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也高温

进入七月下旬以来,全国各地都进入了火炉模式,多地最高气温突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面对高温,人们只能开足空调,感谢这一造福千家万户的防暑发明。

在没有空调的古代,人们也必须面对高温炎热的天气。南北朝后期到唐朝前中期,我国正处于气候上的温暖期,气温普遍比较高,酷热的夏天格外难熬。在玄宗朝,身处夔州的杜甫曾在连续高温的时节写过三首诗,诗的题目都叫《热》,按照诗中的说法,夏天的瞿塘峡附近,虽然面临长江,但有大部分时间都是“峡中都似火,江上只空雷”,江边水汽弥漫,氧气不足,让人觉得“炎赫衣流汗,低垂气不苏”,只能靠“想见阴宫雪”这样的精神胜利法来对抗暑气。

在纬度靠南的地方,炎夏的威力更为猛烈。中唐诗人柳宗元被贬到湖南南部的永州之后,长期苦恼于当地的暑湿之气,日益憔悴。在某个半夜被热醒的时刻,他走出房间,登上高楼,怀着满腔愤怒写下了一首《夏夜苦热登西楼》,诗中形容自己所处的夏夜是“火晶燥露滋,野静停风威。探汤汲阴井,炀灶开重扉”。这个夜晚,花叶上的露水都被晒干,孤寂的旷野吹不来一丝微风,井里盛放的都是开水,打开门就像进了火炉,无助的诗人只能站立在炎热中,“凭阑久彷徨,流汗不可挥”,默默忍受挥之不尽的汗水。

即使逃离了南方,来到唐朝首都长安城中,也无法逃离夏季热浪的侵袭,长安地处关中盆地,夏季空气流通不畅,更容易形成闷热的天气。王维在一首写给南方朋友的《赠吴官》中描述当时长安的夏天是:“长安客舍热如煮……空摇白团其谛苦”,即便拼命摇动团扇也难以驱走热气。晚唐人王毂写过一首《苦热行》,诗云:“祝融南来鞭火龙,火旗焰焰烧天红。日轮当午凝不去,万国如在洪炉中。”其中“万国如在洪炉中”一句,生动地写出了唐朝全国上下普遍炎热的状况。

描写白河边避暑的诗句(唐人的夏季日常)(1)

元 刘贯道《消夏图》,藏美国堪萨斯纳尔逊画廊

居室防暑:夏装、北窗、凉席

在高温天气面前,机智勤劳的古人没有束手待毙,他们在衣食住行上想出了各式各样的避暑方式。

古人日常的服装,一般是绵、麻或动物皮毛所制,到了夏天通常会换上葛布制成的夏装,名为“絺綌”。这种“絺綌”纤维虽比绵布粗糙,但轻薄透气,在夏天穿着出门,微风掠体而过,十分清凉。唐代的正式服装以长袖为主,但是也有短袖的“半臂”甚至无袖装,比较洒脱的人甚至只穿一件葛制的背心,在家中或山林里袒怀乘凉。当然富有的人家可以穿更轻、更贴身的“轻绡”,这种丝织品在身上更为舒适,但是因为它太过轻薄,不适合在户外使用。

中国古代的建筑为了照顾采光,常常是“坐北朝南”,但是在炎热的夏季,毒辣的阳光从南面门窗照射进来,无疑让人更添烦扰。为了避暑,许多人都会在房间的北面背阴处另开一面窗户,既可以透风,又没有阳光,如果再于窗外种上一丛翠竹,就成了乘凉的绝佳位置。陶渊明在给孩子们的家信中讲到自己生平的乐事,其中有一条就是“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这句话后来被唐修《晋书·陶渊明传》收入,“北窗”也成了脍炙人口的典故。白居易晚年拜秘书监,闲居长安新昌坊时,曾写过一首《新昌闲居招杨郎中兄弟》,邀请自己的妻舅杨汝士兄弟来做客,诗的末尾说:“暑月贫家何所有,客来唯赠北窗风。”即将自己家中北窗的凉风当作给客人的最佳馈赠。

