风易俗”,一年宴请限一次,女婿上门除外。

今年的第一次祭典依旧定在正月初五。正月初三起,各家各户照例开始忙碌。蒸年糕是头等大事。村民早已不再自制甚至不太食用传统点心,唯年糕例外——它将是祭典的主供品。

一条铁律亘古不变:只有亲人过世,年糕才能减量,若添了人口,则要增加。17年前我父亲过世,家中年糕从10斤减到了5斤。去年我结婚,于是今年又添了2两。

过往家家户户的土灶早已拆除,废弃汽油桶焊接的铁灶取而代之。其他的老家当样样都在:大铁锅,竹蒸笼,白纱布。煤气也派不上用场,农村人笃信,用柴火烧更香。

闽南的年糕由米和糖制成,成分简单,但制作过程有些讲究。比如,蒸制时不能掀开盖子看。以前乡下零食匮乏,孩子嘴馋了问何时蒸好,会被家长喝止:越问越蒸不熟。

今年因为母亲身体的原因,姐夫负责烧火。湖南女婿不懂规矩,掀了好几次盖子,年糕上沾了灰。母亲看到后,只是咯咯地笑。

年糕出笼后,神仙先享用。本村有一条特别的规矩:正月初四晚上,各家各户就得把年糕等供品抬到庙里,等隔天集体“送神”后,方可取回食用。

其他供品,“三牲”必不可少,常见的搭配是一块猪肉、一只公鸡和一颗鸡蛋。公鸡用沸水焯过,漂亮的尾毛得留着。

于是,初四下午,“头家”们就得开工。接电话通知,6位“头家”到了庙里,第一件事是,把铁制层架从库房里拉出来,搬到庙里装好,以便村民摆放供品。

来干活的,除了我与堂侄子,其余4户都由“头家”的父亲出面。母亲那几天胃疼卧床,也执意要代我去,被我谢绝。

“头家”的责任不可推卸。在我回村前,母亲曾特意从另一城市的姐姐家赶回庙里,参与擦地,“你若不回来过年,就得我去。好在今年‘头家’多,天气也暖”。

村里半夜12点有人敲门(第一次当头家)(2)

百年榕树下的庙宇,以其特有的节庆仪式,维系着村庄的人情世态和历史印记。(南方周末记者 苏永通/图)

规矩终究是人定的

比起装层架,守夜更是苦差事。初四晚上,庙门不能关,这也是规矩。何时迎神送神?值夜怎么分工?“头家”问,烧香大妈也问。煌伯总回复:时辰未到。

吃完晚餐沐浴更衣后,我们6人于晚上八时许返回庙里。此时,庙门口拼起桌子,几个村民叫来小炒喝起白酒。约一小时后,煌伯确定:零时二十分迎神。

迎神也称“请天公”,是祭典的第一道仪式。时辰到时,煌伯却让大家稍安勿躁,“过一点比较好”。外面的人不听招呼,放下酒杯,点起了鞭炮,但只响了几秒——鞭炮断了。

煌伯不慌不忙,点上三炷香,先在庙门口拜了“天公”,又进庙拜了众神。此时鞭炮重燃,干脆利落,再无中断。

“得烧香才行。”煌伯缓缓说道,“‘天公’请进来了。”

礼毕,煌伯才把6个“头家”叫到一起,吩咐任务:即刻起至下午四时,庙里四个香炉的香火不能断。这是最最重要的。天亮时,“天灯”也要点起香柱。

除了我和堂侄子,其余4家的年轻人依旧没来。6人两两一组自行分工:较年长的两人守前半夜,后半夜辛苦,分给我和堂侄子。其他两人负责白班。

凌晨五时,我赶到庙里。“这么准时。”两位长辈很惊讶。其中一位回忆,1979年的正月初五,他和我父亲共同当“头家”守夜,据说那是第一次,自此村里立下规矩。

守夜无所事事,我在百来平米的庙里穿梭。24个层架上,一百多户人家的供品摆得满满当当。过去,家家户户搬桌子进庙争先抢座,挤得水泄不通。直到十几年前,庙里统一配置了层架,问题算是迎刃而解。

凌晨六时许,陆续有人零零散散进庙烧香。这天上午,各家主妇要完成一大圈祭拜:先进三仙殿,再到村尾的土地庙,返回自家,还有客厅里的主神、厨房里的灶神和户外的门口神祖,最后是祖先。祭拜不同的神用不同的供品。

二十多年前,有位外地来的儿媳妇曾用一副“三牲”,拜完大神拜小神,拜完神仙拜祖先,一度传成了笑话。这种做法其实并未犯忌,只是不太讲究罢了。

而今,祭祀简化渐成趋势。敬神后的供品可以再拜祖先。逻辑是,祖先在世时也拜神。

所谓规矩,终究是人定的。

村里半夜12点有人敲门(第一次当头家)(3)

百来平米的庙里,一百多户人家的供品摆得满满当当。庙门口,村民叫来小炒喝起白酒。(南方周末记者 苏永通/图)

保香火,求心安

祭典的最后一道仪式,也是高潮,叫送神,俗称“送天公”,要等到下午四时。逢特殊年份,还要做法事。

戏是必不可少的,今年请来木偶剧团唱歌仔戏《龙凤配》。演员三人足矣,一人拨弦,一人敲锣,一人演兼唱。台下无一观众。有了电视和手机,连老人也不看传统戏曲。

锣声渐落之时,各家主妇倾巢而出,齐聚庙前广场,集体持香向天祭拜,意为将“天公”送回。她们大多是我母亲的那一代人。

6位“头家”都得到齐,主要任务是保安全。香柱不再插入香炉中,而是直接扔到广场上,和涂金的纸钱一起烧,周围浇上一圈水。

各户供奉的鞭炮堆积在一起后,由专人燃放。炮声震耳,众人纷纷往后躲闪。听我堂弟说,只有建设符合消防标准的库房,才有资格卖鞭炮,因成本高昂,商家纷纷放弃了这笔生意。他开车转了五家店,一挂鞭炮也没买到。

送走了“天公”,再回庙里一拜,祭典便宣告结束。在外头观望的年轻人纷纷进入庙中,帮助长辈把供品挑回家中。

剩两件事还要“头家”们来做:将层架拆卸送回库房,打扫卫生。负责的依旧是我和堂侄子,以及那4位长辈。

在庙里,有妇人见到我说:“往年都是父母来替‘头家’,你怎么自己来了?”我只能解释,母亲64岁了,若是伤了筋骨,再送医可不划算。

现在,村里的年轻人几乎无人务农。大多在附近工厂打工,少数进了城。还有一些人像我一样远在千里之外工作生活。教育是重要因素,跟土地也有关系。十多年前,本村人均耕地已不足一分,各户所分土地索性只记纸上,由几个种菜大户承包经营。

失去了农耕基础,传统乡土社会逐渐被稀释,变得模糊、游离而陌生。只有百年榕树下的庙宇,以其特有的节庆仪式,维系着村庄的人情世态和历史印记。

而今,世代传承的习俗能否接续,也成了需要担心的问题。在村中,子女成家后,祭拜之事仍多由长辈一手包办。或许他们和我母亲都有一样的念想:自家香火不能断,这是使命。

母亲并不迷信,她有另一层用意:因为子女都在外地工作生活,这些祭拜的习俗能让她求得心安。“至于你们信不信,遵照自己的内心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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