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以程蝶衣一场人戏不分的自刎结束，于是愧疚和爱都在死亡的高潮中得到了释放，可是捧起李碧华的小说才发现，这场生命的盛宴终究是苍白的，不过是人们对真善美追求中的一段脑补，根本不存在。
小说里的程蝶衣活了，段小楼活了，活在北京，活在香港，活成老伯，尽管两人都假想过死亡，但毕竟，还是活了。
李碧华是香港上上个世纪70年代的著名作家，出挑的作品包括今天所谈的《霸王别姬》，张曼玉和王祖贤主演的《青蛇》，梅艳芳和哥哥主演的《胭脂扣》，陈冲主演的《诱僧》，杨千嬅主演的惊悚故事《饺子》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个年代香港电影的繁荣离不开李碧华的才气。李小姐惯写风月之事，男女奇情，可结局没一个是完满的，好比一盆甜甜糯糯，满口流油的红烧肉，吃到最后都是腻的、苦的。人性的凉薄是小说永恒的主题，只要肯挖，就一定能发现再亲密的关系里都存在大大小小，深深浅浅的缝隙，而李小姐就像一个孜孜不倦的设计师，给她创造的情欲城市埋下了无数沟壑。
如果，像王尔德说得那样，一切美都要靠牺牲保存，那么是不是可以反过来理解，一切丑都要靠活着来瞻仰？所以，我们的李小姐是不喜欢死亡的，能劳驾她写死的人物大概只有性烈如火极为任性的红萼公主、跨过奈何桥苦等十二少的如花了，其他人，尚在欲海沉浮，配不上。
那我们就来看看，小说中的程蝶衣和段小楼，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究竟可以死上几回，他们的活又代表了什么？
第一回：断指之痛民国十八年，天寒日短，漫是人声，艳红拉着她八九岁的儿子小豆子，拜见了唱戏的关师傅，请他收作徒弟。小豆子天生六指，虽然长得眉目清秀，却登不得台，吃不了戏饭，关师傅扬手打断，不肯留人，艳红一狠心，在灶旁剁掉了小豆子手上横生的枝杈，血光潋滟，凄厉惨烈，却也给儿子剁开了一条生路。
小豆子是童年时代的程蝶衣，一出场就在血肉模糊之中，但是在医疗条件极差的民国，他却没有感染，没有失血过多，也没有因为后续日夜思念娘亲而死去。从小说框架来说，他当然不能在这个时候死去，死了的话就变成一部志怪小说了，所以后文即便被同门师兄弟欺负，被师傅撕腿、打板子（师兄小癞子因扛不住关师傅的惩罚上吊死去），我们的主人公还是活了下来。
第二回：侵犯倪老公是满清太监，虽然大清亡了，但是权贵势力却在民国畸形地存留着，六十大寿，倪老公招来戏班子唱一出《霸王别姬》，要讽刺讽刺那帮不肯像虞姬一样为国捐躯尽忠的文武大臣（他忘了自己也是不肯为国捐躯的遗老遗少）。戏间他看上了扮相娇美的小豆子，并在某种近乎变态的心理主导下侵犯了小豆子。小豆子，并没有像《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作者林奕含那样选择死亡，也没有像女主人公房思琪一样发疯、癫狂，他活了，成了角儿，还在十几年后的一个下午看见了落魄卖洋火的倪老公，书中是这样描写他们相遇的情景的：
蝶衣一瞥，怔住。
这老得不成样子的烟贩子，好生眼熟，竟是当年的倪老公！
“您？您老还认得我们么？”
他曾是他抱在怀中的小虞姬呀！
倪老公抬起花浊的老眼，瞅瞅二人。