除了利用自然之风以外,唐人还发明了利用地下水降温的方法。据宋初笔记《云仙杂记》引《云林异景志》载,中唐著名宦官霍仙鸣,在自己位于龙门的别墅地下开了七口凉水井,盖上镂花透气的盖子,到了夏天,冷气从水井中涌出,房内“七井生凉,不知暑气”。

长安的有钱人家除了住房之外大多还有自己的园子,只要种上一小片树林,就可以借阴乘凉。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在盛唐时,长安城富家子弟“每至暑伏中,各于林亭内植画柱,以锦绮结为凉棚。设坐具,召长安名妓间坐,递相延请,为避暑之会”。这个“避暑之会”大概就是现在“夏日狂欢派对”的雏形了。

除了在房屋结构和园林布置上下功夫以外,唐人也会在室内安置各种避暑用品,比如我们今天依然在使用的凉席,在唐代就已经非常受欢迎了。唐人将竹席称为“簟”,因为竹子比热大、升温慢,竹簟表面的温度通常都会比室温要低上不少,躺在上面,配上玉枕或者石枕,自然有凉爽之感。

元和十一年夏天,被贬江州司马的白居易买了一副当时有名的蕲春竹席,寄给身在炎热通州的元稹,并附诗一首,“通州炎瘴地,此物最关身”。元稹收到礼物以后非常开心,立刻回复一首《酬乐天寄蕲州簟》,描写了自己的用户体验:“碾玉连心润,编牙小片珍。霜凝青汗简,冰透碧游鳞。水魄轻涵黛,琉璃薄带尘。梦成伤冷滑,惊卧老龙身。”觉得睡在上面犹如睡在冰凉的龙鳞上,不但不再炎热,甚至有些寒冷。在唐人的想象中,“龙鳞”是世界上最为寒冷之物,用来制成扇子或者垫子,避暑效果绝佳,但是非常稀有,只有富贵人家才有资格使用。

《开元天宝遗事》记载盛唐长安富户王元宝家有一把龙皮做的扇子,每到夏天,王元宝招待宾客之时,“以此扇子置于坐前,使新水洒之,则飒然风生,巡酒之间,客有寒色。”另一本笔记《剧谈录》则说唐后期名相李德裕在家中“以金盆贮水,浸白龙皮,置于座末”,夏日时常常邀请同事到家里避暑,来宾进屋之后只觉“烦暑都尽,清飚凛冽,如涉高秋”,简直有空调的功效。当然世界上并不存在能够散发冷气的“龙皮”,上面两则故事只是唐五代人对豪富人家的夸张想象。不过古代的“龙皮”本来就是按照蛇、鳄鱼等动物的鳞甲想象而成的,如果拿蛇皮、鳄鱼皮这类材料冒充“龙皮”制成垫子,想必降温的功效也不输于竹席。

到了晚唐,辟暑用具里还出现了一种“竹夹膝”,用竹子制成圆筒,夏天夹在两腿之间,可迅速降低体表温度,配合竹簟使用效果尤佳。晚唐著名诗人陆龟蒙曾送给诗友皮日休一件竹夹膝,皮日休写下一首酬谢诗,说此物“圆于玉柱滑于龙,来自衡阳彩翠中。拂润恐飞清夏雨,叩虚疑贮碧湘风”,清凉爽滑之感跃然纸上。

描写白河边避暑的诗句(唐人的夏季日常)(2)

