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书有四厄：水、火、兵、虫。唐弢先生在他的书话中将其扩而为六，增添：一是官府禁毁；一是牟利商人的翻印。建国以前的旧家谱这一类家族文献，既然属于古籍的范畴，除四厄外，亦曾遭到了官府的禁毁，据徐建华先生《中国的家谱》考证，清朝政府对私人纂修家谱进行直接干预的，主要集中在乾隆年间，大约形成了两次高潮，第一次是乾隆二十九年，“在清查的基础上，下令所有这些一律删除，并毁其版”；第二次是在乾隆四十年代，其谱禁的背景是清修《四库全书》和“文字狱”的风行，“在这期间，发生了多起家谱中用词或体例不当而被官员举报的案例，最后的处理也就是将版片和所有家谱尽行销毁，并没有殃及人身。”
有关那段历史，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木活字本《（湖南溆浦）郑氏五修族谱》谱序中有所记载：“……谱初修于清乾隆时，江西大吏方疏请毁同姓合建宗祠及宗谱，湘省邻赣，虽同祖不比同姓，然泾以渭独，清亦难分，毁令森严，畴敢少犯，当年谱之未及联五大房者，或此其故欤？”
我手上有一册乾隆三十七年(1772)木活字本《（江西）信丰叶氏宗谱》，凡于谱中遇到“玄”、“桢”、“弘”等字均一一遭到了剜割，千孔百疮，可算得那时谱禁的注脚。可见唐弢先生关于古籍“政府的禁毁”之厄运，在家谱中同样存在。
唐弢先生增补的另一厄“牟利商人的翻印”，因家谱历来不为商贾重视，也就幸运地没遭到此种厄运。但作为家族的重要文献，所谓的“第六厄”竟然就来之于家族本身，也算是家谱的独特之处了。
明隆庆五年新安《汪氏统宗世谱》载：“爰于已末冬致祭毁板昭告竣功而通谱成焉。”清乾隆徽州《方氏会宗统谱》就言明谱成之后，“即毁其板，以杜假冒”。民国三十五年太原堂铅印本湖南《汉沅祝氏六修族谱·凡例》云：“新谱纂成后，老谱尽缴公祠，告庙焚化，恐有不肖子孙伪造老谱，藉生事端，希图罩占田园庐墓。今除新谱编号给领外，谨志数语以杜流弊。”
家谱之第六厄，就是在新谱修成后老谱缴祠焚毁！无论是明代、清代还是民国，都有这样的例子存在。
在湖南地区，同样的规定不只《汉沅祝氏六修族谱》一例，民国二十七年（1938）懿德堂木活字本《（湖南宁乡）宇文氏三修宗谱》“领谱字号”载：“所有各房以前老谱俱已消毁，仅留二册，存宗祠总管保守，轮流管理。”
民国二年（1913）两仪堂木活字本《（湖南湘潭）中湘碑市叶氏三修族谱》凡例规定：“老谱七十二册，历年即久，调验亦因之而废驰，族中或有携带远徙者，或有被回禄而焚毁者，甚至有遗落亲戚迨年深而无以追考者，种种情端，不一而足。兹值三修谱竣，将老谱一律调销，嗣后只以新谱为凭。”
民国十二年（1923）穀诒堂木活字本《（湖南浏阳）熊氏三修族谱》中的“原有凡例”说：“新谱初刷一部公存，交房长轮管，其分领之三十三部均钤记‘穀诒堂’，挨号注明某房某人承领，刊入谱中，初修谱二十二部（即道光十一年修本）各并谱箱缴公祠，旧谱未缴者不发新谱。旧谱祠内公存一部，余汇齐焚寝堂前，免致亵视之。”
相同的情况，自然并不止湖南一省。浙江省遂安，民国三十六年（1947）尚忠堂木活字本《萝蔓世家下洲余氏宗谱 ·领谱字号》有“旧谱有未呈缴毁者均不作行用”的记载；浙江民国二十三年（1934）木活字本《金华午塘邢氏宗谱》，领谱字号中规定：“其将旧换新者各出费银向祠公议，其有旧谱而不来换者，公议两次不换，除名！旧谱俱要缴出，公同焚化，每次仅存一部以备参考。”处罚相当严厉，“除名”即“不入谱”，也就是开除出族，那将生不能入祠，死不能埋葬在祖茔，犹如孤魂野鬼，无所依托，这对一个人精神上的打击是极为沉重的。
