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氏家训：务敦孝悌，务存忠信；务习礼仪，务尚廉耻；务睦宗族，务和邻里；务读诗书，务勤耕种；务亲君子，务重有德；务厚亲朋，务笃故旧；务慎言行，务襟交游；务守王法，务畏官刑；务尊高年，务怜孤寡；务崇节俭，务严教训。
都昌黄氏宗谱皆会冠“沙港”二字，沙港是个地名，在今湖口县流芳与都昌县春桥凤山交界处。沙港是都昌黄姓的发脉地，且有故事。说沙港黄氏的祖先是后周任比部郎的黄俊伯，赵匡胤公元960年陈桥兵变宣告了赵宋的成立，黄俊伯作为旧朝之臣目睹了五季之乱，深知天命难料，便避乱隐退，带着家眷从后周都城开封潜出，直奔祖居地湖北江夏，后隐居于柴桑。又惧北宋朝廷的追捕，肇居于沙港。自此，黄俊伯的后裔瓜瓞绵绵，外迁者众，仅在都昌就分居出155个黄姓村庄。
村中旗鼓石
现今归都昌春桥乡凤山村委会所辖的黄邦本村，是离沙港原著地地域最为相连的黄姓村庄了。黄邦本之名，很容易让人解读为“黄姓族邦的本源之地”，其实“黄邦本”本是个人名，但又不是兴村始祖。黄俊伯六世孙黄遵十一世孙黄善七（约生于1306年），于元惠宗至正年间由沙港迁流香垅，后人以其五世孙黄邦本名冠于村名。作了这样的疏理后，几个时间节点便清晰起来：都昌黄氏自一世祖黄俊伯始，距今逾千年；黄邦本村成村近700年；村名叫“黄邦本”约在200余年前。
流香垅
沙港黄氏可谓簪缨累代。在黄邦本村朝门一侧镌刻着一块“沙港黄氏历代进士名录”，从黄俊伯之子黄询谋为宋乾德癸亥科（963年）进士至黄为基为清光绪甲辰科（1904）进士，据统计941年间一门名列进士者达41人。清光绪癸卯科（1903）进士黄锡朋就是黄邦本村人。进士黄锡朋曾官至工部主事，属正五品。让他名垂青史的，当然不是官衔，而是清末民初在江西诗界的翘楚地位。胡先骕先生曾将黄锡朋与陈三立相提并论，列为“同光体”赣派四大代表性人物之一。黄锡朋与他的俩个儿子黄养浩、黄次纯在诗坛并称都昌“三黄”，2003年作家出版社曾出版有《都昌“三黄”诗文集》一书。且让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让都昌“三黄”的诗性之光闪烁起来。
黄锡朋孙媳卲赛娥在村中进士名录碑前
“三黄”之诗与时代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是倡导“新乐府运动”的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向他志同道合的好友元稹提出的诗文创作的主张。清末民初的都昌人黄锡朋和他的儿子黄养和、黄次纯“三黄”之诗，是合时事而著作的。
对于清末进士黄锡朋的生平，似可作如下勾勒。
纪念黄锡朋的蛰庐
黄锡朋(1859一1915) ，字百我，号蛰庐。1859年出生于都昌春桥黄邦本村一个诗书世家。少时父亲黄武韶、母亲王氏对他严加管教，“日暮学童各散归，锡朋篝灯读，读竟，府君促之先寐”。17岁时，拜本村同宗黄椒圃先生为师，黄锡朋在《椒圃先生事略》一文中，这样描述曾任靖安县教谕的恩师对他的严厉教导和殷殷期盼：“忻然以育材为乐”，“先生讲画勤恳，略无倦却，常至夜分不休。凡考据、义理、辞章各门，锡朋颇窥藩篱”。先生性情“简易而刚介，训饬后进，尝面呵之”。光绪五年（1879），黄锡朋补学官弟子，旋补廪膳生。同年，椒圃先生在罹沉疴离世前，泫然对黄锡朋说：“予家书声渐替矣，承先启后，责在汝一人，途远任艰，汝甚勉之。”怀揣着父母和恩师的嘱托，黄锡朋来到庐山下的白鹿洞书院读书。这座中国四大名书院之首的书院，在朱熹知南康军时，黄锡朋的南宋祖先黄灏便成为都昌“朱门四友”之一。沙港黄氏的诸多进士加身之人，曾求学于白鹿洞书院。
