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世纪中期，可谓是大明朝边境防御的多事之秋。经年累月的高压锁国传统，在南北两头制造出大量游离于主流社会的走私群体，从而质变为动摇地方军政大局的不稳定因素。后人耳熟能详的倭寇，就是此类现象的杰出代表。
至于由山西白莲教徒和蒙古俺答汗联手发动的石州之战，更是给稳坐京师的大明朝廷以巨大震撼......
此消彼长
明朝建立之前 白莲教徒就是红巾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事实上，无论华北各地的白莲教传播，还是域外蒙古人的扣边来袭，都是明朝自建立之日起就存在的老大难问题。粗看之下，前者是如假包换的内部矛盾，拘泥于农业生产的路线之争。后者无疑是非常典型的外部矛盾，涉及贸易窗口开放、国统认证等高层次争端。总结起来却是殊途同归，不过是同一个矛盾在不同领域内的现实投射。因为长城两侧的经济联动，正是基于地理差异而造成的良性联动。倘若被人为因素强行阻隔，那就会出现非常糟糕的双输局面。
但今天寻常人眼中的当务之急，完全有可能让古代的权斗家们避之不及。由于出逃的蒙古贵族始终在草原高居北元旗号，从根本上拒绝承认朱家天子为绝对正朔。所以明朝也长期以严苛的贸易封锁予以回敬，即便矛盾极度淡化也丝毫没有放松意思。至于由此所产生的地方经济崩溃与白莲教传播泛滥，都会直接被当做叛乱予以简单化处理。其结果就是大批边区民众携家出关，跑到早已荒废的丰州重建板升城，并十分乐意为统御当地的俺答汗出谋献策。
长城外的板升城 就是由出逃的白莲教移民建立
于是，本已遭到重创的蒙古军队，便依靠白莲教流民的实现迅速回血。后者不仅用先前布下的走私网络搞违禁品贩运，还索性将自建的作坊开设到塞外新城，为草原庇护者们打造盔甲或刀剑。甚至还专门安排间谍入京师窃取弗朗机炮制造工艺，险些将塞外大军的火器水平拉升到与明军持平水准。但即便没能成功得手，还是以攻城车、大型抓钩等传统攻城武器觐献给大汗，让习惯于躲到土墙后的官军不再绝对安全。
另一方面，明朝的北方防御体系并无任何升级应对。直到16世纪中期，除首府级城市外的大小据点，都还在使用最传统的夯土结构。哪怕是被当做国境绝壁的长城，都不见有多少坚固砖石段落。况且烽火台、哨所和兵营间的联系也十分松散，往往不能应付2个方向上的强势突破。后方卫所更是糜烂不堪，连最基本的二线补漏设置都难以实现。加之士卒们因通胀与回扣文化而生活饥馑，就更无法依托这些形同虚设的工事保护一方安全。即便对方从自己眼皮子下招摇过市，也会采取能躲就躲的求生哲学去敷衍了事。
单一的强制生产模式 让山西经济在明朝统治时濒临崩溃
频繁来袭
统御漠南蒙古的 俺答汗
正因如此，俺答汗时代的漠南蒙古骑兵，往往习惯于对明朝纵深发起频繁打击。除1550年那次直逼京师的庚戍之变，大都将最终目标设定为环境较为特殊的山西一省。利用白莲教带路党提供的情报和地理信息，就能很轻松的突破长城防线。继而绕开那些有真正重兵据守的城市，到后方州县大肆劫掠。例如位于吕梁山脚下的石州，就有过2次惨痛经历。
公元1540年8月，俺答汗的蒙古-白莲教联军首次袭击石州。由于采用声东击西、同步发难手段，很轻松的就让大部分人抵达长城以南。接着逼塞防重镇大同的官军保持中立，一路横扫到吕梁山下。大明朝廷虽已派出来自山西与陕西的3000边军阻击，却架不住他们只愿意在若即若离中缓缓跟随。最后只能用注目礼坐视对方从容出境。
石州就位于今日的吕梁境内
次年7月，俺答汗再度因使节被扣而率军南下。出于愤怒和对明朝官军的无能认知，主动包围省城太原，还在稍后领兵巡游山西各地。位于西南端的石州，又非常不幸的沦为远征终点。得到传报的嘉靖皇帝照样严令全军出击，还是让顽敌能安然无恙的退回漠南休整。最后不免城池遭攻陷，包括皇家宗室在内的50000多山西军民被带回草原重新安置。
可能是由于这次事变过于惨烈，大明朝廷很快对山西的地方防务做出调整。先是处罚那些畏敌不前的军政将官，然后对遭遇战乱的州县进行接济。最后还不忘出资重修石州城墙，将覆盖范围扩大9里，城墙增高到11.6米。另有挖掘出4米宽的壕沟予以加强，还在东南北三个方向设置出入口。奈何并没有真正涉及战力多寡的措施，所以根本无法从实质上改善区域安全。
位于今日山西吕梁的 石州城墙遗址
更为讽刺的是，曾有义民私自打造500门虎尊跑和大量火药，期望输送给石州城内的官军御敌。结果才走到半路上就遭盗匪截杀，所有铳炮也都沦为进攻者的火力增强器。考虑到当时的晋地有大量白莲教众偏向蒙古一边，惨剧的始作俑者自然不言自明。这同样能解释为何俺答汗总是对进攻山西有如此大兴趣。