再看其它地区，道光十三年（1833）刻本《（江苏）洞庭沈氏重修宗谱 ·例言》：“散新谱必将旧谱按数取齐，以杜私鬻他人，致异姓窜入之弊。”此处虽没有说明旧谱取齐后怎样处理，但无疑也是用来销毁的。
民国二十九年（1940）四箴堂木活字本《（安徽太湖）叶氏宗谱·凡例》：“旧谱一概追回销毁，以归画一，倘有藏匿不缴者，不惟抗干功令，亦且悖逆宗盟，日后查出，除不得行用外仍率公族之人经公处论。”
民国三十五年（1946）木活字本《（安徽宿松）吴贺宗谱·凡例》：“新谱告成，旧谱销毁。旧谱连试版计二百零七册，只因兵燹残毁，缴仅及半。现在收毁外，有远徙赴陕，多无定所，或霉烂损坏，或呈官遗失，无所跟踪，日后寻获缴祠，照例销毁，不可隐匿。”
民国十九年（1930）雁门堂木活字本《（安徽太湖）童氏宗谱·领谱字号》：兹当新谱告竣，正宜旧牒稽查，但同治丙寅岁绍修宗谱与道光癸未岁一次老谱概未销毁，迄今照收谱字号追查，仅有族、大二字号共二册被粤匪蹂躏江乡，因付劫灰。不料文开收领脉字号一册，私自交递，系以文之子孙用章携至陕省，实属收谱者之咎，而不知为传家之宝也。似此旧牒浩繁，恐收藏不慎，反致滋事生端。在祠公议，道光癸未老谱留明字号一册，存瑛股从臣收，同治丙寅年老谱留稽字号一册，存玪股焱文收，光绪己亥年老谱留自字号一册，存玪股伯陶收，其余三次老谱，尽行销毁，合族不得以消除老谱藉口，因为之特志焉。”
民国十四年（1925）报本堂木活字本《（江西萍乡）萍北秋江蓝氏族谱·领谱字号》：“存老谱六集，因续修誊稿涂改字焚化二部，余照旧分领，坟山、支祠、挂牌、签条、序板共计二十九块，谱盘四支，概归公箱族长承领。”
民国二十八年（1939）青白堂木活字本《（江西）万载饶田杨氏族谱·凡例》：“谱告竣祭谱日，仅留旧谱一部，其余并新谱草稿一一汇齐焚化，只字不留，止将新谱并所存旧谱编立字号，各房依号领收，每岁祭祖各携所收之谱，合族面考，无有参差，然后仍各领回，非过慎也，所以核实也。”
所幸的是，此为光绪十一年（1885）三修时所定规定，也就是说，所焚化的老谱为道光十八年二修本，因为在本谱的“领谱字号”中，记载着“又存旧谱五部”的字样，可见到了这时家族已没有严格执行当时的规定了。
在民国三十七年（1948）中山堂木活字本《（湖南浏阳）汤氏宗谱·凡例》记载：“辛亥旧谱公存一部，交总理收执，余俱毁销，有遗漏未毁者恐系非种窃据。”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收取辛亥老谱时，或没有完全取齐，以致于有“恐系非种窃据”所叹。
这或许与家族的开明或家法逐渐松驰有关，民国二十六年（1937）木活字本《（湖南湘阴）龙氏族谱·族谱保管条例》说：“本届族谱至下届谱告成，不依旧例焚毁，听凭族人自由保管之。”
又如宣统元年（1909）克复堂木活字本《（湖南宁乡）沩宁枫林颜氏支谱·例言》中亦说：“谱例新谱告成，老谱悉行调销，不过仍存数册发备查考。本届续修谱牒则异，是非不沿例也，盖以老谱印有《黄门家训》、《鲁公文集》、《陋巷志》暨名公巨卿著作、谱叙文字等甚伙，即未重付梨枣，实因节省经济起见，且从简单办法，以故一律保存，一则以壮观瞻，一则以为后嗣模楷。”话说得比较漂亮，但可以看出主要还是因为经济上的缘故。