黄养和（右二）与家人在村中合影
光绪十八年（1892），年仅33岁的黄锡朋为南康知府王延长代笔作《天人九老图后记》，期间游历庐山，有《南康城楼春眺》、《爱莲池》诸诗。光绪十九年（1893），黄锡朋考中举人。按例，应于次年赴京考进士，但连续两年因缺路费而“乏资不前”。黄锡朋以举人之身，经龙阁学举荐，赴高安县就任瑞州府训导。光绪二十九年（1903），黄锡朋赴京参加会试，登光绪癸卯科进士（名列二甲108位），授工部主事，后加员外郎衔。京官部曹多为清闲职务，黄锡朋不事钻营，耿介清高，“超然帝乡之乐”，有闲暇读书治学，稍有积蓄，即用来购书。平素则蛰居不出门，因号“蛰庐”。京官九年，内政腐败，外患频生，黄锡朋诗作多以咏物、咏怀与酬答为题材。黄锡朋在《自咏》中慨叹：“九载衣冠陪粉署”。宣统三年辛亥八月（1911），黄锡朋以病假为由辞官回家。带回老家的大部分都是书籍，据说藏书量达到两万余册。1941年出生的邵赛娥是黄锡朋的孙媳妇，她年轻时听公婆讲述，黄锡朋当年乘船隐居乡梓，在湖口红桥码头下船，满舱的书籍是用独轮车一趟趟地转载到黄邦本村家中的。黄锡朋归隐乡间，潜心诗文创作，在《避世》一诗中这样表明心迹：“避世心情久泊如，且随潘岳赋闲居。却缘迟暮好言命，敢借穷愁轻著书。”民国二年（1913），他曾受族人之邀主编《黄氏宗谱》。民国四年（1915），胡思敬辑刊《豫章丛书》，邀黄锡朋来南昌作编校，黄锡朋婉言谢绝：“顾为俗累所缚，不克远离。乡间苦无名师，两小儿均已长成，不能辍续，又不能外出，家庭教授，更无代劳之人，以兹裹足，为怅怅 耳。弟蛰伏村巷，颓然而昼眠，忻然而夕咏，惟性所适，幸脱樊笼，若复仆仆于城市，恐亦与野性相违反也。”1915年冬，黄锡朋患中风逝于家中，时年56岁。
民居
黄锡朋在他52岁正当壮年为官京城时，为何毅然返乡归隐乡间？黄锡朋的这一人生抉择，是庙堂与江湖的不归路，是京城与乡间的断头桥，是仕宦与村叟的分水岭。对于黄锡朋这一人生十字路口的选择，当然可以解读为他不愿与黑暗的时局共沉沦，也可以评说他有超然高洁的“莲”“菊”之格局，究其实真正的内核成因是，黄锡朋在辛亥革命改朝换代之际，有着浓郁的前清遗老情结。他的后期诗作每每咏怀言志，出现落叶、枯木、秋蝉、落日等意象，呈现出一种凄凉悲怆的情绪，诗风悲凉苍郁，就是此时心境的表露。黄锡朋这样“咏菊”：“敢谓孤苦能傲世，自知老去独宜秋”；如此“咏梅”：“我念故园结遥梦，梦醒尚疑闻吟香”；在《落叶》诗中，那落叶是旧王朝臣民的飘落写照：“纵已辞柯犹带露，休因坠地便随风”；在《秋感》之七诗中，流露出对故园的留恋与哀挽：“玄黄变色哀天地，回首长安事已陈”。
黄锡朋的长子黄养和的人生围绕“两师”而展开，先为“塾师”，后业“医师”。黄养和（1898—1951），字公佑，名福基。又号镂冰室主。早年师从父亲的挚友、苏山益溪舍名士胡雪抱。胡雪抱也是出身名门望族，其伯父胡廷玉是同治年间进士。黄养和抗战前在乡间设塾馆授徒，教授诗文。抗战期间，曾一度迁九江避乱。1938年7月，日寇攻占湖口，黄养和举家迁至老家黄邦本村，在村上贻珠楼设馆教书，从学者有都昌、湖口10余名学生。1944年塾馆停办，他以中医为业，名声远播。1951年2月19日，黄养和在家中病逝，是年53岁。黄养和有诗著《镂冰室诗》传世，辑缮写的诗作200首。他的诗风格逸气清，洗炼精工。“篱落纵然拘野性，柴门终觉胜朱门”，他这样借诗明志；“断诗好趁闲宵续，暍病人多叩晓扉”，他对自施仁医如此惬意；“天意沉冥宁可问，万千哀乐对深卮”，《除夕》里忧愁着时局；“弦歌辍后诗仍续，学问深时世倘平”，他如是抒发心性。
