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宝安县委（1940年12月至1941年3月）旧址（曾鸿文炮楼）
杨美炮楼
岗头革命烈士纪念碑。本版图片均由孙慧聪摄（翻拍）
曾鸿文
名 片
位于深圳市龙岗区的坂田片区是抗日救亡时期著名的红色堡垒，曾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指挥部、港澳及海外地区抗战物资输送站。目前保留着中共宝安原县委遗址、原布吉乡抗日民主政府遗址、岗头革命烈士纪念碑及纪念亭、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大队交通情报站遗址、就昌楼抗日游击队指挥部等抗日活动遗址，走出了“游击妈妈”邱银娇、为“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立大功的抗日“绿林大侠”曾鸿文等抗日英雄。
坂田片区位于深圳市中部组团的福田、龙岗、龙华三区交界处，东连布吉，南邻民乐、梅林，西接龙华油松、水斗，北靠平湖、清湖，地理位置优越，是中国共产党在粤东建立起的最早一批根据地之一，群众基础深厚。
如今，现代气息十足的坂田城区，仍保留着不少红色历史遗迹，曾作为抗日指挥部的老炮楼、隐藏在普通民居中的地下情报站、镌刻着一村20位革命烈士的纪念碑……与国际接轨的社区中流传着“绿林好汉”投身革命、“游击妈妈”宁死不屈、村民赤足夜渡输送物资的红色故事，70余载时光倏忽而过，这片土地从不曾忘记红色的记忆。
杨美村：抗日“不倒的堡垒村”
位于坂田街道杨美社区0017栋A126号的老屋，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大队交通情报站遗址。即使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遭受前后夹击，不得不离开当地的时候，杨美村仍然是为游击队输送粮草、传递消息的重要中转站，因此，杨美村被称为抗日“不倒的堡垒村”。
193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惠宝、东宝惠边组织两支人民抗日武装队伍，一支是“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由中共香港海员工委书记曾生任总队长，周伯明任政委；一支是“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由中共东莞中心县委武装部长王作尧任大队长，何与成任政训员。这两支队伍是东江纵队的前身，惯称“曾、王两部”。他们长期在坂田片区活动，在甘坑村，就有10多处地方住过游击队，游击队还在甘坑设过税站。
1939年3月，国民党广东当局集结兵力对曾、王两部进行围攻，为保存抗日武装力量，曾、王两部尊重中共东江军委的决定，向海陆丰方向突围转移。1940年9月，曾、王两部100多人从海丰经山子吓、坪山等地，转移到坂田片区及其周边的雪竹径、杨美、上下坪一带休息。中共前东特委决定将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和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合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第五大队，由曾生、王作尧分别担任大队长。其中抗日游击队第五大队主要在当时的宝安县活动，部队驻扎在杨美村一带，交通情报站就设在村民邱银娇的家中。
“被称为杨美村‘游击妈妈’的邱银娇30岁就守了寡，她的家是游击队员的家，儿女都为革命做出了贡献。”曾创作《烽火大鹏湾》等作品的深圳本土作家田青，原名刘煌友，1935年出生在杨美村。他记得，解放前杨美村有十多个中年寡妇，组成了“寡妇队”，经常传递情报、运送物资。“我三岁丧父，妈妈邱满娇就是民运队‘寡妇队’中的一员，经常四处为游击队购粮送物，有时不得不连夜潜行。她曾经挑着百斤的扁担越过重重封锁线，徒步到香港，再将物资运到东莞。”
在群众的广泛支持下，1940年10月，中共前东特委成立“中共宝安县工作委员会”，王作尧任书记、刘汝琛任副书记，统一领导地方党、民运队和部队，广泛深入发展群众。他们凭借着英勇顽强的精神和爱护百姓的作风，在坂田片区杨美村、雪象村、雪竹径村、岗头村、坂田村等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老炮楼：傲然挺立留下“红色印记”