相同的例子还有湖南善化的彭氏家族，在同治五年（1866）乐叙堂木活字本《横溪彭氏续修族谱》例言中说：“家藏旧谱宜携旧领新，免致别生异议，至旧谱只存二册，公议峻一公房存一册，麓一公房存一册，以便查对，余悉钞毁。”但到了民国三十八年乐叙堂木活字本《横溪彭氏四修族谱》时，在“四修序”中说：“为樽节经费计，本届家乘就现存三修之谱，继自九派而续修之章刚，一遵先例，其各房之三修旧谱，有被回禄或战祸而损失者，仍由一派起照旧刊志，惟旧叙、凡例、目录、传志、铭状、家规、祠规、家训、祠墓图、更名录、生生录、考终录及垂丝图不加续印，当经诸公同意，始付剞劂，所以难副全族之望者。”所以，这一部民国谱实际上是仅印制了光绪三十二年（1906）三修谱以后所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添加在光绪三修本上，把光绪三修本拆散后合并重装。经费节约到如此程度，如果再要求如前例言所规定的“余悉钞毁”，当然是不可能了，所以有“难副全族之望者”的说法。
新谱修成后老谱缴祠焚毁，其出发点还在于家族对家谱的重视，“恐有不肖子孙伪造老谱藉生事端，希图罩占田园庐墓”“免致亵视之”“以杜私鬻他人，致异姓窜入之弊”等等。清同治十三年敦睦堂木活字本遂安《范阳卢氏宗谱》里的“领谱字号”说明更为明确：“窃按，族之有谱，无论旧集新编，颁于子孙，宜少不宜多也。多则取览太便，子孙保无亵越乎？且或有所遗失，谁复严究？不肖之子孙且得从中生变焉。故凡辑谱者新编告竣，旧集无不焚化，职是故耳惟利是图。我卢氏柯峰、巧塘两派，阅前谱，按会计谱书，前朝尚存万历甲寅谱一部，本朝康熙丙子谱一部，惟乾隆己巳谱尚存有七部，盖前因则六宗合修后乃分而不合，前辈士君子有不忍分辑之心，故致旧集延今未毁也。兹当重辑之年，众议谱书过多种种不美，况兵燹之后，旧集业已不全，不如只留乾隆己巳毕字号一部，两派子孙轮流珍收，俟日后六宗串辑，以备参考，仍不失先人存旧集之遗意也。其余俱付丙丁。新编仍依旧规刊刷拾部，不必增添，于是将本年新编颁于子孙，珍而藏之，庶几哉以少为责，取览之下不致亵越，不肖之徒无取生变，是为按。”
这不能不令人惊叹，在上所涉及的浙、湘、赣、徽、苏等省份（只能提供这几个省份的例子，当然与笔者所浏览的家谱面狭窄有关，我想其它地区，这类例子也应不在少数），纵横数千里，以古代的信息难以互通这一点来考虑，当然不可能是一踯而就的结果，是在历史岁月的沉淀下慢慢形成的，同时也可以说明这种方法在当时确实深得人心。
这当然是因为以家谱为由，藉以横生事由的事例多有发生，才会让家族出此下策。
此类事由发展到讼诉的记载在家谱也层出不穷，如民国十五年(1926)明禋堂木活字本《（浙江嵊县）儒林沈氏宗谱》谱卷一“谕”载录“同治壬申年陈邑主”一文：“谕讯得沈施兰等，呈控沈施龙、沈德坤等匿谱捺载，并据沈德坤等以沈施兰等各派归宗等情，具诉一案，兹集庭讯。查沈姓宗谱，内分仁、义、礼、智四派，沈施兰等系东浦仁派，沈德坤等系石佬岭下礼派。查阅沈德坤等呈缴乾隆年间老谱并无沈施兰等祖上名目，至嘉庆年间修谱始有发润名下‘自东浦顶入’字样，后因争当茔产涉讼，断令归宗，至道光十六年沈施兰等已归仁派，自修宗谱。是以道光十七年沈德坤等族内修谱，并无沈施兰派内新丁载入，其早经归宗无疑，今沈德坤等礼派修谱，沈施兰等欲将新丁载入，则与前谱两歧，何能允准？本县衡情酌断，沈施兰等本系东浦仁派，仍应归宗仁派，宗谱刊载不得混入沈德坤等礼派，希图妄争茔产。道光十七年礼派修谱时沈施兰已将新丁漏载，则目下倘或东浦仁派不允刊载，当恳沈德坤等开明发润名下谱头，自行修辑宗谱，以断讼根。案已讯结，余免深免，取具两造，依结送查，此判。”
对于当时的家族来说，把旧谱取齐销毁，自然少了许多端由。
但反过来理解，如果家族为了某种利益在当时就不依旧谱而自行窜改，随之又把老谱销毁，时过境迁，又有谁能说得清？
