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讲“义”时，我们实际上在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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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钱穆的《朱子新学案》一书中，有专章“朱子论仁”，但无专章“朱子论义”。近年学者很关注朱子论礼，但仍少有关注论义者。本文即欲对此问题加以简述，以进一步加深对朱子学基本道德概念与经典诠释的理解。
“义”字，《说文解字·我部》的解说是：“己之威仪也。从我羊。”这一说法中，“我羊”是讲字形结构，“威仪”是强调原始字义。以义字字形（義）采用我羊，这是依据小篆。而威仪之说，有学者认为义（義）是仪（儀）的本字，其字形像人首插羽为饰，充作仪仗。在这个意义上《说文解字》的“威仪”是指出义的字源意义，而非通用意义。然而无论如何，《说文解字》用威仪解释“义”字意义的说法显然不能解释先秦古籍中“义”字作为道义、正义等价值概念的用法。
一、古代以“宜”释“义”的传统
先秦文献中对义的使用解说不少，其中属于文字学的解释是“义者宜也”。以宜解义，虽然亦不能涵盖先秦文献对“义”的使用的诸意义，但此说出现甚早，亦颇流行。其较早者，见于《中庸》：
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
朱子注云：“杀，去声。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恻怛慈爱之意，深体味之可见。宜者，分别事理，各有所宜也。礼，则节文斯二者而已。”朱子强调，“宜”是事理之宜乎如此者。
《说文解字·宀部》曰：“宜，所安也。”从“所安”来看，可知宜的本意为合适、适宜，引申为适当、应当。所以宜字本偏重于实然，而非直指当然，其当然义较轻。故以宜释义，使得义的价值意涵变得不太确定，这是此种训释在伦理学上的弱点。这一弱点对“义”的后来发展，起了不小的影响。由于以宜训义出现较早，几乎成为既成的标准解释，故后来者几乎都要照搬此说，或在引述此说的基础上，再加以申发。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义的对象是我，而义的本质是“正”。这在先秦儒家已多有其例，如我以前指出过的，《礼记·乐记》已经说过“仁以爱之，义以正之”，《礼记·丧服四制》也说“礼以治之，义以正之”，《荀子·赋》则说过“行义以正”。儒家以外，墨子更明确提出“义者正也”（《天志》），义者正也，表示义具有“正其不正以归于正”的“规范”意义。庄子“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天地》），也透露出以爱为仁，以正为义的用法。可见，除了宜以训义之外，以正释义，在战国时期已经相当流行，并延续到汉代。相比起来，以宜训义，是一种训诂学的方式；而以正释义，是一种语用学的方式。
另外，除了义的定义外，义的特性在古代亦有论列，如《郭店楚墓竹简·五行》有“强，义之方；柔，仁之方”之语，用刚强来刻画义的特性，与仁柔相对。《荀子·法行》“温润而泽，仁也；栗而理，知也；坚刚而不屈，义也”，明确以义为刚，以仁为柔。这一思想对汉以后的思想也有重要影响。《易传·系辞》“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也体现了此种刚的特性所体现的伦理性质，及其与“以正释义”的关联。汉代扬雄《法言·君子》更说到“君子于仁也柔，于义也刚”。我曾指出，郭店《五行》篇以亲爱论仁，以果敢论义，以恭敬论礼，其中对仁和礼的理解与春秋以来德行论基本相同，而以果敢论义，已表现出与春秋时代的不同。这些与春秋不同的“义”的理解，正是对后世有重要影响的内容。
二、汉唐注疏以“裁断”论“义”
汉以后，在以“宜”解“义”外，出现了新的两种解释，即以“裁制”和“断决”解释“义”之意义。东汉开始的对义字的这两点解释，对朱子影响甚大。
先来看裁制之说。东汉末年的《释名》谓：“义，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这种定义影响甚为深远。《礼记·表记》中有“义，天下之制也”，但意义不明确。《释名》此处以合宜解释义，来自先秦“义者宜也”的声训，而其裁制思想则可能受到《礼记》“义者正也”、《易传·系辞》“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的影响。所谓裁制，是指裁非正偏，管制规范。以“裁制”解说义字之义，始自《释名》。从对事的态度来看，前引邢疏“于事合宜为义”，强调了事的需要，但与《释名》的说法仍有不同。《释名》的讲法是从主体上说，人裁制事物，使事物各个得宜。而邢疏是说人作事要合乎宜然，重在客体方面。与“裁制”义相通，汉代同时出现用“断决”释义字之义：
义者，断决。（《白虎通德论·情性》，决多指断狱）
《白虎通》用“断决”，《释名》用“裁制”，二义对后世解释“义”字，影响尤大，汉以后经学注疏中多用之。
