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学派自南宋勃兴以来，历近千年仍远有代绪，不绝如线。
瑞安永嘉学派馆
故今天我们仍能将温州等周边浙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的精神源头追溯至南宋永嘉学派。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永嘉学派在元明之际几乎呈消亡之势，孙衣言曾感概宋元之后，永嘉学术凋零，追问道：“乾淳之盛，吾乡之学粲若日星，而何以文修、潜室以后渐趋简陋，元明再嬗，寂无嗣音？”（孙衣言《永嘉学案》前言）
直至近代孙衣言、孙诒让父子等人将永嘉学派重新复兴，并发扬光大，才使得永嘉学派在近代以来代代传承，影响迄今。事实上，永嘉学派的复兴既是缘由温州地方学者起衰自任，颇有忧患意识及保存乡邦文献的强烈责任感，更是由于近代以来内外交困之际，士人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资源中寻找解决之道。
永嘉学派的复兴如同近代公羊学之复兴、颜李之学之复兴，体现着中国思想的活力，具有全国性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对于永嘉学派，我们绝非仅以永嘉一地之学，或者仅以浙学而视之，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只能明确永嘉学派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正是因为复兴永嘉学派的内在驱动力在于近代士人寻求解决中国困境的药方，故受到各地学者的激励，如著名学者钱泰吉就对孙衣言寄以殷殷之情，在同治二年（1863）为他文稿所作之序，全篇围绕着永嘉之学而论，期待衣言重振永嘉之学：“百余年来，古文家竞推桐城，桐城诚为正宗，然为学各有家法，文章流别不必一涂，先哲遗型，近而易习，琴西于其乡先生之文，童而诵之矣，吾愿益专其业而推广之，昌明永嘉之学，俾世之人知吾浙之学犹有永嘉，永嘉真脉乃在瑞安，不亦美乎？”又如颇为自傲、不轻许人的德清戴望写信于孙衣言，“望意以为南宋儒者，实推永嘉为最，上不淆于心性之空言，下不杂以永康之功利，非建安、金溪所得而盖之也。项先生傅霖云‘永嘉之学，超于宋而不为空谈，方之汉而少其附会。’知言哉！”孙衣言将戴望此意转于俞樾，言：“子高极推重永嘉学人，大可感。某欲略考永嘉学派，苦于诠陋，幸属子高为一搜讨，晚宋、元、明以来，有非永嘉人而私淑郑、陈、蔡、薛者，尤可贵也。”
从钱泰吉序文、戴望来信，可见对南宋永嘉先儒的认知，是各地学者敏感地感受时局变化，期待从传统文化资源寻找解决方案，以迎接时代的挑战。正是在这些学者的激励之下，孙衣言对永嘉学派信心百倍，“常以为欲综汉宋之长而通其区畛者，莫如以永嘉之学。” 他嘱咐戴望等人在收集永嘉学人的文献资料，尤其看重“有非永嘉人而私淑郑、陈、蔡、薛者”，亦见孙衣言等人清晰地认知到永嘉学派的价值不应局限在永嘉一地之学，仅以地方学派而视之。孙氏父子等人同时利用自己的政治和学术地位，发动人际网络，推动着更多的学者加入复兴行列，扩大着永嘉学派的影响力。
孙氏等人爬梳历史文献，整理永嘉学派文献著作，勾勒永嘉学人的发展和影响脉络，永嘉学派得以重新复兴，并在几代人的努力之下，不断强化文化认同，内化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温州地区作为永嘉学派的发源地，首先践行着永嘉学派精神，积极发展近代实业、创办新式学校、设立各种新式社会事业，走在全国前列，对温州乃至浙江走向近代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和示范作用。
（作者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 徐立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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