坂田片区现存多处炮楼，其中曾鸿文炮楼、就昌楼等均在抗日战争中直面炮火洗礼，并凭借高墙坚砖傲然挺立。曾鸿文炮楼还曾作为中共宝安县委，扬起抗日救亡的旗帜。
1941年1月，中共宝安县委成立，设址于雪竹径村（现坂田街道新雪社区）村民曾鸿文家中，曾家炮楼便作为中共宝安县委会、东纵主要抗日据点和临时指挥所之一，被后人称为曾鸿文炮楼。
曾鸿文炮楼建于清末民初，当时为防强盗，在炮楼外墙精美的“悬鱼包角”、“锦鲤吐珠”、“鳌鱼摆尾”装饰隐蔽处，均设置了射击孔、瞭望口。在1941年日寇的“扫荡”中，内部曾经被烧空，如今外墙还留有弹孔和烟熏痕迹。
传奇人物曾鸿文年少时离开雪竹径到香港谋生，1937年“七七事变”后，愤于日军的猖狂侵略，他卖掉在香港的产业，带着人手、资金回到坂田一带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中共积极发展武装力量，在全区组织了8个抗日自卫中队，并成立了抗日自卫总队，曾鸿文任总队长。在后来的“文化名人大营救”中，他屡立奇功。曾鸿文的两个哥哥、两个姐妹连同妯娌、连襟都投身抗日，就连儿子们也都是十三四岁就投身革命的抗日小将。
深圳市东江纵队粤赣湘边纵队研究会会长李建国指出，中共抗日武装力量在坂田片区群众基础十分深厚，在当时，整个雪竹径村共有30多户人家，家家户户都有抗日子弟，在整个坂田片区，则不止雪竹径村这一个“全民皆兵”的村庄。至1941年5月，第五大队已由30多人发展到300多人。
“坂田一带的村民普遍支持共产党，因此也成了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眼中钉！他们来村里‘扫荡’，把我们的房子都烧光了。”土生土长的坂田村老人张林新回忆道，1941年农历8月，日寇兵分三路到岗头、雪竹径、坂田地区“扫荡”。全村民舍几被烧光，气派的老炮楼就昌楼幸存于一片焦土之上，火烧不倒，日军恼羞成怒，用大炮瞄准了就昌楼，炮响过后，墙体被炸出了一个大洞，但是内部却丝毫无损，见此，日军别无他法，悻然收兵。
就像这座老炮楼一样，坂田村民坚忍不拔，在焦土之上重建家园，带着对日本侵略者的切齿仇恨，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身边。在1942年以后，就昌楼在共产党的抗日救亡行动中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一度作为惠东宝游击队的抗日指挥部，成为敌人的腹地深处又一座名副其实的抗日堡垒。
如今，就昌楼墙身上被炮弹炸出的大窟窿，还在无声谴责着当年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也见证了坂田片区居民奋勇抗日的赤子之心。
岗头村：历史丰碑告慰革命英灵
在坂田街道岗头社区水库南侧的一个小山坡上，矗立着岗头革命烈士纪念碑、纪念亭，纪念碑上镌刻着20位革命烈士的英名。他们当中大部分都是来自坂田片区岗头、雪竹径、象角塘等村的村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们扛枪上阵、保家卫国，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41年1月，年仅19岁就已是中共布吉区委书记的杨德元来到岗头村，深入群众宣传抗日救国、保卫家乡的进步思想，很快就吸收了第一批中国党员，成立了中共岗头支部。到了同年7月，岗头建立了岗头农民抗日自卫队和妇女组织“岗头姊妹会”，成立了布吉乡抗日民主政府，还办起了《新百姓报》。《新百姓报》的创办人是马来西亚归国华侨李征。1942年，《新百姓报》改名为《东江民报》，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机关报《前进报》的前身。
1941年冬，香港沦陷，岗头村党支部组织党员和群众协助地下党，将原设在香港九龙的一家被服厂转移到岗头村黄泥垄山林里，还挖好两个山洞，用于存放游击队从香港新界运回的炮弹、子弹、炸药等军用物资。1943年开始，深圳地区抗日军民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向日伪军展开了全面出击。2月6日，宝安大队布吉乡游击小组组长陈德和等人在群众的配合下，在岗头村击毙叛徒陈白玉。同年11月，日军出动500余人侵犯布吉，游击总队先后在坂田等地截击敌人。12月4日，日寇又集结500人，由布吉等地出发，对东江纵队实施包围”扫荡“，东江纵队在岗头痛击敌人，粉碎了敌军的扫荡。