此种“裁制”的解释，在《论语》《孟子》注疏而外，其他文献亦然。如萧吉《五行大义》卷三“论五常”言“义者以合义为体，裁断以为用”，“金以义断，裁制万物”，孔颖达疏《礼记·乐记》中说到“礼以裁制为义”，“义主断割，礼为节限”，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三十言“裁制断割者，义也”，“仁有偏爱之私，义有裁制之断”。《太平广记》卷六十一：“此则裁制之义无所施，兼爱之慈无所措，昭灼之圣无所用，机谲之智无所行，天下混然，归乎大顺，此玄圣之大旨也。”宋陈舜俞《都官集》卷六《说实》：“义者得宜之名也，裁制画一，义之实也。”宋胡瑗《周易口义》“必得其义以裁制之，则各得其宜也”，“以禁民之有非僻者，使皆合于义，而得其宜矣。然则所谓义者，盖裁制合宜之谓义也”。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政者正也，以正义裁制其情。”这里提出的以正义裁制，还是有意义的。
同样，汉唐其他注疏中也多见以“断决”“断割”“断制”解释“义”的说法。孔颖达疏《礼记·中庸》“天命之谓性”及郑玄注时说“云‘金神则义’者，秋为金，金主严杀，义亦果敢断决也”。事实上，《老子河上公章句》中对“上义为之”的解释就是“为义以断割也”。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经》解“上义为之而有以为”时说：“义者裁非之义，谓为裁非之义，故曰为之。有以裁非断割，令得其宜，故云而有以为。”宋元之际胡三省在《资治通鉴》注中也说“西方金位，主秋，色白，配义，义者以断决为本”。
三、朱子论“义”
钱穆曾指出：“朱子治学不废汉唐，治经不废注疏。”朱子在《四书集注》中，正式的训解，皆采用“义者宜也”的古训。
从经学注疏的方法上说，朱子是沿袭《论语注疏》《孟子注疏》的注释方法的。如“仁义”，朱子似以为不释自明，故朱子不解释仁、义二字为道德之名、道义之名或道德之总体，而是分别就字义而训解。这就可以看出其注释并非纯义理式的说解，而是重视“训诂明”，以及在训诂明的基础上明义理。以《孟子》为例，义字除作字义、章义、文义的用法外，朱子注中涉及与“义”关联的词有义理、道义、礼义、公义、恩义，但朱子只是使用这类词语，不更作解释。而且这些连词的使用也不是解释原文中出现的义字，而是解释文义。其中有些词如理义、礼义见于《孟子》原文。此外，也有用裁制度宜解释其他文义的，如“道，义理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谓以义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
从朱子的这些解释中还可见，古文宜字并非直就当然而言，但朱子所理解的宜，不是实然，而是应然。如说宜是“天理之当行”，说宜是“天理之所宜”。同时，此种解释应该说多是就“事之宜”而言的，而事之宜在朱子即是事之理，这是就宜的客观性意义而言的。
朱子的以宜训义，与先秦即汉唐注疏的以宜训义有何不同呢？我以为这个不同就在于，《论语注疏》对义的训释皆是以事言，朱子则是以心言与以事言加以结合，他以“宜”为以事言，而明确以“裁制”等为以心言。这是朱子与汉唐注疏家的根本不同。
虽然朱子在《四书集注》中主要以“义者宜也”的故训，作为义字的训诂义，但在《朱子语类》中，朱子对义字作哲学思想的界定、把握时，则主要不是用宜来说明义字之义，而是用汉儒裁制、断决之说来阐发义之思想义，显示出朱子经典诠释中对先秦和汉唐的训诂义作了基本区分。同时可见，汉唐注疏中的训释为朱子的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学术依据，换言之，对朱子义理之学产生了影响。此外，汉儒以刚柔论仁义的思想也对宋儒颇有影响。这些都显示了汉儒之学对宋儒的影响。自然，朱子以裁制断决说义，并非仅仅是对汉唐儒者的说法的沿袭，也是他经过哲学的反思、反复的体会而得以形成的。
上面提到朱子《孟子集注》中说“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其中“事之宜”，是以宜训义。那么何谓“心之制”呢？此“制”即是“裁制”之意。事实上，《四书集注》在主要以宜训义之外，也用裁制释义，如解《孟子》“配义与道”：
义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
这两句话，在后世《孟子》的诠释中影响甚大，也是《孟子集注》中朱子训释义字的代表性说法之一。也由此可见，“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其中的“心之制”，便是心之裁制。在这里，宜字完全未出现。这就指出，义的解释不能只顺着先秦汉唐以宜解义的主流，只从事上去讲，必须还要从心上去讲。“事之宜”是从事上讲的，而“心之制”是从心上讲的。当然，这两句注是顺和原文配义之说而来，但也要看到，这两句也是比照仁字的解释“心之德，爱之理”而来，所以对于义字，朱子解释义字的真正特色不在事之宜，而在与仁字一样，都要从心上界定。仁义也好，其他德行也好，都要从心上去定义。与汉儒不同处在于，朱子强调义之裁制是“人心之裁制”。