南宋《柳荫高士图》,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山中避暑:寺庙、丹药

如果购置了凉席、扇子、竹夹膝,高卧在北窗之下还是觉得酷热难耐,那就需要考虑逃离家中,去更凉快的地方避暑。一般官员和百姓会到海拔较高、植被茂密的山上躲避高温,这时候山中的各个寺庙就成了热门的避暑景点。白居易晚年寓居洛阳时,在夏天就时常到洛阳附近的香山寺避暑,他为此写过两首绝句,前一首云“六月滩声如猛雨,香山楼北畅师房。夜深起凭阑干立,满耳潺湲满面凉”,是说夜晚住在香山寺小溪旁畅禅师的僧房里,出门凭栏而立,觉得满面清凉;后一首云“纱巾草履竹疏衣,晚下香山蹋翠微。一路凉风十八里,卧乘篮舆睡中归”,则写出了自己归途中在凉风吹拂下安然入睡的场景。

长安周围群山环绕,自然也有不少避暑胜地,比如城南终南山边曾为唐太宗行宫的翠微寺,就是文人雅士常去避暑的场所。如果嫌郊外山中路途遥远,也可以选择长安城南的慈恩寺,慈恩寺虽然地势不高,但是临近曲江,寺里遍植古松修竹,松风竹韵到处,正可荡涤烦热,再加上寺内高耸着慈恩寺塔,游人既可以借塔阴乘凉,也可以登塔顶浴风,算是长安城里除了皇宫外最适合避暑的地方了。正因为此,每到夏日暑热之时,慈恩寺里都是游人如织。晚唐诗人刘得仁曾经写过一首《夏日游慈恩寺》,诗中说:“何处消长日,慈恩精舍频。僧高容野客,树密绝嚣尘。闲上凌虚塔,相逢避暑人。却愁归去路,马迹并车轮。”可见在夏日慈恩寺避暑的游人之多,回程时竟然导致了交通拥堵。

唐人热衷于去寺院避暑,除了山寺海拔高,寺中植被茂盛之外,还因为佛教讲究四大皆空,鼓励人将肉体的痛苦视作虚无,如果能够按照佛教的理想修行,达致内心平和,自然就能不畏暑热。王维曾写过一首《苦热》,前半首诗描写了夏日酷暑之时“赤日满天地,火云成山岳。草木尽焦卷,川泽皆竭涸”的地狱般景象,后半首则说他在佛教修行中,领略到了“却顾身为患,始知心未觉”的道理,知道身体上的痛苦,只是内心没有觉悟的表现,于是“忽入甘露门,宛然清凉乐”,领略如来法门之后,在酷暑中也能感到清凉的快乐了。那些在佛寺避暑的人,虽然未必能像王维那样做到完全觉悟,但在佛学的熏陶下,想来总能平复一些炎热带来的心情烦扰。

佛教通过内心修炼化解暑热的痛苦,道教则有更直接的去暑之法。《抱朴子·内篇·杂应》记载了葛洪传授的不热之道:“或以立夏日,服六壬六癸之符,或行六癸之炁,或服玄冰之丸,或服飞霜之散。”葛洪这一句话里,概括了符箓、行气、外丹、仙药等道术中的避暑之法,在五行体系里,“壬癸”属水,主阴凉,故此葛洪所说的符箓称为“六壬六癸之符”,行气之法叫做“行六癸之炁”。道士只要服用丹药符箓就可以免去热气侵扰,似乎比埋头苦修的佛教徒要轻松不少,但这些仙药和符箓都不是能轻易获得的,比如炼制“飞霜之散”,需要“用萧丘上木皮,及五月五日中时北行黑蛇血”作为关键成分,其中“萧丘”是传说中的海岛,上面有一种神木,猛火烈焰也无法伤之分毫,但是知道“萧丘”地点的人少之又少,能得到岛上木皮的人更是凤毛麟角。因此据葛洪所知,古往今来,只有两人曾炼制出这样的仙药。