古系马桩石
黄锡朋次子黄次纯（1903—1978），名仁基，号工善，晚年又号籽耘。少年与其兄黄养和一同师从胡雪抱，19岁求学南昌，毕业于省城中学。黄次纯立世耿介而高洁，颇有其父之神韵。他年轻时以文才见长，曾任县秘书科科长。一日，县长卧榻自吸鸦片而令黄次纯起草禁烟令，他愤而辞职。彼时天下官场一般腐，他到另一县谋职，县长一手搓麻将，却口授禁赌令。黄次纯复辞职，慨然长叹：“如此，不如归去。”从此绝迹仕途，挚教乡间，淡泊名利，怡然自得。“其轩为持轩，为学贵有恒”，他这样以轩名自勉；“我愿诗情真彻骨，会凌绝顶访茅茨”，他如此表述淡泊超脱、率性纵横的意境；“知否摘花须问主，几家生计在枝头”，他素朴悯农；“细数炊烟几家断，来寻净土一龛无”，他在《苦旱》里苦吟。黄次纯在新中国生活了29年，诗心在新生活里绽放芳华。1950年开始教学生写民歌、儿歌，并以都昌凤山山歌小组的署名在《江西文艺》《新农村报》上发表和省电台广播。黄次纯写过不少诗文评论。1950年寄书郭沫若谈集录劳动诗歌事，郭老有答书。其诗论《读钱澄之田园诗》一文发表于1963年8月的《人民日报》“评诗说文”栏中。1951年还当选为都昌县特邀人民代表。1978年5月1日，黄次纯病逝家中，享年75岁。
“三黄”之诗与名流
中国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旧体诗诗坛，“同光体”是个绕不开的诗派。所谓“同光体”之“同光”，指清代“同治”、“光绪”两个年号。光绪九年（1883）至十二年间，郑孝胥、陈衍开始标榜此诗派之名，宣称指“同、光以来诗人不墨守盛唐者”。随着后期大批文人等追捧，“同光体”逐渐成为一种成型的诗风，其诗风特点是学古“宗宋”，追求字句上新巧，有时流于艰涩。“同光体”前后历经四十年，流派纷呈，主要有赣派、浙派、闽派。江西派的代表人物是陈三立，闽派代表人物是诗评家陈衍，而都昌“三黄”与陈三立、陈衍皆有着密切联系。
《沙港文化》会刊
1993年版的《都昌县志》在“人物卷”收录了黄锡朋的简传，在传略中如此评价黄锡朋之诗品：“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读书吟诗，潜心词赋，其诗作风格瘦硬，避俗避熟，流于隐晦，与其政治态度不无关联。但他的诗词不泛没，字无虚砌，锤炼甚精，显为同光体诗派作者。”现任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江西省诗词学会会长的胡迎建先生是胡雪抱之孙，他在2013年曾主编《坚守·风骨·传承——都昌黄锡朋、黄养和、黄次纯、胡雪抱研究》一书（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在序言中胡迎建引用现代大诗家、民国年间中正大学第一任校长、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骕先生（江西新建人）之言：“吾乡自赵宋以还，以文章领袖宇内，逮清而稍衰，至清之末叶尤不振。自陈敬原出，始重振西江绪余，夏吷庵、华澜石、黄百我、杨昀谷诸前辈，并能各树一帜。”陈敬原即陈三立，黄百我即黄锡朋。胡迎建如此阐述：“胡先骕所列举的夏、华、黄、杨四人，均为近代江西诗坛的著名诗人，同光体赣派中的重要骨干。”胡迎建先生也是明确地将黄锡朋归入“同光体”赣派之列。