他坚决地摇摇头，垂眼不答。
为什么再相见是这样的平静？难道不应是不堪回首或者歇斯底里吗？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性一直是被压抑的话题，谈性色变，如临大敌，令正人君子不屑，但是这种压抑并不是对等的，统治阶级的特权从生死、财富、名誉上一路渗透，逐渐浸淫了性这件事。蔡永康指导，王祖贤主演的电影《阿婴》从性上反应了男人对女人的压迫，作为统治阶级的男人天生可以三妻四妾，一天换一种感觉，但是女人必须从一而终，否则就要“骑木驴”，被活活折磨死。同样，帝王可以有龙阳之癖，可以不顾所谓的阴阳交合之理。前段时间大火的《凤求凰》中山阴公主有面首数十人，这在一个夫为妻纲的年代完全无法理解，但是权利就这样具有破坏性，一切规则在权利面前都要低头。换句话来说，权利才是最终的规则，根植在封建时代的不是礼法，是权利。所以，小豆子从“神色凄惶”，“自己也不懂，只惊骇莫名”的无知、懵懂转到了他日相见的平静，甚至是对旧时光的怀念，名字变了，命运变了，但是骨子里对于权力的恭敬，没有变。
袁四爷是成年后的小豆子碰见的第二个倪大公，靠着日本人的势力，这个角色可比台上的楚霸王风光多了，书中描写到“袁四爷不是什么大帅将军。时代不同了，只是艺人古旧困囿狭窄的世界里头，他就是这类型的人物”：包厢看戏，袁四爷俯视众生，一切都在股掌之中；请蝶衣去小院一聚时，语含威胁，还留下一班随从；惯用动物做喻，生取稚鸡尾巴，说这样才够伶俐、够柔软，以蝙蝠割颈放血，说这样的才够养生、够滋补……虽然在他成为蝶衣的第一个“男人”背后，有蝶衣“酒不醉人人自醉”的自我欺骗、自甘堕落，但是谁又能否定权利是那么强大，让蝶衣瑟瑟发抖，开始默认、接受并愉悦呢？书中很耐人寻味地写道：
袁四爷又差人送来更讲究的首饰盒子了，头面有点翠、双光水钻石、银钗、凤托子、珍珠耳坠子、绚漫炫人的顶花。四季花朵，分别以缎、绫、绢、丝绒精心扎结。花花世界。他给他添置戏箱，行头更添无数。还将金条融化，做成金丝线绣入戏衣，裙袄上缀满电光片。蝶衣嗔道：
“好重，怕有五六斤。”
班主带笑恭维着他的行头：
“唷，瞧这头面，原来是猫眼玉！好利害！”
背地呢，自由人小声议论：
“又一个‘像姑’……
……
但，谁敢瞧不起？”
就像卷首所说，“每一个人，有其依附之物。娃娃依附脐带，孩子依附娘亲，女人依附男人”，而蝶衣依附四爷（情愿也好，不情愿也罢），他的生命不仅不会凋谢，还会枝繁叶茂，越来越珍贵。
第三回：日营唱戏
段小楼性子硬，不愿意给鬼子唱戏，得罪了宪兵队，饱受牢狱之苦，菊仙以“离开段小楼”为筹码，请蝶衣相助。蝶衣拼尽所学，给虎彪彪但懂中国戏曲的青木大佐唱了《牡丹亭》，唱了《贵妃醉酒》，最后换来师兄的保释，但是创痕累累，疲惫不堪的段小楼厌恶极了此时此刻为日军唱戏的程蝶衣，书中描写道：
谁知小楼非常厌恶、痛心，呼吸一口子急速，怒火难捱。他的眼神好凶，又夹杂着瞧不起，只同吃下去一头苍蝇那样，逼不及待要吐出来：
“你给日本鬼子哈腰唱戏？你他妈的没脊梁！”
一说完，随即啐了蝶衣一口。
唾液在他脸上，是一口钉子！
他惊讶而无措，头顶如炸了一个响雷。那钉子刺向血肉中，有力难拔。
呆立着。
情之深，意之切，乃至忘却君国大义！蝶衣不是不明白自己走错了，只是不明白师兄为什么要过早地点醒他，书中描写道：