朱子更多用“断制”来解释义的价值特性。断制二字应该是断决裁制的简化表达，强调面对恶要态度决然，除恶要断然施行。朱子每以断制与慈惠对言，可见其意。这种对义的指示，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价值特性或价值意向。
朱子认为，能不能有断制，与人的性格性情有关，而性格来自气禀。如能断制来自金气禀受较多而致。
朱子论义另一个特点，正如其论仁一样，是把义的讨论置于宇宙论框架之中，使义具有大化流行论的意义。
因为义有判分、断割之意，故一般认为义与和无关，或是与和相反的。但朱子坚持，义表面上似乎不和，其实是和。因为使事物各得其所、各得其宜、各得其分，正是为和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自战国秦汉以来，便常常把仁和义对举，标示出它们各自的价值特性与价值意向。朱子亦然，“仁是个温和慈爱底道理，义是个断制裁割底道理”，便是他代表性的说法，并把四德的价值特性与价值意向归为性之本体，即性理。把义的分析用本体与其发用来展开，用已发未发的分析来说，义是断制截割的未发，断制截割是义的已发。所谓“××底道理”，就是××的理，在心性论上，就是指作为未发的本性的理。义是裁制断割的理，仁是温和慈爱的理，仁之发是温和慈爱，义之发是裁制断割。这是朱子哲学性情已发未发论的基本分析方法。以仁义礼智为性理包含了以四德为德性的思想。不过就论义而言，朱子更关注的似乎是义在由德性展开为德行过程中，义心的特点，即“义在心上”的特点。
四、朱子论“义”之刚柔阴阳体用
朱子论哲学概念的意义，常用“意思”的说法或方法，仁字的意思是如此，义字的意思也是如此。按汉儒的说法，义属金，金气属刚，故朱子论义多强调其刚的意思。
朱子思想的理据来自汉代礼家之说。从阴阳两分来说，阴阳对应仁义，故仁阳义阴。这就说明了何以义属阴。从进退来讲，进而息者其气强，故阳为刚；退而消者其气弱，故阴为柔。于是，义为退而消者，所以属柔。这就是仁刚义柔说，此说主要不是就仁义的道德义而言的，而是就仁义的气化义而言的。
仁是发出来、流出来的，义是发出来后截然分别了、确定的，这些理解与分梳，都是把仁义范畴普遍化为宇宙论的范畴，其讨论也就超出了伦理学的范围，而变为宇宙论的讨论了。由此可见，朱子对义的讨论，如其对仁的讨论一样，更多地关注把义作为宇宙论范畴的理解和应用，把义作为生气流行有机过程的一个阶段，这跟朱子作为构建宇宙论体系的哲学家的关怀密切相关。
朱子主张仁是体刚而用柔，义是体柔而用刚。也就是说，在体上说，仁刚而义柔；在用上说，则仁柔而义刚。这个观点是明确的。综合来看，朱子以仁、义在天德之自然的意义为体，以仁、义在人事之当然的意义为用。即，说仁是柔和义是刚，是在用上说的，而用应该是就人事的当然而言的。至于说仁是刚和义是柔，则是就天德流行中不同特征而言的，是在体上说的。如论太极动静，就是属于就天德流行之统体而言的。这种体用论是指一个事物自身的体和用，仁有体有用，义也有体有用。
朱子晚年之所以强调仁刚义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朱子以仁为体的本体宇宙论已经形成，义的刚柔阴阳，要在这一本体宇宙的架构内来定位，而不是仅仅从义的伦理价值功能来确认。从这一点来看，义的肃杀截断义就远不是宜的意义所能替代的，其哲学意义和地位当然就超过了宜字及其意义。
以上是就朱子义字之说加以梳理。所论朱子之说，还不是朱子对义概念使用的全部，也不是朱子对经典中义字使用的全部理解。这如同我们研究朱子对仁字之说的处理一样。总结起来，义的哲学意义，先秦时代有以下几点：道德，道义，正义，善德，端正。而汉代以来，对“义”的道德要义的把握，其要点在坚守对道德原则的承诺，明辨是非善恶，果断裁非去恶，其根源是对先秦“以正释义”作了转进。受此影响，朱子很强调义是面对恶的德性，突出义是憎恶，是对不善的憎恶。朱子思想对义的哲学理解，一是继承了汉以来的论义的裁断要义，二是把义纳入仁德为首的四德论体系，三是扩展了义在仁体宇宙论中的意义。同时，也应该承认，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裁断义的出现和影响，往往没有突出义概念的价值意义和内涵，而是突出了义作为主体实践的裁度功能，即裁其偏歧，制之归正。朱子对义的理解使用受到汉以后经学词义训释的影响较大，这一方面使得义的价值意义没有得到明确化的发展，这是哲学家朱子受到训诂学影响的限制方面；当然，在仁体论的体系内，义不被作为首要价值来重视是必然的，这正如罗尔斯对基督教仁爱思想的批评一样。另一方面，义的裁断义又使朱子将之引向宇宙论成为可能，发展了义在朱子宇宙论中的意义，充实了朱子宇宙论的结构图景。无论如何，这些问题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
（陈来：长安街读书会主讲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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