胡先骕先生大有将黄锡朋列“同光体”赣派四大家之一的用意，可于黄锡朋，对于江西乡贤、“同光体”赣派的扛旗者陈三立却是极为推崇。陈三立，字伯严，号散原，比黄锡朋大6岁。黄锡朋在《陈主事伯严》一诗中称赞陈三立“冥搜造幽荒，得句苍天悲”。黄锡朋诗风学陈三立，但他的诗词创作中呈现的清新平淡的自然之风又与同光体有不同之处，其特立独行尤为可贵。
陈衍为黄养和诗集题词
黄锡朋长子黄养和为诗最为推崇的是陈三立，他在《读散原精舍诗》中这样引其父赞陈三立诗的句意而咏：“冥搜元化幽荒气，自浥灵根旷古姿”。陈三立当年居庐山牯岭，黄养和持其诗稿登山至门下求教，一了多年宿愿。在《谒散原丈》一诗中言“瓣香不负平生愿，湖山端居望俨然”。陈三立是江西义宁（今修水人），出身名门世家，为晚清维新派名臣陈宝箴长子，国学大师、历史学家陈寅恪之父。他比黄养和大了43岁，黄养和以“世晚请谒”，陈三立留他在家中用饭，并关切地问起眼前的这样“贤侄”在父亲黄锡朋逝世后家境如何。饭罢，黄养和取出早有准备的一册诗作给陈三立指评，陈三立翻视数首后，道出了他的直觉：“贤侄之诗，照理应传乃翁的家法，何至读来句调反似我？”对于诗坛泰斗级人物的陈三立对他的诗作在格调上的认领，黄养和脸上涵养着雅和，谦逊地道：“晚辈何敢仰望长者？恳请赐教。”过了数日，黄养和收到陈三立的手稿以及退还的诗册，诗册中有陈三立批阅划红双圈的点赞，以至黄养和奉之如此感慨：“竭念年之力，心摹手追，竟能得此，天不负我矣。”黄养和咏陈三立：“开山妙手春秋笔，刻镂空灵乃尔工”，道出陈三立乃同光体的开山鼻祖，诗有如史笔之褒贬。陈三立后来还为黄养和的《镂冰室诗》题词：“情思沉挚，气息深静，构思沉挚，缀语峭洁，盖能脱凡近而渐进于古之作者矣。”
黄次纯（右二）在村中与家人合影
黄养和之弟黄次纯，也曾以诗寄陈三立而求教，陈三立评价其诗：“气清格逸。”黄次纯有《寄陈散原丈庐山》道尽仰慕之情。
都昌“三黄”与同光体闽派代表人物陈衍的交往也堪为诗坛佳话。陈衍（1856—1937），号石遗，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陈衍在民国十五年（1926）交付涵芬楼主人合刻刊行的《石遗室诗话》32卷蜚声文坛。《石遗室诗话》同时收录了黄锡朋、黄养和、黄次纯父子三人的诗作及评述，十分难得，是可以载入都昌艺文录史册的荣光。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如此论述都昌“三黄”诗风：黄锡朋“古诗皆选体，律诗妥帖排奡者居多。”“绝不为皮里阳秋 矣”。黄养和“风格似诗庐（指胡朝梁），而面目却肖散原（指陈三立）。”他在点评黄养和的《读近代诗钞有怀陈石遗先生》诗时云：“赠余诗多矣，往往非不及即太过，不如此首字字切实，包括余一生行藏。”黄次纯“诗无多，而可采者不鲜”。民国十一年（1922），黄次纯在南昌求学时曾寄一册诗求教于闽中的陈衍。陈衍很快回信，说其诗已“与时贤合”。黄次纯以《得陈石遗丈书》五言排律记叙了与陈衍之间的意会。他寄诗请教的起因，是从报刊所载近代诗人作品读后，被陈衍诗艺所打动。陈衍教导黄次纯作诗应以诗意为中心，在具备胸襟的同时，兼顾句法、词语的选用与斟酌。在聆听陈衍教诲后，黄次纯“抠衣欲往从，寒波隔闽岛”，而终未果。
都昌“三黄”与当时诗坛大家夏敬观、汪辟疆、王易、王浩等都有唱和之作。从诗到远方，黄邦本村是处驿站。
祖祠门楼
文/图 汪国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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