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宝应元年（762）六月康失芬行车伤人案卷》出土阿斯塔那第509号墓。图片由新疆博物馆提供
天山网记者 赵梅 通讯员 阿迪力·阿布力孜
一千多年前，闹市区出现驾车伤人案件，肇事人和受害人会得到怎样的处罚和赔偿？
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唐宝应元年（762）六月康失芬行车伤人案卷》，向人们展示了这起唐代驾车伤人案件的审理过程。
牛车失控 闹市撞伤两儿童
《唐宝应元年（762）六月康失芬行车伤人案卷》于1973年出土于阿斯塔那第509号墓，目前馆藏于新疆博物馆，案卷首卷和中间已残缺，结尾还比较完整，全文共有3页58行，纸缝处各押一个“舒”字。
新疆博物馆研究人员介绍，案卷记载的是唐代发生在西州高昌城的一起重大交通事故，以及官府处理此案件的经过，这是唐朝法律在西州高昌城施行情况的一个具体案例。
根据案卷内容显示，这起重大交通事故发生在公元762年六月的一天。高昌城内骄阳似火，天气闷热。居民史拂8岁儿子金儿和曹没冒8岁女儿想子，正在商人张游鹤的店铺前玩耍。突然，一架牛车从闹市区急速驶过，任凭驾车人如何拽扯召唤，牛车依旧发疯一样冲进人群，直到将两个正在玩耍的孩子撞倒，车轮从孩子们身上碾过。
驾车肇事人名叫康失芬，30岁，是粟特人靳嗔奴的雇工。当天，他驾牛车把城里的土坯搬到城外，从城外返回时，牛突然狂奔，一场不可避免的悲剧就此发生。
家长上告 肇事人请求“保辜”
根据案卷记载，被撞倒的孩子金儿，腰部以下的骨头全部碎裂，性命难保；想子腰骨损折，同样有性命之忧。
这起事故发生后，两个孩子的家长一起将康失芬告到官府。先是市民史拂向官府提交呈词，上写“男金儿八岁在张游鹤店门前坐，乃被行客靳嗔奴家生活人将车辗损，腰已下骨并碎破，今见困重，恐性命不存，请处分。谨牒。元年建未月日，百姓史拂牒。”随后，市民曹没冒也向官府提交了呈词，内容与史拂大致相同。
高昌县负责审判此案的是一个名叫“舒”的官员，他接到案子后，先后对肇事者康失芬审问了3次。
康失芬首先向舒承认了赶牛车轧人的事实。他说牛车是借来的，对于驾车的牛不熟悉，牛奔跑时，他努力拽拉，但仍“力所不逮”，才酿成事故。 他同时向官府表示“情愿保辜，将医药看待。如不差身死，请求准法科断”。
所谓保辜制度，指的是在发生了人身伤害案件后，根据伤情程度的大小来给伤害人定罪量刑的制度。康失芬的意思是，他想先请求保外为两个孩子治疗，如果受伤的孩子任何一个不幸身亡，官府再按法律处罚自己。
保人何伏昏等人写下状子，愿意担保靳嗔奴和康失芬，如果被担保的人逃跑，担保者愿意替罪同时受杖二十。最后，官府在保人的担保下，同意保辜，并放出靳嗔奴和康失芬，但规定两人在保辜期间，不许离开高昌县。至此，这个案子的处理过程告一段落。
如何量刑 根据伤者病情判断
至于这起案件结果如何？肇事人康失芬会得到怎样的处罚？《唐宝应元年（762）六月康失芬行车伤人案卷》中没有记载。
按照唐代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和宰相房玄龄共同制定的《唐律疏议》规定，“诸于城内街巷及人众中，无故走车马者笞五十，以故杀人者减斗杀伤一等。”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闹市区无故跑马车的，会被处以鞭笞50下，而在人群中跑马车导致他人死亡的，为故意杀人罪，仅比斗杀人罪轻一等，斗杀伤也是故意杀人，在唐代的最高刑是死刑，比它减一等，就是流放三千里。这是唐代流刑中的最高等级，一般还有附加刑——三年“居作”，就是三年佩戴枷锁劳动。
但是，因为两孩子伤势还没确定，官府采取了保辜措施。而按照《唐律疏议》中“保辜”条款，“诸保辜者，手足殴伤人限十日……折跌肢体及破骨者五十日。限内死者，各依杀人论；其在限外及虽在限内以他故死者，各依本殴伤法。”
按此条款，康失芬的保辜期限是50天，也就是说，官府最终如何量刑，要根据这50天内金儿和想子的病情来判断。
保辜制度始于西周，唐代以后不断修改和完善。该制度有利于伤害人将自己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同时通过他为受害人寻医问药，也可以一定程度缓和双方矛盾，从而化解社会不安定因素。
新疆博物馆研究人员分析，在医疗条件和证据制度不发达的中国古代社会，实行保辜措施，把人身伤害与责任挽救有机结合，这在今天仍然具有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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