跌跌撞撞，逃不出升天。蝶衣虚弱地，在月亮下跪倒了。像抽调了一身筋骨，他没脊梁，他哈腰。是他听觉的错觉，轰隆一响，吧嗒一声，万籁竟又全寂，如同失聪。
从当时危急的情况上讲，日军宪兵队在林子里枪杀了数名中国人，枪声突突，能让蝶衣的耳朵暂时一聋，但从生理学的角度讲，当人情绪异常激动时，大脑皮层的其他感知会被抑制，所以很多激情杀人犯会形容自己杀人时听不到周遭一点声音，那是因为他的愤怒已经抑制了听觉。放在这里，我们似乎也可以猜测，蝶衣被小楼所不耻后，又羞又恼，这种情绪完全在大脑中占了上风，让他“聋了”。但即便如此，程蝶衣还是没有死，他不像古代的贞洁烈女头悬梁，一上吊，以死谢罪，反而选择了活着。那他是怎么一种活法呢？书里描写到，“留声机的大喇叭里响着靡靡之音”，“房子布置地更瑰丽多姿，什么都买，都要最好的”，“镜子越来越多，四面窥伺”，撕杭州名贵的彩绢扇子、撕戏衣、抽鸦片、逗猫……总之，如果玩物能够丧志，程蝶衣要的就是这种感觉。假如死亡是在现有基础上给生活画一个句号，那么堕落就是在不断试探生活的底层，也正是在这种试探中，新旧痛楚交替，一个带着倔强、妒忌和爱意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当然除了“生不一定比死快乐”这种理由之外，生活中还有一种”奇怪”的现象，或许能再做补充。面对富足的生活，很少有人能选择一走了之，大部分“熬不下去”，都发生在战乱、流离等恶劣环境中。此刻的蝶衣还是那颗被众星星捧着的明月亮，拥有世俗意义上的一切成功：热爱的戏曲事业正处于巅峰、坐卧行走被打点得优渥精致……想要抛下，谈何容易？
第四回：文革批斗
文革批斗大概是整部小说最折腾的部分了，概括起来就是：因为扮相妖媚被批斗，因为墙上悬了一把剑被批斗，因为不肯离婚被批斗，因为存了戏衣头面被批斗……总之，道路以目，人心惶惶。在经历了游街、群殴、坦白室之后，小楼和蝶衣迎来了人性中最无耻的考验：互相揭发，刚开始两人还避重就轻，只是谈些对方无关痛痒的缺点，但随着看客愈燃愈烈的不满，每个人不堪回顾的伤疤都被狠狠揭起，小楼说蝶衣给袁四爷做“相公”，蝶衣说小楼逛窑子，小楼说只要不伤害他的爱人菊仙什么都成，蝶衣说菊仙不过是臭婊子、骚狐狸、下三滥的货色……二人隔火对峙，带伤带痛，宛如一具行尸，明白一切都完了。
在日日剧烈的“表演”中，蝶衣的生命终于被一点一点耗尽，他摔碎了破碗，磨尖了碎片，脖子上一拉，完成了距离死亡最近的仪式。我们先来说说，为什么这个时候蝶衣想死了？
物质环境太恶劣：牢狱里面都是大小便的味道，游街被吐沫星子乱喷、一批又一批的小将拳脚相加……肉体上确实熬不下去了；
周围环境的暗示：科学研究表明，自杀极具传染性，当周围出现自杀案例后，群体的自杀率也在概率意义上显著提升。在文革前后阶段，蝶衣接连目睹了倪老公的濒临死亡、某作家的濒临死亡、作家妻子的跳楼、菊仙的上吊等等，生命的脆弱在此刻已经达到巅峰，蝶衣似乎除了死看不到其他出路；
人性的回归：如果说在日营唱戏尚可用文化不分国界来搪塞，那么检举师兄还能用什么来掩饰呢？何况此时此刻，他惊觉小楼是知道自己与袁四爷暧昧的，他没脸活在这世上了。香港媒体逼死了阮玲玉，众目睽睽逼死了程蝶衣，羞耻的秘密一旦公布于世，就宣告了灵魂的败亡。
当然，灵魂死了，身子还能活。蝶衣又活了下来。