不过道教发展到了唐朝,发明出了一般道士也能炼制成的避暑药,比如唐代道士沈知言所辑《通玄秘术》中记载了一种“辟暑丹”,将雌黄、白石脂、丹砂研磨后包在曲滩黄泥里烧制,再于磁石上捣碎,注入乳汁后再以融化的白松脂裹成丹药,据说服用之后“夏月可以衣裘,并无炎气相逼”。据沈知言的说法,唐懿宗也曾服用过此丸,而且甚有功效。这个丹方叙述详细,后来被收入北宋官修方书《太平圣惠方》乃至明人所辑《普济方》中,在后世作为中药流传甚广,但是丹方中的雌黄含有三硫化二砷,是剧毒药物,炼制不得当很可能变成催命的毒药,唐懿宗才过四十就英年早逝,很可能与服用这种含毒丹药有关。

描写白河边避暑的诗句(唐人的夏季日常)(3)

正统道藏本《通玄秘术》中所载辟暑丹炼制方法

采冰解暑:冰镇水果、冰饮

说到夏季消暑,就不能不说从古至今一直流行的消暑神器——冰。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采冰、藏冰的传统,《周礼》中记载了周代专门“掌冰”的公务员——凌人,他们在冬日凿冰藏在专门的冰窖“凌阴”之中,到了仲春时节进行“启冰”仪式,将所藏之冰用于宴会、祭祀等场合。这种的传统也延续到了唐代,藏冰则由上林署官员负责管理。

朝廷冬日所藏之冰,主要是用于王朝祭祀和宫中日常生活,一般官员无法享用,但皇帝常常会将朝廷藏冰送给自己重视的大臣。白居易为翰林学士时,曾经写过一篇《谢恩赐冰状》,感谢宪宗皇帝赐冰给自己,文中说:“颁冰之仪,朝廷盛典;以其非常之物,用表特异之恩。”自己得到了冰以后“烦暑迎消,凉飚随至”,清凉之余又感受到了皇帝的莫大恩宠。

在得到皇帝赐冰之后,除了放在室内降温,还可以用来冰镇水果。如刘禹锡在《刘驸马水亭避暑》一诗中讲到唐顺宗驸马刘士泾夏日招待宾客的食物是“赐冰满盌沈朱实,法馔盈盘覆碧笼”,其中“赐冰满盌沈朱实”指的就是将新鲜的李子放在盛满冰块的碗中。除此之外,也有直接用赐冰制成冰饮的,如杜甫在长安时曾列席权贵子弟召开的“夏日派对”,并写下两首《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晚际遇雨》,诗中有云“公子调冰水,佳人雪藕丝”,可见这些藏冰也能直接用于制作饮品。

除了皇帝赐冰之外,唐代长安似乎也已经出现了卖冰的市场,不过由于冰块的采集、贮藏非常困难,夏日市场上出售的冰往往“价等金璧”,也有商家想要在长安市上靠卖冰赚取高额利润,结果在和买家的讨价还价中冰块融化,最后落得血本无归。正因为夏日的冰块有如此价值,它也成了高官权贵互相馈赠的珍宝。据《开元天宝遗事》所载,杨国忠的子弟为了巴结朝中高官,“每至伏日,取坚冰,令工人镂为凤兽之形,或餙以金环彩带,置之雕盘中,送与王公大臣”,可知这冰兽的确与金玉珠宝同样珍贵非凡。除此之外,杨氏子弟还会命令工匠将大冰块凿成冰山的形状,在招待宾客时放在宴席间,居说能使在座的宾客在三伏天里“各有寒色”,甚至穿上夹袄御寒。

不过有资格在大热天用冰块降温的,毕竟只有首都长安城的达官豪富,地方上的官员和百姓,基本上都就没有这样的条件了。在长安享受过“公子调冰水”的杜甫,后来去到长安东面的华州做司功参军,华州虽然离长安不远,但是已经没有了冰水的待遇。在那里,杜甫写过一首《早秋苦热堆案相仍》,诗中说自己在官署中热得“束带发狂欲大叫”,直呼“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脚蹋层冰”,在写这句诗的时候,杜甫想必也曾怀念自己在长安城中,可以在夏天接触到冰块的日子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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