在载录粟裕将军世系的民国二十年(1931)木活字本《粟氏族谱》曾有如此记载“……吾族衍自江陵，迁于建业上元县，东方厢柑子坪，其故宅也。相传粟公实寰，积德修行，生五子。长名顺朝，登至元（武）进士，官游击，状貌魁梧，拔勇超群。明朝庭用平章刘国杰，议置戍，屯兵湖广之辰澧、贵州之黎镇等处，复设隘丁寨兵，制御蛮峒。乃命公镇抚。遂携祖妣胡氏、长子荣富、次子荣贵及其弟顺京、顺主、顺位、顺仁就食于官。嗣后没于王事，遂寓居通道之文坡，四弟各择乐土，渠阳、黔阳皆其裔也。明初富公已还原籍。贵公生子通魁，于洪武十八年徒居会同高溶村，长子总会公累叶承居；次子总全公又徙城东之清溪小坡旧寨。居五世，克元、克先二公近徙龙塘，皆于山水迥环、田土膏腴，可为子孙长久计也。世事沧桑、叠经荣悴，而蕃滋日盛，且皆安分循理，惟于孝弟力田为传家至宝。盖金陵为六朝帝畿，衣冠文物甲于天下，即远适异国，僻处苗疆，而遗风不泯也……”而到了1986年，湖南会同县粟氏家族为了证明自己是侗族，最主要的证据，便是引用了《粟氏族谱》：“据会同粟姓族谱记载：‘粟公实寰，遂通道之文坡，子五，各择乐土渠阳，黔阳。明初，荣贵子通魁，于洪武十八年（1385年）徙居会同高溶……’”在这里，删去了一些至关重要的文字，如“遂通道之文坡”之“遂”字后“寓居”两字，使文意大为改变。也使得会同粟氏顺利成为侗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1989年7月19日（1989）政干字第288号批复同意粟裕恢复侗族成分，粟裕将军也就有了侗族身份。而在1951年国庆观礼的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曾问粟裕：“你是湘西人，是少数民族吧？是不是苗族？”粟裕将军笑答：“不是，主席。我们那个会同县有苗族、侗族、水族等少数民族，也有不少汉族，是个多民族聚居地区。”
这一事件在新晃侗人吴跃军先生所著的《1951年国庆观礼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和粟裕谈话的侗族身份历史公案》记之甚详，如果没有这部《粟氏族谱》的发现，粟裕将军的侗族身份也就铁板钉钉。由此猜想，如果当今粟氏再重续家谱，仍能依照老谱修订吗？后辈族人，还会知道事情的真相吗？
当然，以上事例虽非个例，但也并非是全部，家族为了保证本家族的家谱不至外流，生出事端，除上所述老谱缴祠焚毁外，还有相当严厉的保管措施。如咸丰五年（1855）木活字本《（浙江鄞县）显爵应氏宗谱》凡例云：“凡族内有毁易宗谱与私窃出鬻者不孝莫大焉，日后得其主名俱系出族之条，其子孙亦概不入谱”；光绪七年（1881）木活字本《（江西崇仁）叶氏七修族谱》凡例亦规定：“谨收藏。兹谱之成不惟费资积日累月，搜罗博采，几敝精神，子孙收管不可弁髦视之，每逢冬至，齐谱归祠以徵谨收，之间如迟一日不到，罚银三钱；三日不到，罚银一两，谱到免杖；若临期不到，罚银十两，拘谱削派出族，以著踈慢之罪，或有遭火盗失去者通词禀告族众可也。”诸如此类，比比皆是，这一点，不少谱牒研究都有所涉及，也就不多说了。
新谱修成，老谱缴祠焚毁，这一举措在当时能得以举族响应，应该说确是有它特殊的作用，使家族由此而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但对于今人来说，这无疑是家谱的一个相当严重的厄运，有多少本来或许可以传世的家谱由此而毁。
世事之难料，又有谁能说得清，对于这些历尽千难万劫的家族文献，还有什么理由不比以往更让后人值得珍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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