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明朝与蒙古方面的争端都没有波及石州。但引发双方矛盾的深层次因素依旧存在，只不过是被草原铁骑的兵锋引向河北、京师一带。嘉靖皇帝为展现自己的强人设定，不惜在绝大部分逆境中死磕到底。以至于到自己驾崩的1566年，整个大明朝都没有从政策惯性中解脱出来。
刚愎自用的权斗家 嘉靖皇帝
破坏巨大的第三次围攻
明朝与漠南蒙古的全面对峙
公元1567年，隆庆皇帝继承明朝大统，开始逐步修正嘉靖时期的政策失误。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改革，便是在福建的漳州月港设立市舶司，允许持官方执照的商贾出海贸易。但对边界另一头的蒙古人却遵循旧制，丝毫没有将新政全面铺开的意思。
于是到当年9月初，自感遭无视的俺答汗又南下兴师问罪。这次，他完全按照白莲教首领赵全的提示行动，将全部的主力军分为三路行动。其中，太子黄台吉负责领兵仰攻东面的蓟镇，另有一支偏师负责吸引河套地区的宣镇。自己则继续从大同入手，依然将山西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而且队伍里有更多白莲教徒追随、声援，所以规模达到非常恐怖的60000之众。
大量的白莲教步兵加入 让蒙古人不再惧怕城市围攻
当然，明朝方面的反应，亦如先前一般唯唯诺诺。尽管俺答汗的行动方针不言自明，但沿线守军始终不敢与之正面抗衡。附近部队虽在外围不断监视，实则是怯于同蒙古-白莲教联军产生任何近距离接触。因而10天时间，就让原本位于二线的石州彻底暴露在强敌面前。守城官兵对此也是面面相觑，连在城头回复喊话的胆子都已丧失，更没有人敢贸然出击。对面则从容不迫在外围扎营、拼装攻城器械，直到3天后对城市展开全面围攻。
平心而论，用包裹砖块修缮后的石州城墙，的确较以往的夯土胚子有明显提升。这才让俺答汗特意留出宝贵的3天进行准备，以便军中的白莲教工程师有时间筹备。等到战斗正式打响，便可以让大批附庸上前填平壕沟，再沿着钩杆和云梯尝试攀登城墙。由于蒙古甲士的人数非常有限，上述工作多半要靠白莲教步兵予以承担。守军的弓弩、火器又无法在密集对射中形成压制，也就无法遏制如排山倒海般来袭的蚁附攀登。
白莲教步兵让石州的城墙升级变得意义不大
战斗间隙，俺答汗还提出数额颇高的停火条件，要城中军民向自己孝敬10000两黄金和3000匹绸缎。可惜城中富商皆惜财如命，拒绝用自己的宝贵财富拿去资敌。蒙古-白莲教联军也就不再客气，以又一波更加凶悍的强攻破城而入。明廷任命的守城官员被迫集体自裁，城中妇女也不得不自焚保全贞节。更有万余普通居民在混乱中被杀，尸体遍布庙宇、水井等几乎所有重要地方。
与此同时，明朝的山西总兵申维岳手中尚有万名官军可用，全都扎堆在北面40里处的大武镇。在石州被围期间，他们从未有任何南下救援动作。城市陷落后也急忙撤往文水躲避。但俺答汗的军队却并不准备放过上述区域，很快就以轻骑袭扰各头，收获大批粮食、牲畜和近万人的俘虏。直到当月20日才鸣金收兵，心满意足的携战利品回草原分配。
短短20天军事行动 就让蒙古人大赚一笔
目的达成
俺答汗的宫殿 也选址在板升城
由于1567年的石头之战，俺答汗同明朝的关系再度将至冰点。尽管隆庆皇帝已经对旧政策有所动摇，却碍于兵灾损失而不愿意随便媾和。蒙古方面则继续在丰州一带休养生息，并时刻准备对长城沿线发动奇袭。但最终目的，还是渴望能正常开市贸易。
终于，双方的僵局在1570年被一次意外所打破。俺答汗的嫡孙把汗因内斗失败而主动投向明朝，从而促成明蒙重启中断多年的谈判。隆庆皇帝答应将把汗移引渡回蒙古，以便交换给自己造成重大损失的白莲教首领找全。原本无从谈起的边境贸易也不再是严守底线，甚至是一次性就开设出遍及北方全境的11座交易口岸。
贸易开放后 漠南蒙古与明朝维持了70多年和平
至此，相互搏杀超百年的明朝和漠南蒙古，开启了长达70多年的和平共处阶段。一直到后来的满洲势力崛起，整个南蒙古才因新主要求而再度派南下征战。本来只是白莲教聚集区的板升城，更是在稍后成为俺答汗本人的宫殿选址，逐步进化为后世的呼和浩特。
但在上述成就得以开展之前，已经有无数人因高压锁国政策而奔赴黄泉。即便是后来条件改善，明朝的北方经济与南蒙古的贸易生态，都没能恢复到元朝覆亡前水准。以至于当更为可怕的满洲崛起，双方也就抽不出全力予以平衡或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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