在群众的广泛支持下，1945年3月，东江纵队发展成为一万余人的强有力战斗队伍，建立了东莞、宝安、惠宝边、海陆丰等多个抗日根据地。
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创伤还未痊愈，国民党反动派又对共产党的队伍发起了残酷“围剿”。1947年12月，国民党反动武装保安团得知岗头村金竹园果园内住着10多名游击队员，半夜前来围捕。游击队员英勇抵抗，击毙敌排长一名。随后保安团疯狂扫射，导致6名游击队员当场身亡，2人被捕。保安团将6名游击队员的头颅割下，带回驻地挂起示众，2名被捕战士中，一位在途中被杀害，另一位女战士竟被活生生放入行动中被击毙的排长棺材底下陪葬。这样的恐怖做法不仅没有震慑党员和群众，反而让本地群众更加反感国民党反动派。
岗头村的村民将金竹园一役中牺牲的同志埋葬在山上，这也是岗头革命英雄纪念碑的前身。后来纪念碑经历过迁址重建、增设纪念亭及多次修缮，时至今日，坂田街道及相关社区每年都会在碑前举办庄严的纪念仪式。以岗头革命英雄纪念碑为代表的坂田片区红色遗址，见证了中华儿女为家国抛洒热血的勇气，也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坂田蝶变的奇迹。
乡愁故事
在“文化名人大营救” 中立功的“绿林大侠”
由东江纵队抗日史实改编的电影《明月几时有》中，开场便是东江纵队准备在香港开展“文化名人大营救”行动，其中一位“曾大哥”被称为“绿林大侠”，动用江湖威望，为营救开辟了一条安全的山路。这位“曾大哥”，就是坂田雪竹径村村民曾鸿文。
曾鸿文出生于1892年，8岁的时候就随父亲参加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三洲田起义，参加过粤军、海陆丰农民自卫队，后来去香港讨生活，开始接受共产党的进步思想。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拉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曾鸿文立刻变卖了在港的大量产业，于同年10月带着一班兄弟，回到故乡雪竹径，开始了抗日斗争。1938年，曾鸿文加入中国共产党，利用自己的关系和力量，协助游击队在香港新界西北地区组织开展敌后斗争，打通了联通香港地区和大陆的交通线。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香港沦陷，日本侵略者一占领香港，便立即封锁香港至九龙的交通，大肆搜捕在港文化名人和抗日志士。在此背景下，共产党领导下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前身）下辖第五大队派出曾鸿文等人进入香港元朗等地，在短时间内发展出40多人的队伍。1942年1月，首次将在香港地区的部队编为“港九独立大队”。
港九独立大队的诸多行动中，尤以营救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名人最为知名。港九独立大队规划了东西两条护送路线。其中东线由九龙经西贡、大鹏湾，到达惠阳游击根据地；西线由九龙经荃湾、元朗、梅林，进入白石龙游击根据地。
随着营救任务的进行，众多文化界人士来到深圳地区，先后在白石龙村、杨美村、雪竹径村、水径村等村后的树林中搭茅寮，办起了“山寮招待所”，把营救回来的人士分散安置下来。
1942年1月到1942年6月，这场行动成功救下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胡绳、夏衍等800多名文化名人和国际友人，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被誉为抗战史上的奇迹。（龙岗融媒记者 尹萌 孙慧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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