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8日，武汉，章开沅在其办公室接受采访供图/视觉中国
章开沅：生前请辞资深教授身份及待遇
章开沅，1926年生于安徽芜湖，祖籍浙江省吴兴县。1951年9月入华中大学（即今华中师范大学），在历史系先后任教员、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职。
1985年8月至1991年3月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2015年任武昌首义学院（原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荣誉校长。1954年以来，章开沅主要从事辛亥革命研究，兼及中国资产阶级、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近年则致力于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主要著作有《辛亥革命史》（三卷本，与林增平共同主编）、《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并主编《辛亥革命史丛刊》《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丛书》等。
章开沅的主要著作《辛亥革命史》是研究辛亥革命史的大型专著。在主持编撰《辛亥革命史》期间，通过申报审批，章开沅在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成立了辛亥革命史研究室。1984年，扩建为历史研究所。20世纪90年代，更名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沿用至今。经过几十年精心打造，这个研究所已成为享誉学界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机构。
据华中师范大学官方消息，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章开沅5月28日在武汉逝世，享年95岁。北京青年报记者注意到，5月28日，华中师范大学官网已变成黑白，并建立相关专题，以示悼念。另据华中师大官网消息，章开沅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将于5月30日在武汉举行。
章开沅先生为我国人文社科界资深教授，在其生前曾四度提出辞去资深教授。时任华师大党委书记马敏坦言：“一开始我们是犹豫的，是舍不得的，是想挽留的。”后来，见章先生再三提及此事，且言辞恳切地表示“荣誉可以终身，待遇应该退休”，学校决定同意他的请辞。
2014年4月16日开始，章开沅先生辞去原本可以保持终身的“资深教授”身份。同时辞掉的，还有相关待遇，包括每年10万元的津贴。当天，章开沅先生还宣布不再接受媒体采访，回归学术。时年88岁的他成为我国人文社科界辞去资深教授的第一人。
生前，章开沅先生曾对“导师变成老板，学生成为课题的廉价劳动力”现象提出批评。他认为，老师与学生的关系，应是世界上最纯洁、最真挚、最高尚的关系。学生虚心向老师求教，老师殷切教育学生成才，除此之外别无他求。
他还介绍，自己带研究生时，经常让他们去家里讨论，一般每周两次，至少是一次，其他院系有兴趣的研究生还可以旁听。此外，他还主张老师不仅要在学生在校时关心他们，毕业后也不要放松教育，并把这种终身教育称之为“追踪教育”——学生毕业后，为师长者应该继续关心着他们的学术研究和个人发展，关注着学生的路子走的是不是正确，及时给予指导。
何兆武：人生一世，不过就是把名字写在水上
何兆武，1921年9月生于北京，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1986年至今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兼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和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长期从事历史理论、历史哲学及思想史的研究和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2015年4月获中国翻译协会颁发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译作有卢梭《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思想录》、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罗素《西方哲学史》等，著有《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历史与哲学》《文化漫谈》《西南联大的那些事》《上学记》等。
著名历史学家、思想文化史学家、翻译家何兆武于5月28日逝世，享年100岁。
《上学记》是何兆武先生的个人口述史。何先生在西南联大读大学和研究生，共七年，读过四个系，之后在清华大学任教。《上学记》写的就是何先生1949年之前的求学生涯，其中西南联大的七年是主要篇幅。
《上学记》2006年由三联书店初版，2016年版权转至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上学记》修订版发布时，何兆武先生写过一段话，说《上学记》的出版确实是一个偶然的产物。“四年前，青年友人文靖女士来找我谈话，想从我这里了解一些旧时代学生生活的情况。当时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更谈不到思想上的酝酿，只是东拉西扯地信口闲谈。文靖女士据此写了几篇小文，居然得到刊载，这或许引起了她的兴趣，于是又连续和我几度闲谈。就我而言，事先并无写书或出书的念头，只不过是零星回忆一些往事而已，所以全然没有一个整体的构思，闲话太多，较重要的事情却多有遗漏，乃至后来读到成稿时，已经难以重起炉灶，只不过在个别字句上略加修饰，点缀成文。”
《上学记》的执笔文靖，曾是三联书店编辑。2002年入职三联书店前，她在清华大学学习，其间在课堂不止一次听葛兆光先生说应该找一批研究生给老一辈的专家学者作录音整理，留一份珍贵的史料。受此影响，文靖联系到何兆武先生，开始了长达两年的采访和写作。
文靖回忆，“何先生讲话风趣得很，八十多岁依然像孩子一样满是奇思妙想。平平常常一件事，被他一类比果然显出滑稽，说到兴起自己先忍不住咯咯咯地笑，就算一只路过的蝴蝶也要染上他的快乐。”“谈话中，我能明显感觉到何先生语言的特别之处。他喜欢用数学、用逻辑，以及宇宙的普遍规律为参照，去和人的行为作比较。在这个大参照系下，人的自高自大、自以为是与一只井底的青蛙、好胜的公孔雀并无二致，都是些虚荣，是些小的心机。”
很多人在文章中曾感慨何兆武先生一直住着很小的房子。对此，文靖在《上学记》后记中说，“清华、北大在蓝旗营盖新楼，分给何先生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比他现有的条件好许多，却被他婉言拒绝了，笑说‘年纪大了，嫌麻烦’。”
《上学记》初版责任编辑、三联书店的曾诚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这本书初版封面比较素雅，初版起印8000册，2006年夏末面世，最一开始是正常销量。”曾诚告诉北青报记者，《上学记》获得更广泛知名度，也与2006年底央视一档知名谈话节目有关。那档节目，通过年轻读者的讲述，分享阅读《上学记》的感受，并邀请何兆武先生等做评委。时任该节目策划张虎迪告诉北青报记者，节目效果非常好，“何先生当时已经86岁，但头脑很清楚。现场所有人都得到了何老的签名本。大家都很高兴”。
2006年，《上学记》初版时，文靖遗憾的是，让这部口述自传拖得太久了些，用了将近两年。其间，何先生的二姐去世、夫人去世，他本人因股骨头坏死、心脏病两度住院，一直陪伴他的孙女也出国了。“何先生说：‘从今往后，我得习惯一个人的生活。’”与此同时，他也不忘宽慰友人，“‘人生一世，不过就是把名字写在水上’，不管你如何奋力、如何着意，还是如何漫不经心，结果都是一样的。名字一边写，一边就随流水消逝了。”
本组文/本报记者 张知依
统筹/刘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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