这次活既是侥幸，又是必然。侥幸在于蝶衣瘦了，瘦到脖子上全是褶皱，碎碗又钝，磨了好几下，没割着动脉。必然在于，戒备森严，这些牛鬼蛇神们哪能轻易死掉？红卫兵小将们“制造死亡，也可以阻止死亡”，他们大喝了一声，夺了破碗，程蝶衣便死不了了。书中这样描写到：
红卫兵的首领排众而出，下令：
“你要死，偏不让你死！”如同判官，铁面无私，转眼而凶悍。
大伙遂一壁胡乱止血一壁在喊：
“文化大革命万岁！”
蝶衣血流了不少，命却留得长。他跌坐退缩至角落，一双手慌乱地摇，声音变得尖寒，凄厉如月色中的孤鬼：
“我没有文化！不要欺负我！不要欺负我！”
蝶衣并没有虞姬那么幸运，在一个紧要的关头，最璀璨的一刻，不想活了，就成功地自刎。
——他没这福分。还得活下去。
生和死，都是一种权利。有的时候，剥夺死的权利，更是一种压抑。
第五回：梨园重逢劳动改造后的段小楼来到了香港，起初身子好，能熬夜，在电车公司上班，后来老了，工作失掉了，住在廉租屋里，瞒着蹭着政府补贴过活。某日在街上闲荡，忽然发现一支大陆到港访问的戏曲团里赫然列着程蝶衣的名字，才知道平反过后，蝶衣成了艺术指导。兄弟重逢，半悲半喜，合唱了一首霸王别姬：
蝶衣剑影翻飞，但身段蹒跚，腰板也硬了，缓缓而弯，就是下不了腰。终于这已是一阕挽歌。虞姬抚慰霸王，但是谁又来抚慰虞姬？他唱得很凄厉：
汉兵已掠地，四面楚歌声，君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
就用手中宝剑，把心一横，咬牙，直接向脖子抹去。
血滴……
小楼完全措手不及，马上忘形地扶着他，急着用手捣着他的伤口，把血胡乱地，“拨回去”，堵进去……
剑光刺目。
蝶衣望定小楼。他在他怀中。
他俩的脸正正相对。
到了这里，电影也就结局了，在舞台方寸地，各自赎完了一辈子的孽债。但是，屏幕一黑，故事还在上演。
小说没有结束。
“灿烂的悲剧已然结束。华丽的情死只是假象。”这一切的一切不过是蝶衣的臆想，戏唱完了，日子还得过下去，蝶衣回到了北京，继续做他的艺术指导，小楼则留在香港，辗转于生计之间，朝不保夕。
活在了死亡假设的满足中，兀自陶醉。蝶衣明白，前半生的情终究是错付了，不愿意想起，不愿意提起，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遗忘。
我们都是凡人，柴米油盐尚且不易，何来资本谈情弄爱呢？情深不至，没有到杜丽娘“使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的地步，只能盼望着小说中的才子佳人用一场生命的祭奠来成全。从心底，我们大抵是盼望程蝶衣死去的，但是作者偏偏要把他写成一个世俗男子，尚在欲海沉浮，活着不尽如人意，却也好像不值得为什么去死。总之，不得解脱。
在《霸王别姬》这部小说里，生死便这样分分合合，扑朔迷离，而围绕着生死的是数十年来的时代变迁以及不灭人性。也许，就像余华的《活着》所描绘的那样，生，大概是人类最原始的本能。只有生，才有欲望的绵延，只有生，才有一代又一代说不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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