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建元大都：元世祖忽必烈兴建元大都，新都城牧草缺乏，需要巡行上都。
公元1272年，元世祖忽必烈改京师中都(北京)为元大都，两都巡行制正式确立。
忽必烈在几年前就已将都城迁往北京，他原来的都城是上都和林(今蒙古哈拉和林)，迁往北京后，他并没有将旧都弃之不顾，而是每年都要来此住上一段时间。随着北京被抬升为大都，这种两地间的巡行有了更重要的政治意义，它标志着两都巡行的新制度，最终得以确立。
北京是由忽必烈的谋臣刘秉忠主持设计的，作为入主中原统一全国的新都城，迁都到此的忽必烈为什么不辞劳苦，每年都要往旧都和林走一遭呢?事情得从北京面临的经济问题说起。
迁都北京后的忽必烈，政治雄心暴露无遗，那就是统一全国。谋臣刘秉忠进言说，统一只是时间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治理国家，以前是在马上打天下，今后却不能在马上治天下。
忽必烈询问，那该如何治理呢？刘秉忠说，国家和百姓本就来是一个整体，如果想要国家富强，就需要百姓先富强。百姓富强的办法也很简单，那就是开辟田地，重视农业生产。
忽必烈说这个不难，他很快下诏说，国家以百姓为本，百姓以粮食为天，今后要以农桑为首。
忽必烈
诏令虽然颁行全国，但地方官施行起来，麻烦可不少，遇见麻烦的人是滨州(今山东滨州，在元代和元大都同属于中书省管辖)知州姜或。
姜或来滨州上任的时间不长，他很快发现朝廷的诏命，不但没在滨州实行，反而在朝反方向发展。
蒙古入主中原后，很多部队驻扎地方维持稳定，滨州就是其中之一。因为蒙古士兵的生活习惯和汉人截然不同，平时主要吃的是牛羊肉，而不是粮食，所以对务农的诏书根本不在意。
姜或来到滨州时，很多蒙古士兵为了养马侵占百姓的田地，把原来种粮食的土地都改种牧草。还有一些故意捣乱的士兵，每次骑马都会故意损坏庄稼，老百姓到衙门口来找姜或告状。
姜或一看这了不得，赶紧给朝廷汇报情况。接到姜或的奏疏，忽必烈的动作也很快，他马上派出官员来抓违法乱纪侵占良田的人，滨州蒙古士兵为了养马毁占民田的事情，得到了遏制。
滨州养牧马占良田的事，虽然得到了暂时控制，但农牧矛盾很快就成了新都面临的经济重症。
有一天，蒙古官员来给忽必烈汇报，说能不能把京城郊外的土地用来养马。忽必烈询问原因，蒙古官员们说，京城养了几万匹马，每年都要消耗大量牧草，可现在很多地都种了粮食。
忽必烈听了有点动摇，他觉得京城的牧区确实少些。蒙古以弓马得天下，要说为了种粮食务农，连马都不养了，也说不过去。于是忽必烈点头同意，他的谋臣刘秉忠也没敢反对。
这时候，忽必烈的皇后察必来了，她假装责备刘秉忠说，你是汉人里边最聪明的人，说什么皇帝都会听，为什么不劝他呢？如今京郊的土地已经准备用于屯田了，怎么能无端改变政策？
皇后的话起了作用，忽必烈沉默了一会儿，叫人追回了圈地养马的命令。
蒙古官员要把农地改为牧区，是他们反对农本政策，但京城养马牧草短缺，也确实是比较棘手的问题，汉人的农业经济和蒙古的畜牧业之间能不能找到平衡？忽必烈想到了两全办法。
这个办法就是在大都北京和旧都和林之间每年往返。每年二三月份，北京农时开始的时候，忽必烈就带着朝臣和军队赶往和林，在和林住上半年，在那里放牧养马。等到八九月份，北京的农时过去，忽必烈再命人带着过冬草料返回北京，冬季到次年开春的草料也得到了解决。
这样一来，北京的大部分土地可以用于农耕，而朝臣、军队和蒙古贵族跟随皇帝在农忙时离开北京，也避免了军队和蒙古贵族对民间田产的侵占，对民间农业生产的干扰。
忽必烈到和林后，发现每年的巡行不但能解决经济问题，政治意义也不小。寄居和林的蒙古贵族纷纷参见，忽必烈对其大加封赏，并举办各种祭祀活动，大大提升了统治集团的凝聚力。
结论：两都巡行制解决了元大都牧草缺乏的经济问题，稳定了蒙元统治的政治稳定，两都巡行为元朝历代统治者所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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